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清華大學清新時報（qingxintimes），作者：鄭可書
三個月前，中國留學生們的海外生活被一場突如其來的疫情打亂。有人匆忙回國，有人暫時留守，但說到底，他們的故事都關乎焦慮，關乎隔閡，關乎時間與秩序，關乎理解與選擇——就像其他所有人一樣。
平行世界
路上沒什麼人了，包括特拉法加廣場——這個倫敦的地標、市中心、觀光和遊行勝地。非要用熱鬧程度做類比的話，它就是上海的人民廣場。你能想象人民廣場沒人了嗎？
早晨7點多，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研究生李漫戴上口罩，戴著塑膠手套的左手拖了一個24寸的行李箱，然後，透過眼鏡和防護鏡，她看到了幾乎沒人的特拉法加廣場。
“你會覺得這個世界好魔幻，你知道嗎？”3月13日的時候，也就是三週前，這個廣場還到處是人，在抽菸、喝咖啡、喂鴿子，似乎絲毫沒受本國近600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的影響。其他故事我們都熟知了——英國病例激增，政府提出“群體免疫”，隨後又公佈更為嚴格的防疫措施，口號是“Stay at home. Save lives.”（待在家裡，拯救生命）。
這次去超市，是李漫近三週來第一次出門。購置的食物把行李箱塞滿了，她又另裝了一個袋子。
算起來，李漫們的“魔幻感”從1月下旬就開始了。那時疫情在武漢爆發，目之所及全是相關新聞，確診病例數眼見著增長。人們的生活也如同那些漲價、脫銷的口罩、酒精，在一夜之間被徹底改變。
一些留學生提到那時與國內家人的爭吵。李漫的父母堅持大年初一請吃飯，5張桌，還有很多外地親戚。倫敦比國內早8個小時，她特地熬到倫敦凌晨、國內大年三十早上，給剛起床的爸媽打電話：“萬一傳染給爺爺奶奶、外公外婆，他們年紀大挨不住，這種風險你們承擔得起嗎？”
幾乎沒人的特拉法加廣場 圖片由李漫提供
到了2月，國內疫情的防控措施逐步鋪開，身在國外貌似安全了——至少德國留學生趙繁是這麼想的。媽媽讓她囤點口罩，她不以為然，“中國離德國那麼遠，根本就不會傳過來。”
誰能預想得到將來的事呢？很快，輸入型病例在各國出現，確診病例激增。經歷過國內疫情信息的轟炸，中國留學生明顯比外國人敏感得多。讀研一的趙繁住合租公寓，德國疫情爆發後，她就閉門不出，“特別怕有人敲我的門”。3月中旬，她在樓梯上偶遇一個外國室友。室友跟她打招呼，她不敢張嘴，只用力地招招手就走了——這被她形容為“落荒而逃”——她聽到室友嘀咕：“那麼害怕嗎？”
口罩也不好買了。她聽一箇中國同學說某藥店還有，就專程坐公交車去買了兩個N95。但走在路上，她還是不敢戴，怕被歧視，具體來說就是“明知自己沒有做錯什麼，卻好像低人一等”。你或許無法理解，趙繁自己都覺得這個想法“詭異”，但她依然這麼想。她身邊有中國同學因為戴口罩上街而被罵是“病毒”；有人發朋友圈，說要從現在開始學罵人的詞，這樣遭遇歧視了才能反擊。
還有其他的例子。比如英國埃克塞特，中國留學生賈立戴口罩上街，有外國人迎面走來，看到他，“Oh——”地大喊著跑到街對面去了；比如加拿大多倫多，也是中國留學生戴著口罩，有外國人上前問：“你去過武漢嗎？你有沒有病毒？”……更別說那些戴口罩的亞裔上街被打的新聞。
事實就是，你很難指望別人的理解，除非你遭遇的不幸也降臨到他們頭上。一個在美國波士頓的留學生，課上老師提起中國的疫情，別國同學紛紛發表觀點，只有她坐著掉眼淚；疫情在全世界爆發後再談，同學們的說法變成了“我拒絕討論這個問題，因為我想保持心理健康”。
在日本東京留學的韓露（她將在今年4月底入學慶應義塾大學讀研究生）也有類似的感受，她用的原話是“人類的悲歡無法共通”。她每天關注國內的疫情新聞，心情沉重，儘量不出門，購置各類消毒用品；身邊的日本朋友雖會問候，卻只覺得她家離武漢遠、家人沒問題，那就萬事大吉。真正的感同身受遙不可得，“像在平行世界，我每天看到的消息是這麼慘的消息，每天的心情是這麼低落的心情，但對日本人來說，中國疫情很嚴重，卻是抽象的。”
狂轟濫炸的信息是恐懼、焦慮生長的絕好土壤。韓露經常聽到身邊人確診或出現類新冠症狀的消息，如今的心態是，“就算輪到我也不意外，但我真的努力防護了，也沒辦法。”還有英國倫敦的留學生在奶茶群問：“現在點奶茶會不會有病毒？”有人支招：“實在不放心，你可以倒出來微波一下。”
人在害怕的時候，總會不由地構想最糟糕的結果。一個美國佐治亞州的留學生，有次用手機看新聞，覺得眼痠、頭疼、胸悶，一看文章，這就是輕症的症狀，“我不會感染了吧？”；再往下拉：“因新冠引起的焦慮，症狀有頭疼、胸悶”。
比利時魯汶大學的研究生楊晨，2月上旬剛從國內回校。幾天後，她開始咳嗽、低燒、喉嚨痛、拉肚子，都是新冠的症狀。她去當地醫院做核酸檢測，在一個封閉的房間裡等結果，跟外面的工作人員交流要用電話。等了四個小時，心就提了四個小時，“整個人處在那種考試前的緊張狀態”。乾等太熬人了，但還能做什麼呢？她悶頭搜網上的病例，對比自己的情況，甚至做好了感染的心理準備。幸好，結果是陰性。
挺戲劇性的，年後飛回比利時的時候她還慶幸“跑毒成功”，沒想到，“只是跑進另一個毒圈”。
在隔離間等待結果時，楊晨用來與房外工作人員交流的電話 圖片由楊晨提供
買機票就像買彩票
毒來了，人的第一反應當然是跑，就跟你打吃雞遊戲一樣，又有什麼可指摘的呢？尤其一些留學生跟外國室友住一塊兒，本就沒有隔離的條件。
沒有人想被感染，包括留學生。但有些人不這麼覺得，“回國添亂”、“千里投毒”，他們在網上如此評價。那個英國埃克塞特大學的留學生賈立在買機票的時候，爸爸就提醒他，回來的時候要低調，“你不是錢學森，人家不歡迎你回來。”
談起這個，賈立的語氣有點激動，“我回來怎麼了，對不對？我自己做好防範措施，我也沒影響別人。我服從隔離辦法，影響到誰了，對不對？”
學校陸續作出反應，改上了網課。確信不會影響學業後，很多人買了機票；也有人秉持“沒有必要冒生命危險”的信念，提前中斷學業回了國。比如一個21歲的留學生，直接從東京的語言學校退了學。
做回國的決定好像很容易，現實卻不是。為防控疫情，中國民航局調減了國際客運航班量，自3月29日起，國內每家航空公司經營至任一國家的航線、外國每家航空公司經營至中國的航線只能保留1條，且每條航線每週運營班次不得超過1班；抵離中國的航班，客座率不得高於75%。經測算，每天通過航空入境的旅客人數將由2.5萬人降到5000人左右。留學生圈開始流傳一個笑話：
買機票就像買彩票，你不知道哪班能飛；就算買到能飛的，你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允許落座的75%。
3月26日，中國民航局出臺《關於疫情防控期間繼續調減國際客運航班量的通知》
趙繁是那個只敢用手勢跟室友打招呼的人，也是機票在起飛前一天被取消的倒黴蛋。這件事是3月28日一早，她醒來後發現的。你知道的，人的悲傷有時是滯後的，所以直到下午，同學問她第二天什麼時候起飛，她說“取消了”，眼淚才應聲流下來。
她不死心，繼續刷機票，看到一張國內航空公司公務艙的，要4萬元人民幣，是之前被取消那張的兩倍多。四萬元啊，她一下嚇哭了。為什麼沒有像早已順利回國的朋友們那樣，早點買好票呢？這一下子，家裡要莫名其妙付那麼多錢。“我覺得超級無力，票太貴了，但我又好想回去。”票可不會等她考慮完全。猶豫的工夫，票沒了。
第二天繼續刷。刷到一張3月31日出發、3萬元經濟艙的，這回果斷入手。她形容自己當時的心情：很激動。我問她激動有什麼表現，“就是我笑了呀。”她說。好像笑是一件很罕見的、值得特別畫出重點符號的事兒。她已經很久沒有那麼開心地笑過了。
可這種開心只持續了一會兒。她又開始擔心航班取消，或是體溫通不過檢測。等待回家的日子裡，她有時會突然想開心地大哭一場，但怕眼淚會傳播病毒，只能忍著。
下午兩點多的飛機，她前一晚只睡了兩三個小時，當天上午就到了機場。懸著的心放下來了嗎？很矛盾，她是這樣形容的，很繞，但很精準，你們一定能看明白：離回國越來越近了，好像也知道自己能回國，但直到起飛之前，都不敢100%確定；順利坐上飛機了，還怕突然被請出去。她不想錯報一個好消息，廣播說“機艙即將關閉”，才終於告訴媽媽：“我上飛機了。”
還有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研究生陳萊，她沒刮中的“彩票”數量至少是4。
第一張，3月23日，新加坡轉機，幾天後新加坡出了政策，不讓轉機了；第二張，當作備用買的，3月21日，芬蘭轉機，當時她以為第一張穩妥，就退了票；第三張，3月25日，吉隆坡轉機，後來航班被取消；第四張，3月29日，埃塞俄比亞轉機，趕上民航局的政策，航班取消。
機票搶手到什麼地步呢？陳萊幾次在航空公司官網刷到餘票，填信息的手速慢了，票就沒了；在國內的媽媽四處找票，有天想買張4萬8的，過30分鐘再去問，票販說那是30分鐘之前，現在的價是5萬1，還無法保證成功出票。
她差點放棄了。3月26日，她聽說了候補買票的方法，在下午收拾完行李去機場碰運氣。那晚某國內航空公司有一班九點直飛上海的飛機，八點值機快結束的時候，她才知道，她有票了。
取票的路上，她看到幾個人在等候補。有人要一張商務艙的票，卡里錢不夠，沒刷成，旁邊的人隨之大喊：“他不要，我要！”她感覺，上飛機就像登諾亞方舟。
拿到機票的一剎那像是做夢：“要回國了，居然要回國了。”但到這一步，一切仍未結束。“飛機上跟生化危機似的”，大家把能戴的都戴上了，防護服、口罩、手套、護目鏡，還有浴帽、雨衣。幾乎沒人吃東西，很少人上廁所。飛行時間是11個小時，陳萊又渴又餓，沒忍住，喝了口果汁，又開始擔心：“我最後不會因為喝了這口果汁而感染吧？”
到隔離點的時間是近凌晨一點，此刻距陳萊到倫敦的機場，已經過去了26個小時。
從倫敦回國的飛機上 圖片由陳萊提供
你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樣的事
這場疫情會影響我們到什麼時候呢？有人說幾個月，有人說幾年。在我們看到的這些留學生身上，是至少4個小時、26個小時、3周，或者更長。
那個得了流感的比利時留學生楊晨，當時已經做好了感染的心理建設，在知道核酸檢測結果陰性之後，反而“完全不怕這個病了”。回國過年的時間裡，她已經把信息轟炸、焦慮擔憂全經歷過，這回在比利時，她不想再經歷一遍了，於是“開始對這些事情漠不關心”。
這幾天，比利時的天氣不錯，白晝很長，晚上九點才天黑。楊晨和朋友約著出門散步，在附近的森林或公園，偶有人騎車或跑步經過，大都沒戴口罩。花開了，黃的，粉的，大朵大朵點綴在綠葉間；流經的河被陽光照耀，泛著粼粼波光。“你會覺得你跟疫情一點關係都沒有。”她說。
她買了5月初回國的機票——與其說是逃離，不如說是追尋。她想回到“讓自己生活步入正軌的地方”，回到熱鬧忙碌，有朋友、有事做的狀態。比利時給不了她這些，她就回國找。
比利時，陽光下的河 圖片由楊晨提供
感到“人類的悲歡無法共通”的韓露還留在東京，因為擔心路上的風險。疫情之前，她和中國室友各自過著自己的生活，而最近，兩人每天都要窩在一起——不誇張地說，那就是“生死之交”。幸好有彼此，因為“這種情況身邊就得有個人”。
而有人享受孤獨，比如那位22歲的東京留學生。她獨自住在出租公寓裡，平時除了上學就很少出門，疫情爆發後宅家裡也沒啥感覺，只是放假卻不能出去玩，有點無聊。
也有人為此痛苦，像獨自隔離三週、拿著行李箱去超市的李漫。4月3日，她把樓裡另一個留守的中國同學叫來宿舍，一起吃了晚飯。她太久沒見活人了，以至於把一起吃飯這件事形容為“這麼親密的接觸”。兩人喝了奶茶，煮泡麵吃，就加了點菜、雞蛋，再放片芝士，很普通吧？但她們都說，這是最近最好吃的一頓。
有些認知發生了變化。“沒想到。”很多人提起疫情這麼說。李漫覺得，大家從前總以為事情都在計劃之內，以為能知道世界將怎樣發展，你完全不會想到會有這場疫情，而它告訴了你：“原來事情還會有這種走向”。
“你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樣的事，”她說，“明天要是說有外星人，我覺得也不是沒可能。”
另一個感想是，希望大家能更多地彼此理解。“每個人的情況都不一樣，不能用一個人去代表一整個群體。”這是在採訪尾聲，我說李漫心態不錯時她的回應。她提到陷入恐慌的同學，“我不慌不代表人家不慌，我的處境還是蠻安全的，但人家可能情況比較糟糕，慌也有慌的道理。”“不是錢學森”的賈立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
“每一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不要給別人貼標籤。”和朋友吃完飯五天後，李漫去做了分派中國留學生“健康包”的志願者。包裝貼著“祖國永遠在身邊”，每個包裡有兩個N95口罩、20個普通外科口罩、一大包消毒溼巾和兩盒連花清瘟膠囊。很多接受採訪的留學生領到了健康包，或已在申報領取。
健康包 圖片由李漫提供
美國時間4月17日，“One World: Together At Home”(《四海聚一家》線上演唱會）在世界各地同步播出，全球百位藝人參與。李漫看了節目，最直接的感受是全球化——全球化帶來了疫情，也帶來了這場直播，“大家在共享同一種焦慮，也在共享同一種抵抗疾病的感動。”
文中人物皆為化名
本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清華大學清新時報”，作者鄭可書，責編張立榕，排版於絲。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芥末堆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