溥仪曾幽默地说：“我曾经做了4次皇帝。第一次是3岁时继承先人的皇位；第二次是1917年，张勋在北京复辟，拥戴我做了10天的皇帝。第三次是1932年，日本人在东北把我扶上了伪满洲国皇位；还有第四次当皇帝，是在前年，我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获得了选举和被选举的全部权利。现在我同其他中国人民一样当家做主，是一个‘集体皇帝’。”
1959年12月4日这一天，气氛非同寻常。在押的300多名伪满和国民党战犯忐忑不安地坐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大礼堂中。礼堂中央悬挂的“抚顺战犯管理所特赦大会”红色条幅分外醒目。
会场一片寂静，战犯们既激动又紧张，不安地望向谈笑风生的管理人员，他们手中握着的正是特赦名单中。
“爱新觉罗·溥仪！”
原本不停地在心中祈祷的溥仪先是一愣，而后慢慢站起，缓缓地走到主席台前。他伸出颤抖的双手，接过特赦通知书，然后深深地鞠了一躬。当溥仪过身时，人们发现他早已是泪流满面。
所有人都没想到，第一个被特赦的竟然是这个末代皇帝。
其实，溥仪最该感谢的人是毛泽东，原本名单中没有他的名字，但毛泽东却说：“要放，就先放‘皇帝’，我们共产党要有这个气魄。”
几天后，溥仪和同一批特赦的狱友们踏上了去北京的列车。平生第一次与老百姓们坐在一起，溥仪感到既兴奋又新鲜。新中国是什么样子的？未来的生活又会如何呢？正在他浮想联翩的时候，车上发生的一幕给了他最好的答案。
一个小姑娘突发阑尾炎，女教师坐火车带她赶往沈阳治疗。乘客们纷纷为她们让座，乘务员也连忙打电话请沈阳站的工作人员协助。溥仪在传《我的前半生》中记录了这感人的一幕，并感叹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在今天也已变成了现实。”
1959年12月9日，溥仪走下了列车，几个兄弟姐妹早在站台上等候多时。
一声“大哥”，让溥仪心中五味杂陈。虽为手足，但在他的前半生中却从来没听到过这个亲切的称呼。那时，他是高高在上的皇帝，而这些弟弟妹妹则是臣服在他脚下的奴才。人生50多年，溥仪第一次体会到了普通人的家庭温暖。
回京不久，周恩来就在全国政协会议室接见了溥仪。周恩来问溥仪：“特赦后有什么打算，想从事哪方面的工作？”溥仪说：“我对医学感兴趣，在战犯管理所的医务所帮过忙，所以我想当个大夫。”
周恩来却不赞成，风趣地说：“你就会改药方，非得给人家治死不可。”听了周恩来的话，大家都笑了。
1960年2月16日，溥仪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来到位于香山的中科院下属北京植物园参加劳动。行前，周恩来请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平杰三达了几点意见：“下放劳动一年，半天劳动、半天学习，礼拜天可以休息。每两星期回城一次，可以由活动，生活困难另外补助……”
据说，有人曾建议安排溥仪到故宫去劳动，周恩来不同意，他说：“故宫每天那么多游客，如果都来看‘皇上’，怎么办？”作为一国总理，周恩来为溥仪考虑得不可说不细。
对于溥仪的到来，植物园领导非常重视，大家对溥仪的态度也很友好。带着溥仪干活的冀绪英回忆，开始溥仪总是一声不吭，开生活会时也只是闷头作笔记，从不发言。直到很久以后，他的这种拘束感才慢慢消除，开始和同事们熟络起来。
溥仪待人随和，爱跟年轻人开玩笑，拍人肩膀时也特别使劲。卢思聪记得，一次小伙子们逗他讲清宫秘闻，溥仪说已小时候爱吃春饼，有一回吃多了，两个太监就拎着他的胳膊往地上礅，说是帮他消化。溥仪讲故事时的样子引得大家哈哈大笑，他己也跟着畅快地笑起来。卢思聪说，溥仪从不忌讳谈清宫的事，但对日本人他却从来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