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譯介與傳播行動者網絡模式——以西方商業出版社為中心

本文來源：載於《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2020年第2期

轉自：國際漢學研究與數據庫建設

感謝汪寶榮教授賜稿！

摘要：本文運用拉圖爾等人的行動者網絡理論和布迪厄的社會實踐論，以西方商業出版社為考察中心，嘗試構建一個用於分析中國文學在西方譯介與傳播過程的網絡模式。首先闡明“譯介與傳播行動者網絡”概念，然後結合中國當代文學英譯個案，逐個分析項目發起、翻譯生產、譯作傳播的過程，認為每個過程的完成均通過一個特定行動者網絡的構建和運作，而這既要藉助不同種類資本的轉化，也牽涉行動者職業慣習的介入。這三個相對自足的子網絡交互聯結成一個系統性的“譯介與傳播行動者網絡”。作者簡介：汪寶榮，香港大學翻譯學哲學博士，杭州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國文學譯介與傳播、社會翻譯學、中國翻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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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社會翻譯學（也稱“翻譯社會學”）研究是近年來國際學術熱點之一。這種新的研究路徑關注翻譯的社會屬性，聚焦翻譯的社會功能和語境，注重翻譯的外部研究，為研究中國文學譯介與傳播過程及效果提供了有效的理論參照和分析工具。本文整合運用拉圖爾（B. Latour）等人的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和布迪厄（P. Bourdieu）的社會實踐論（Theory of Social Practice），嘗試構建一個用於分析中國文學譯介與傳播過程的網絡模式。

縱觀中國文學譯介與傳播發展史，行動主體主要有三類：（1）西方漢學家及華裔學者與西方學術出版社；（2）我國專門外宣機構(即外文局)及其下屬的外文出版社，以中外合作團隊（如楊憲益、戴乃迭）為翻譯主力；（3）西方漢學家及職業譯者與西方商業出版社（汪寶榮 2019a）。孔慧怡指出，西方商業出版社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才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產生興趣，因此之前漢學家和海外華裔學者是譯介主體，譯作多由西方學術出版社出版。（Hung 1991：41）葛浩文也指出，20世紀90年代前，西方商業出版社對出版中國文學缺乏興趣，由學者型譯者發起譯介項目較為普遍；到了90年代末，西方商業出版社“對中國文學的興趣提高，而且出版意願較強”，因而開始主動發起譯介項目。(葛浩文、林麗君 2019：37-38)新世紀之交，我國專門外宣機構在50年代初啟動的中國文學外譯項目“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挫折”，表現在出版英、法語版《中國文學》雜誌及“熊貓叢書”的中國文學出版社被撤銷，出版了近半個世紀的《中國文學》雜誌停刊。（耿強 2012：1）這其中涉及多種原因，但無疑與90年代起西方商業出版社逐漸重視中國文學翻譯出版有很大關聯。此外，長期以來，一些英美的大學出版社也願意出版中國文學譯作，但因財力物力所限，很少做圖書推介廣告，流通範圍主要限於專業讀者群與圖書館，傳播影響力相對有限。（葛浩文、林麗君 2019：38）

當前，西方商業出版機構已無可爭議地成為中國文學國際推介的主力。薩皮羅（Sapiro 2012：35）指出，在全球化時代，出版業務更加集中在大型商業出版集團手中，從而加劇了對全球翻譯圖書市場的經濟鉗制；在當今世界上占主導地位的英美出版場域，大型商業出版集團出於兩個原因不太願意出版翻譯書：一是出版成本高；二是翻譯耗時費力，因此，“在英美圖書市場，翻譯業務很大程度上被小型獨立出版社接手”。有鑑於此，本文以當前西方商業出版機構的運作模式為考察中心。

1.“譯介與傳播行動者網絡”及其運作機制

行動者網絡理論是一種“關於如何研究行動者的理論”，同時也是一種研究方法（Latour 2005:142）。，以往的社會科學（包括布迪厄的社會實踐論）多以人類為中心，而拉圖爾等人 把機器、技術、動物、文本、雜合物等“非人類”（non-humans）也納入行動者網絡的運作中，這是該理論的鮮明特色和突出貢獻。比澤蘭（Buzelin 2013：189-190）指出，行動者網絡理論“能為翻譯過程研究提供概念工具和方法論工具”；這種研究以行動者及其聯結而成的行動者網絡為關注的焦點，“試圖揭示翻譯生產過程涉及的複雜交互活動”。事實上，拉圖爾等人構想的人類與非人類交互構建的行動者網絡，適用於分析翻譯生產與傳播的全過程，因為該過程既涉及作者、譯者、出版商、編輯、書評人、讀者等人類行動者，也依賴文本、電影、技術、觀念等非人類行動者。（汪寶榮 2017a：114-115）

我們假設：通過一系列行動者網絡的構建和運作，中國文學譯作才能被成功生產並進入目標國圖書市場，進而發揮其傳播影響力，才能被目標國的文化生產場域認可，甚至最終被世界文學場域認可。基於這種思路並參照拉圖爾等人的理論，筆者提出“譯介與傳播行動者網絡”概念，以便建構一種用於過程分析的網絡模式。切斯特曼（Chesterman 2012：111）指出：

在網絡模式中，翻譯被描述為一個複雜生產過程的產物，涉及一個行動者或行為者網絡，其中一些行動者可能是集合體（如機構）或非人類（如電腦）。一些翻譯學者借用拉圖爾等人的行動者網絡理論建構了翻譯生產網絡模式，以呈現參與翻譯過程的所有行為者的關係和互動。……該網絡模式……能有效地把翻譯生產過程置於特定語境中，揭示圍繞並生成生產過程的各種關係，由此“搞清楚”翻譯生產過程。

切斯特曼重點關注的也是“翻譯生產過程”，而本文所稱“譯介與傳播行動者網絡”的涵蓋面要廣得多：它先後運作於項目發起、翻譯生產（包括翻譯、編輯、出版）、譯作傳播（包括評論推介、營銷流通、學術或社會認可等）三個過程，而每個過程的完成都依賴一個特定行動者網絡的構建和運作（如項目發起需要一個“發起行動者網絡”）；這三個子網絡環環相扣，交互聯結成“譯介與傳播行動者網絡”。然而，僅用行動者網絡理論尚不足以有效分析譯介與傳播過程，因為該理論沒有闡明行動者網絡的建構機制，對社會實踐的發生機制也語焉不詳，而布迪厄的社會實踐論有助於彌補這種不足。 該理論主要包含“場域”（field）、“慣習”（habitus）、“資本”（capital）三個核心概念，它們構成相互建構的關係；“場域”指由行為者或機構佔據並通過資本及其轉化運作的“網絡”（Bourdieu & Wacquant 1992：97），這有助於闡明“行動者網絡”的建構機制；布迪厄用以下公式概括其社會實踐論的核心思想——[（慣習）（資本）]+場域=實踐（Bourdieu 1984：101），，即“當行為者的個人慣習與行動者在場域佔據的位置即資本相遇時，……實踐就發生了”（Wacquant 2006：269），這就闡明瞭社會實踐的產生及運作機制。由此推論，行動者網絡中制訂的行動方案必須基於行動者的職業慣習和資本的運作才能實施，從而生成社會實踐。筆者描述的“譯介與傳播行動者網絡”的運作機制（汪寶榮 2019b：11），正是整合運用這兩種社會學理論核心思想的產物，此處不再贅述。

2. 項目發起過程分析的網絡模式

就中國文學在英語世界的譯介與傳播而言，主要有四類發起主體：一是英語國家的譯者；二是中國作家及其海外經紀人；三是西方商業出版機構；四是我國的外文出版社或商業出版機構。本文以西方商業出版社為考察中心，故不討論第四種發起模式，討論前兩個發起模式時，也以西方商業出版社為分析對象。

2.1西方譯者發起項目及招募出版社

與相對簡單直接的商業出版社發起模式不同，由輸入國譯者發起多了一道環節即招募出版社，自然也就多了不少風險，因為譯者往往基於其職業慣習進行翻譯選題，而出版社可能不接受其選題。葛浩文發起《紅高粱家族》英譯項目的個案表明，有時譯者發起項目的運作機制可能頗為複雜，不僅牽涉人類行動者（作者、譯者、出版商、經紀人、策劃編輯等）和非人類行動者（電影、文本等），也需要不同形式資本的轉化和行動者職業慣習的介入（如慣習驅使葛浩文翻譯《紅高粱家族》），因此這種情況下就可以從“譯者發起項目行動者網絡”構建與運作的角度考察發起過程（汪寶榮 2014：23-24）。

譯者（成名後大多通過代理人）招募出版社可分為兩種情況：一是在取得作者授權、譯完書稿後與出版社接洽，落實譯稿出版合同；二是譯出樣章後聯繫出版社，落實翻譯及出版合同。無論是哪一種情況，招募出版社都可視為譯者發起項目行動的重要一環，只不過第一種情況牽涉的風險更大：萬一找不到出版社，譯者付出的大量時間和精力就會付之東流。因此，有經驗的譯者一般會採取第二種做法，如葛浩文翻譯莫言的《紅高粱家族》（賦格、張健 2008）。這種情況下，一旦出版社接受譯者提出的翻譯選題，出版社即會與作者簽下圖書版權，然後與譯者簽署翻譯協議，翻譯工作隨即展開。然而，作為中國文學首要目標市場的英美兩國的翻譯文化很不發達，翻譯作品在每年出版的圖書總量中僅佔3%左右。2007年美國有關機構公佈的出版業統計數據顯示，這個比例“現在只有2%多一點”（Venuti 2013：158）。韋努蒂指出，現行出版慣例導致英美市場中翻譯圖書很少，“形成了對翻譯圖書普遍不感興趣的盛氣凌人的單語讀者群”（Venuti 2013：159-160）。在此背景下，考慮商業利益的出版社對出版譯作極為謹慎，譯者招募出版社尤其大型商業出版社的難度肯定不小。過去的實踐證明，在美國能成功招募出版社的一般是聲譽卓著的漢學家或海外華裔學者，這是因為他們在學術場域公認的資歷、學術地位和聲譽（即文化資本），以及與出版社、同行及有關機構建立的良好工作和社會關係（社會資本），能夠轉化成可觀的符號資本，從而“說服”出版商接受其翻譯選題。換言之，從理論上說，這需要構建和運作一個“譯者招募出版社行動者網絡”，同樣牽涉人類行動者和非人類行動者，也需要不同形式資本的轉化。

在英美現行出版機制下，初出茅廬的譯者招募出版社的勝算往往微乎其微，就連已在場域嶄露頭角的譯者也會頻頻受挫。筆者曾指出，白睿文（M. Berry）在譯完王安憶的《長恨歌》後聯繫了多家美國主流出版社，卻均遭拒絕，這是因為他在場域積累的符號資本尚不足以招募大牌商業出版社，最後藉助王德威的社會資本和他籌集的一萬美金出版贊助費即經濟資本，才招募到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此外，在西方國家，譯者招募出版社的運作涉及一個漸進升級的過程，即隨著譯者符號資本逐漸累積，一般從大學出版社或小型商業出版社拓展到大型商業出版社（汪寶榮2017b：3-4）。即便如此，譯者招募出版社的風險依然存在，就連葛浩文這樣的大翻譯家也不例外（季進 2011：125）。

2.2 中國作家發起項目及招募出版社

有的中國作家很關注個人作品“走出去”，並喜歡自行發起譯介項目或約請譯者，餘華即是一個典型。據英籍漢學家白亞仁（A. H. Barr）透露，除了《黃昏裡的男孩》由他自主發起翻譯，他翻譯餘華的其他作品都是餘華與他商量後發起的，然後向出版社提出翻譯出版計劃（資料來自筆者2020年1月對白亞仁的電郵訪談）。由於2003年美國蘭登書屋（Random House）出版的《活著》《許三觀賣血記》大獲成功，出版商對餘華有了信心（高方、餘華 2014：61），餘華通過這一模式在美國出版了《在細雨中呼喊》《十個詞彙裡的中國》《第七天》《四月三日事件》（均由白亞仁翻譯，蘭登書屋出版）。理論上說，該模式通過由作者主導的“項目發起行動者網絡”進行運作，而實踐上難度很大，尤其對國際知名度不高的作者而言。餘華（2018：45-50）認為，中國文學“走出去”離不開翻譯，但出版更重要，一個作家最好在國外有固定的出版社，這可以讓作家的書持續出版，而找到適合自己的出版社的關鍵是“找到一位欣賞自己作品的編輯”。餘華的個案表明，由於找到了欣賞自己作品的編輯和固定的出版社，他才有信心發起譯介項目，且每次都獲得了成功。有鑑於此，以下重點分析餘華如何找到這位編輯和蘭登書屋。

餘華（2018：50）指出，分別由白睿文、安道（A. F. Jones）發起翻譯的《活著》《許三觀賣血記》在90年代就被譯成了英語，但譯稿“在美國的出版社那裡不斷碰壁”，“直到2002年遇到我現在的編輯蘆安·瓦爾特（LuAnn Walther），她幫助我在企鵝蘭登書屋站穩了腳跟”。餘華輕描淡寫地說他“遇到”了蘆安——現任蘭登書屋旗下克諾夫出版集團（Knopf）副總裁兼經典圖書（Vintage Books）和鐵錨圖書（Anchor Books）總編（Slepov 2017），但這並非餘華運氣好，而是行動者網絡運作的結果。餘華的美國代理人王久安（Joanne Wang）透露，《活著》《許三觀賣血記》譯成後，由於餘華當時的經紀人“不夠得力”，一直找不到願意出書的出版商；後來她主動聯繫餘華，表示願意代理他的作品；她與美國的出版社編輯“打交道比較多，情況比較熟”，所以找到了對餘華作品有興趣的蘆安（心遠 2003）。然而，光靠王久安的社會資本和當時餘華在美國有限的影響力，還不足以招募蘭登書屋這種大牌出版社；促成這次招募的還有蘆安的職業慣習和美籍華裔作家哈金的積極推薦。餘華曾表示，“我很感謝哈金，我的書是哈金推薦給蘭登書屋的。”（黃詠梅、陳霄 2011）酷愛文學的蘆安先後在耶魯大學、紐約城市大學獲得英語文學碩士和博士學位；她堅持認為，“對出版商來說，最好的經營模式是專注於圖書質量”，“好書最終總會有讀者”；受這種編輯理念和職業慣習驅使，蘆安獨具慧眼出版了當年藉藉無名的哈金的英文小說《等待》（Slepov 2017）。王久安指出，美國的大出版社有幾位“不怕賠錢”“願意考慮出文學精品”的資深編輯，蘆安就是其中之一（心遠 2003）。《等待》獲得1999年度美國國家圖書獎，為哈金帶來了巨大的聲譽，加之他與蘆安愉快的合作關係（蘭登書屋在2000—2002年又接連推出哈金的3本書），因此哈金推薦餘華作品，必定會正面影響蘆安的決策。隨後，讀罷王久安寄來的《活著》英文稿，並考慮到張藝謀電影《活著》對小說的帶動效應，蘆安認定這是一本有銷路的好書，當即拍板簽下了版權協議。她同樣喜歡《許三觀賣血記》（高方、餘華 2014：61），所以也買下了該書的美國版權。

餘華通過代理人王久安找到蘆安，由此成功招募到蘭登書屋，顯然藉助了網絡的運作：參與網絡建構的既有人類行動者，也有小說文本、電影等非人類行動者，且運作過程涉及不同形式資本的轉化和行動者職業慣習的介入。

2.3 西方商業出版社發起模式

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人越來越關注中國，而一些中國當代文學作品不僅具有較高的藝術價值，也為他們瞭解當代中國提供了一個窗口，因此西方商業出版社開始主動發起中國文學譯介項目。例如，蘇童的《米》《我的帝王生涯》和姜戎的《狼圖騰》就是有關西方出版社約請葛浩文翻譯的(葛浩文、林麗君 2019：37)。美國漢學家羅鵬（C. Rojas）指出，西方大牌商業出版社發起譯介項目的常規做法是：先由策劃編輯確定翻譯選題（通常選擇有一定聲望、獲獎或被認可的作家作品，同時也會考慮出版經紀人的建議），簽下圖書版權，然後招募譯者或確認譯者人選（資料源自筆者2018年10月對羅鵬的電郵訪談）。出版社一般會出面招募或約請國際聲譽卓著的譯者；在難以確定譯者人選或作者不放心出版社找譯者的情況下，也可由作者或其海外經紀人提議譯者人選，最後經出版社確認。餘華在《兄弟》寫竣前約請羅鵬、周成蔭為譯者即屬於這種情況。譯者人選一旦確定，出版社與譯者簽訂翻譯協議，翻譯工作隨即展開。 在商業出版社發起模式下， 項目發起行動者網絡 主要由出版社策劃編輯、圖書經紀人、中國作家、譯者等參與構建，同樣需要 不同形式資本的轉化和行動者職業慣習的介入，才能成功發起譯介項目。

專門為一位作家提供文學代理服務、收取高額佣金的“超級經紀人”（super-agents）在20世紀90年代迅速崛起，影響了英美商業出版社的運作方式。英國學者湯普森（J. B. Thompson）指出，超級經紀人的出現利弊並存：他們幫助出版社編輯篩選出版選題，為編輯節省了不少時間，但他們向出版社索要高額預付款，使出版社面臨更大財務壓力，其出版利潤空間被進一步擠壓，導致大牌商業出版社在做出出版決策時往往相當謹慎（轉引自Reeve 2010）。因此，在開展商業出版社發起模式下的個案研究時，既要重視經紀人在行動者網絡運作中所起的作用，也要接受很多中國文學翻譯項目由小出版社發起的事實。

3. 翻譯生產過程分析的網絡模式

一部譯作的生產過程主要涉及翻譯、編輯和出版。這裡討論翻譯生產過程也指由商業出版社主導的情形，但提交譯稿之前譯者的翻譯行為及過程一般不受出版社的影響，因為在這個階段出版社編輯尚未介入。翻譯是一個艱難的“決策過程”，猶如博弈時走出的每一步，要求譯者在一系列選項中做出決定（Levy 2000：148）。翻譯的過程不僅是孤獨的，也是痛苦的，因此譯者往往不願提及，尤其對於刪改、增益等違反翻譯倫理的決定，譯者更是諱莫如深或推諉卸責，以免遭人詬病。由於缺少文獻資料，要回溯性考察譯者翻譯的過程困難重重，但對譯者的深度訪談會有所幫助。此外，要重構譯者的翻譯過程，還可採用道金斯（R. Dawkins）所說的“逆向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分析法（Hermans 1999：23），即由譯作面貌、特點和風格入手，對譯者採用的翻譯策略和方法及遵循的翻譯原則做出推斷，進而回溯性考察其翻譯過程。事實上，即使譯者獨立進行翻譯，也需要依賴一個網絡。譯者在翻譯過程中難免遇到原文中的疑難不清之處，這種情況下譯者會直接聯繫作者（如作者在世），或求教於既精通中文又熟稔原作的同事好友。葛浩文翻譯《紅高粱家族》（汪寶榮 2014：26）、藍詩玲（J. Lovell）翻譯魯迅小說就是這麼做的（汪寶榮 2013：155-157），由此構建起一個由譯者發起的“釋疑解惑行動者網絡”。它是譯作生產過程的一個重要環節，有助於減少“硬傷”性誤譯，提高翻譯精確度。

翻譯之後是編輯階段，一般在譯者提交譯稿後進行。編輯譯稿往往是譯者及作者與出版社編輯溝通、協商乃至爭論的過程。葛浩文、林麗君指出，一般不懂中文的西方商業出版社編輯會根據當代英美小說評價標準和英語讀者的閱讀習慣，對譯稿提出修改意見，“最喜歡做的就是刪和改”，而他們往往要“站在作者的立場與編輯據理力爭”，以“保留更多的原文”；“編輯最愛提的另一個要求是調整小說的結構”，尤其注重小說的開頭(要立即吸引讀者）和結尾（要把故事結局講完整）。（李文靜 2012：59-60）針對編輯的修改意見，譯者有時會欣然接受，有時則在與編輯據理力爭無果後被迫接受。這種情況下，譯者需要與作者協商，請求作者調整小說的開頭或結尾，然後基於作者發來的修改稿重譯（如葛浩文重譯莫言小說《天堂蒜薹之歌》的結尾），或就需要修改的地方徵求作者的意見，然後做出必要的修改。西方商業出版社編輯對中國當代作品的干預性介入較普遍，如蘭登書屋的編輯曾要求餘華刪去《十個詞彙裡的中國》中“魯迅”一章（黃詠梅、陳霄 2011），又提出要更新書中某些數據（餘華2015：218），因此譯稿編輯、修改直至定稿既是翻譯過程的延續，也是決定譯本質量的重要環節。這個過程一般涉及出版商、編輯、譯者、作者等人類行動者和中英文本、詩學觀念（文學評價標準）、閱讀趣味等非人類行動者，即他們（它們）構建和運作一個由編輯主導的“譯稿編輯行動者網絡”。

編輯出版專業人士通常對他們視為“商業秘密”的業務內情諱莫如深，加之編輯一般是“隱身”的，訪談編輯也就難以進行，而譯者大多不願透露與編輯交涉的細節（俄克拉荷馬大學收藏的葛浩文翻譯檔案實屬珍貴資料），因此編輯過程研究很不好做，尤其不易確定譯本中的刪改是譯者的決定還是編輯干預的結果。譯稿定稿後進入排版、設計、印刷、出版環節，一般涉及審讀校對、裝幀設計、印刷等，需要依賴一個“出版行動者網絡”的運作。但這個過程屬於“後臺操作”，相關行動者比編輯更“隱身”，使得出版過程研究更難開展，因此目前罕見這方面的研究。

綜上所述，商業出版機構主導下的翻譯生產過程一般涉及釋疑解惑行動者網絡、譯稿編輯行動者網絡和出版行動者網絡。這些網絡相互聯結，構成一個“翻譯生產行動者網絡”，確保一本書得以順利翻譯出版。

4. 譯作傳播過程分析的網絡模式

譯作傳播過程主要涉及圖書評論推介、營銷流通、學術或社會認可等。西方學術出版社主導下的譯作傳播一般也有這些環節，但推介和營銷力度往往不及商業出版社，從而影響圖書被認可。這裡討論的是商業出版社主導下的傳播過程。筆者曾指出， 西方商業出版機構主導下的中國文學譯作傳播依賴一個複雜的行動者網絡（汪寶榮 2017b：4-5）。以下對其構成及運作模式做出新的探討：

一是圖書營銷流通行動者網絡。在譯作出版前後，商業出版社依靠其業內聲譽（符號資本）、業務關係（社會資本）、財力物力（經濟資本），招募亞馬遜、書庫（Book Depository）等圖書電商和圖書分銷商（書店、圖書批發公司、大型連鎖超市等）加入圖書營銷網絡。此外，圖書館和圖書俱樂部也是圖書流通的重要渠道。出版社的資本越多，招募的書商和圖書館就越多，整體營銷流通實力也就越強。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英美出版業呈現出國際化、集團化、專業化、網絡化的發展趨勢，因此，跨國出版集團和大型出版社都定位於圖書的國際化出版和國際化營銷。就中國文學譯作而言，大型出版公司會通過在全球各地設立的辦事機構或分公司，在主要英語國家和地區同步發行，而不會侷限於國內狹小的市場範圍。因此，一部譯作由企鵝、蘭登書屋等跨國出版集團出版發行，本身就是有效營銷傳播的保障。

二是圖書評論推介行動者網絡。同樣在譯作出版前後，商業出版社會利用各種資本招募儘可能多的媒體、報章雜誌和書評人加入圖書評論推介行動者網絡。作為“精英讀者”的書評人因其在場域享有的地位和聲譽而被招募，同時職業慣習也驅使他們願意發表書評；他們能夠通過書評引導和影響潛在受眾的購買與閱讀決策。出版社的資本越雄厚，招募的媒體和書評人就越多，影響力和聲望也越高，書評的影響也就越大，就越能推動圖書的傳播。同時，作者、譯者、出版代理人等也會利用各自的社會資本積極招募媒體和書評人，最終合力構建一個圖書評論推介行動者網絡。不過，一般情況下擁有更多資本的商業出版社是招募行動的主力。

三是作家作品認可行動者網絡。布迪厄（Bourdieu 1996：225）指出，作家作品被認可的方式包括進入圖書排行榜，獲文學大獎，編入教科書或文集，進入大學課程，作家以肖像、雕像、半身塑像等形式被紀念；被認可的指標包括圖書銷量、書評、研究文章等，並指出有認可權力的機構和行動者包括教育系統、文化機構、評獎委員會（如瑞典文學院）、知名學者和評論家等。布迪厄認為，通過分析作家作品“為文學殿堂擁抱的不同形式”，可以確立其經典化過程。據此我們假定有一個“認可行動者網絡”，以便分析作家作品被認可的過程。以葛浩文翻譯的《紅高粱家族》為例，其學術或社會認可至少體現在：（1）進入重要圖書榜單，包括美國國家圖書俱樂部暢銷書排行榜，被世界文學專業重量級期刊《今日世界文學》評選為1927—2001年間出版的“四十部世界文學佳作”；（2）被不少西方著名學者在重要學術文獻上評論和引用，包括美國漢學家柏右銘（Y. Braester）、桑稟華（S. Knight），華裔學者梅儀慈、蔡元豐、陳穎，瑞士漢學家洪安瑞（A. Riemenschnitter）等。這種學術或社會認可表明，在莫言獲諾獎之前，這部小說已被列為世界文學經典。以上機構和個人合力構建了一個認可行動者網絡，其運作同樣有賴資本和慣習的介入，但前提是莫言作品質量超卓。事實上，文本及電影是重要的非人類傳播行動者。優秀的原作、譯作及改編自原作的電影擁有利於向受眾傳播的文化資本，且能招募評論家，使他們樂意寫評論。因此在考察譯作傳播過程時，不能忽略文本及電影的作用。

商業出版機構主導下的譯作傳播過程一般涉及圖書營銷流通行動者網絡、圖書評論推介行動者網絡和作家作品認可行動者網絡。它們依靠資本和慣習而運作，相互聯結成一個“譯作傳播行動者網絡”，確保一本翻譯書在出版後得以有效傳播。

5. 結語

“譯介與傳播行動者網絡”為譯介與傳播過程研究提供了適用的概念工具，這種研究以行動者及其聯結而成的行動者網絡為關注的焦點，能有效揭示項目發起、翻譯生產和譯作傳播過程涉及的複雜交互活動（涉及人類行動者和非人類行動者），不僅依靠不同形式資本的運用及轉化，也牽涉行動者慣習的介入。該網絡先後運作於項目發起、翻譯生產（包括翻譯、編輯、出版）、譯作傳播（包括評論推介、營銷流通、學術或社會認可等）三個過程，每個過程都依賴一個特定行動者網絡的構建和運作才能完成。這三個子網絡各自獨立運作，本身又由若干更小的網絡構成，促成各自行動任務的完成，因而是相對自足的；同時，它們不僅在行動進程上存在遞進關係（從項目發起到翻譯生產再到譯作傳播），而且在結構上環環相扣，互有重疊，交互聯結成一個“譯介與傳播行動者網絡”，由此構成一種系統性網絡模式。中國文學譯介與傳播是當前國內譯學界的研究熱點，但尚缺乏適用的理論及分析工具。本文嘗試構建了一個用於該過程分析的行動者網絡模式，冀望學界同行批評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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