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伯名昌，武王滅商後被追尊為文王。文王總結與商王國直接對抗招致失敗的教訓，改變東進勢頭，採取內修文德，穩固後方，結交盟友，擴大影響的策略，壯大周人勢力。同時打著擁護商王的旗號，逐步翦除商王國的羽翼，實行大包圍的戰略，為武王滅商鋪平道路。
文王圖
文王修德蓄積力量
文王繼位之初（帝乙二年），因報父仇心切，貿然伐商，遭到商王帝乙大軍的反擊，周原兩片契刻著“（冊下口）周方伯”的甲骨，據說記錄的就是這件事。“冊下口”與“伐”同義，“（冊下口）周方伯”，就 是“征伐周方伯”。顯然這樣的刻辭表明，國勢尚未達到黃河岸邊的周方遠征太行之東的大邑商，確實有些不自量力。受挫後的西伯重新檢討內外政策，認識到唯有遵從太王、王季之法治理國家方為上策，於是積極倡導“篤仁，敬老，慈少”的社會風氣，百姓擁護，自身威望提高，國內上下團結一心，共同為國家的富強而奮鬥。西伯又以“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的謙虛態度贏得大批賢者歸周。西伯薈萃了天下的賢士，盛況空前，“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多士”濟濟周邦，個個都勤勉工作，成為治國骨幹，協助西伯把周方管理得安寧昌盛。春秋時胥臣在回憶這段歷史時曾說文王主動“詢於'八虞'，而諮於'二虢'，度於閎夭而謀於南宮,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重之以周、邵、畢、榮，億寧百神，而柔合萬民，”韋昭謂“八虞”是八個虞官，他們是伯達、伯括、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二虢”為虢仲、虢叔；其他人除閎夭外，分別是南宮括、蔡公、原公、辛甲、尹佚、周文公、邵康公、畢公、榮公。又有黍顛、散宜生,而姜尚（姜太公）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這些來自四面八方的賢良麋集在西伯周圍，形成一個治國的智囊團和執行軍政要務的幹練集體，協助西伯制定正確的內外政策，使周邦日益強大。這些人當中的中堅分子，後來又成為輔佐武王滅商的重要謀臣和武將，武王稱之為 “予有亂臣十人”。亂臣”就是治國之臣。西伯治國的故事是歷代統治者稱頌的典範，其實主要經驗不外乎兩條:一是以安民為 本，那些鰥寡孤獨者更在優先照顧之列，全社會形成尊老愛幼的和睦社會風氣，國家自然會保持齊心協力求發展的向上勢頭;二是把建立一個容納賢達之士的參謀班子和貫徹正確政策的軍政領導骨幹集團，視作國家建設的重要政治措施，體現出上下同心同德,勵精圖治的局面。
文王求賢
西伯君臣的強國之路和對商王暴政的不滿，被崇侯虎所察覺，他向帝辛（紂）陳說利害，言“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響之，將不利於帝”，於是帝紂“囚西伯於羑里”（今河南湯陰），失去領袖的周邦在營救西伯脫險的過程中，謀士們的作用充分發揮出來，他們針對紂王貪而好色的弱點，制定出進獻美女和玩好的策略， 《史記•殷本紀》雲：
西伯之臣閎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西伯出而獻洛西之地，以請除炮烙之刑。紂乃許之，賜弓矢斧鉞，使得征伐，為西伯。
謀士們的計策很奏效，不僅西伯因此而倖免於難，而且從紂王那裡獲得征伐大權。見利忘義的紂王又將忠於他的崇侯虎出賣給西伯，說什麼“潛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並未按紂王的提示去攻打崇侯虎，而是在政治上向主要對手發動進攻。因為獻洛西之地換得紂王去"炮格之刑”，等於在天下人面前公開揭露商王的貪婪和殘暴，西伯卻在這一過程中樹立起為天下人請命的形象。從而產至前者失人心，後者得人心的政治效果，出現“諸侯多叛紂而往歸西伯”的局面。這種有利於周邦的政治發展趨勢，在很大程度上與西伯正確分析形勢、合理採納謀臣建議、及時作出高明決策並付諸實施是分不開的，它所產生的政治威力勝過千軍萬馬在戰場上廝殺獲得的勝利。
“陰修德”的西伯，在諸侯中的威望日益增長，甚至高於商王, 諸侯間的矛盾都願求他出面解決，虞（在今山西平陸）、芮（在今山西芮城和陝西大荔之間）之爭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這兩個毗鄰的小國為爭田互不相讓，便“相與朝周”，可他們至周看到“ 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的禮讓風尚後, 兩國之君感愧而歸，從此友好相處。這件事在諸侯中的影響甚大,《毛詩傳》雲：“天下聞而歸者四十餘國”，太史公則以“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暗示出西伯得天下是順天時、合民情的 歷史必然。
姜太公
北伐犬戎 西滅密須
虞芮之爭和平解決後，在諸侯國間掀起的輿論對周邦極為有利，而當時周國內既有“濟濟多士”，又有陣容強大的“六師”軍隊隨時待命，更何況西伯還握有商王賜與的征伐大權，可以名正言順地攻打那些同周邦為敵的方國。何時出征，打擊哪些方國，那就要看周邦對大邑商的總體戰略部署了。西伯欲東向與商王國爭鋒，必須要在軍事上保障西部和北部邊境的安寧和穩固，因而戎族被列為首當其衝的打擊對象，《大雅•綿》這樣描述戰勝混夷的重要性：“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 脫矣，維其喙矣!"詩中的“混夷"，史書或作昆夷，或名犬戎。 這段詩的大意是：當初雖然沒有消滅怨敵混夷，那是因為周正在其他方面樹立崇高形象；現在要把通向東方的道路打通，就應像拔除柞樹和棫叢一樣把混夷打得疲憊不堪，它才能從邊境竄逃。 可見這一仗打得及時，打得狠，而且有節制，作到“遂攘戎狄而戍之，莫不賓服。”這樣的策略既安定了邊疆，又爭取了與國，使部分戎族成為日後武王伐商的同盟者。西部邊境另一個敵對勢力是密須國。該國位於涇水上游的漢代安定郡陰密縣境內（今甘肅 靈臺縣）。這裡長期以來是西方戎族進入關中的交通要道，於是立國於此的密須國就成為周邦西部邊陲不安全的隱患。恰逢密須侵凌北部鄰國阮和共（均在今甘肅涇川縣境）,西伯抓住這一時機，“帥師伐密”，迫使“密人降於周師，遂遷於程”。《詩經•大 雅•皇矣》把這次戰爭的原委敘述得較為詳盡，摘引如下：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於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於周祜，以對於天下。
根據註疏家對詩中文字的訓釋，大抵可以通曉這段詩義。文王遵從上帝的旨意，不能任憑跋扈自專的人恣意橫行，不能讓貪羨他人土地的人得逞，對這樣的人要早作決斷。密須國君正是這樣的人，他對周邦很不友好，竟敢與大邦周對抗，侵犯周的鄰國阮和共。周王聞訊勃然震怒，立即整軍出征，把侵至“旅”（莒）地的密軍阻擋。出征的勝利大大增強西部邊境的安全，周的威名也因此更加遠揚。在周軍壓境的情況下，“密須之民"不得不“自縛其主，而與文王”，舉國遷往周人監視的程地安居。上引詩的下一章，警告密須人不準陳兵丘陵，不準飲我泉水等限制，說明姞姓密須國被滅亡。後來周人改封同姓密國於密須國舊地，滅商後又將歸順的殷人貴族封在此地，名為涇伯。這些舉措，使涇水上游通往周之腹地的要道口加強了守護力量，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遏制住西北戎族由這裡突入關中的勢頭，表明西周建國前後重視西北邊陲的軍事防務。同時實行“行仁義而懷西戎”的政策，正好適應連遭打擊的戎族權且臣服於周的政治需要，參加西伯“帥殷之叛國以事紂"的總體戰略行動。
東向戡黎 伐邘、滅崇
西部和北部的邊境安全有了保障之後，西伯便整軍揮師東進，越過黃河，直抵商王國畿內，矛頭指向子姓的黎國。黎，周人讀耆，史書又寫作阭或飢，均是指坐落在晉東南長治盆地壺關縣境內的同一國名。該地東隔太行山，與商都（今安陽）遙相呼應， 通過濁漳河谷即達安陽，因此黎國是守護商都西部的屏障。這裡原本是商王國的重要軍事據點，紂王曾在此舉行過大規模軍事演 習，史載“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炫曜武力向商畿內外諸侯和方國施加壓力，但結果適得其反，東夷再次起來反叛，迫使他只得移兵東方彈壓叛亂，致使西部邊防空虛。西伯乘機揮師東進，攻滅黎國，史稱“西伯戡黎”。此戰相當激烈。黎國滅亡的消息傳到商都，引起一片恐慌，《尚書,西伯戡黎》對此有生動的描述，其主要內容是：
祖伊恐，奔告於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 罔敢知吉...... 今王其如臺？"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這段引文的意思是說，大貴族祖伊十分恐懼，趕快向商王報吿黎國滅亡的事，並懇切地指出，王啊！上天就要終止我們殷國的大命了，通曉天命的人用大龜占卜都得不到吉兆。王啊，你看怎麼辦吧！商王卻毫無自責地回答：哎呀！我生來就是從上天那裡接受大命的。
以祖伊為代表的商王朝貴族看到周滅黎的意圖，希望背棄先王的商王能改變“淫虐用自絕”的朝政，挽回“天棄我”的危局， 繼續執掌“大命”。但紂王聽不進忠告，反而以“我生不有命在天”為藉口，掩飾自己的失職，導致在商周關係上不能正確判斷周對商假臣服真進攻的策略，更認識不到國家面臨岌岌可危的嚴峻形勢，將導致失去組織力量反擊的大好時機。當然，紂王這樣的錯誤，客觀上為周在軍事上順利實施對商的鉗形攻勢創造了條件。故周在滅黎之後，又“明年，伐邘”成功。
邘，甲骨文作盂，是商代沁陽獵區的重要地點之一。王國維以為即《左傳》邘、晉、應韓之邘。有學者補充說甲骨文“盂亦即《左傳》隱公十一年周王取於鄭、鄔、劉、蒍、邘之田的邘，亦即定公八年'劉子伐盂，之盂。”又《尚書•泰誓》曰；“我武惟揚，侵於之疆，則取於殘，殺伐用張，於湯有光。”這裡的“侵於”和“取於”之於陳夢家考證為地名，“於即是邘",並引陳壽祺曰：“《通鑑前編》紂十有八祀西伯伐邘，注引徐廣曰：邘城在野王縣西北，《大傳》作於；該地戰國時屬韓，即秦將白起“伐韓之野王”。《索隱》雲“《地理志》野王縣屬河內，在太行山東南（今河南省沁陽縣）。”知道了 “於”（邘）地的所在，再來理解《尚書•泰誓》這段逸文，就顯得非常重要了，它告訴我們西伯是用強大的武力攻打邘國的，正如章太炎所說“文王用兵，蓋莫盛於伐邘"。故西伯的功績比商湯還要輝煌。很明顯，西伯東 徵“戡黎”“取於"在戰略上搶佔南起懷州（沁陽）、北至潞州的羊腸阪道，解除了商王國中心區西部的天然屏障,使之變為周虎視商的前沿陣地，可以隨時配合伐商大軍作戰。從此周基本上切斷了商王國同西部與國的聯繫，把商的勢力限制在太行山以東地區。
在完成分割商王國同西部主要與國聯繫的戰略部署之後，西伯便將經略重點轉移，把消滅夙敵崇國作為下一步進攻的主要目標。其實西伯獲釋時崇國已被商王出賣，“戡黎”、“伐邘”後，它與商往來的路線又被周切斷，處於孤立無援的地位，滅亡的命運實難擺脫。
商周之際的崇國位於何方，近年聚訟紛紜，傳統觀點認為在陝西戶縣，主張河南嵩縣和山西襄汾說的學者也很有代表性。 後二說主要以嵩、崇二字相通和西周甲骨文“蟲伯”立論，或加古史傳說，證據尚嫌不足，有待新資料的發掘和研究。戶縣說雖無確鑿史料作證，但於史有徵，先秦漢晉文獻可以驗證。
伐崇之前，西伯歷數崇侯虎在國內的種種罪行，《說苑•指武篇》雲：“文王欲伐崇，先宣言曰：'今聞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長老，聽獄不中，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予將來徵之，唯為民。’乃伐崇。'‘以此為戰爭藉口，把伐崇美化成為解救崇國百姓的仁義之舉。《大雅•皇矣》更把這種行動說成是奉上帝的旨意, 用以號召和組織戰鬥力量，所謂“帝謂文王”要與友好之邦和兄弟之國共同謀劃去攻打崇國都城（以伐崇墉）。但崇侯虎並非等閒之輩，他早已做好迎戰的準備，把城牆修得高大堅固（“崇 墉言言”、“崇墉仡仡”），指揮崇軍依靠堅固的城牆抗擊攻城的周軍，一連被圍三十日都未投降（“軍三旬而不降”）。西伯只好撤軍休整，改變攻城方法，在城外堆起土山，形成登城壘道，便於士兵突入守敵的防守陣地。這或許就是西伯復伐崇，迫使敵人 “因壘而降”的真實情況。即使如此，崇軍的抵抗仍相當頑強， 《周易·同人》卦爻辭這樣記載：“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九五，同人先號啕而後笑，大師克相遇。”'這是概述登上城的周軍遇到敵軍拼死抵抗，戰鬥激烈到登城的將士都號啕大哭，待到後援部隊趕到，內外夾擊敵軍，戰勝守軍，佔領該城，此時會師的周軍才縱情大笑，歡慶勝利。戰鬥中周軍的臨車和衡車衝進敵陣，與登城將士相配合，摧毀敵軍防禦體系，抓獲大批俘虜，殺死眾多敵人（“與爾臨衡，以伐崇墉”；“執訊連連，攸馘安安”）。 這是一次極為慘烈的戰爭，雙方必定都有很大犧牲，但最終周邦獲勝，向東方拓展的障礙被剷除。隨之西伯“作邑於豐”，把都城從渭北的周原遷至渭南的洋河西岸（今陝西長安縣）。新都城坐落的地點北有渭水，南有秦嶺，又遠離戎狄，地理位置優越，更重要的是便於東向出擊，為把周邦的勢力推向崤函以東奠定了基礎。 這次勝利，使周邦強大的形象在更多的方國中樹立起來，因而結成更廣泛的滅商聯盟，翦商已是水到渠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