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引發的疫情牽動萬千國人的心，這其中也包括了海內外的潮人。一方有難，八方支援，以馬化騰、謝國民為代表的潮商迅速反應捐資馳援武漢疫情，不少潮商旗下的醫藥企業亦積極響應，為抗擊疫情出一份力。
從古到今，誰說商人只重利？在潮汕地區也曾有過那麼一段時期，由於接連的自然災害、農民起義不斷髮生，以及官方強力鎮壓的交疊，而導致民生凋敝。彼時，賑災濟困，解飢活人，是潮汕近代商人同心以赴的善舉。
每遇災荒，即有不法奸商趁機抬高糧價，在其發橫財的同時，也有大量民眾因為買不起糧食而走上末路。在當時，有位挺身而出，救危扶危的榕城鉅富，陳泰興創始人陳秋啟發揮了表率的作用。
道光十三年（1833），由於鹹潮害秋，糧食失收，民掘草根剝樹皮以食，道上餓斃者比比。陳秋啟主動平糶稻米二萬石，而且每一起交易都手自稱量，不輕假於人，以防坑人的事情發生。同時，他還自請在學宮前設廠施粥五日。後人在追記此事時，說到市民“菜色立變”，是有些誇張，但此舉活民大量卻也是事實。
榕城陳泰興的陳秋啟故居
還有一位在城青年商人黃仲惠，隨父下鄉催收欠債，他父親讓他先問某甲，後再問某乙。時朔風凜冽，他看到某乙身著粗布單衣起迎，凍得唇黑耳紅，深受震撼。在心裡說：怎麼貧窮到這個地步。於是非但沒有說明討債的來意，而且把身上僅有的七百銅錢，全部送他，而後匆匆離去。
有在城人卓伯元者，中年經營糖業，由赤盆而成小康。自此，族中孤寡四五家，他都月給米石餘以接濟。一寡婦因窮欲賣子，卓伯元聞知馬上表示願意助養，及孤兒長大，他又延師訓蒙，與子孫一體督課。
諸如此類的事例不勝枚舉，限於篇幅，只列數端。
商人有錢，在那官府財政十分薄弱，捉襟見肘的時代，很多公益事業如建校舍、修橋路，乃至上繳朝廷的額外徵費，都要依賴商人且有良德者的資助，方能逐步解決或交差。 不少潮汕商人在這方面作出了貢獻。
上面提到的陳秋啟，曾於道光十七年（1837），咸豐十年（1860）先後捐修潮州湘子橋和漁湖橋，道光初年倡建學宮文昌祠和奎光閣，而且表現出了“不遺餘力”，而深受官民的稱讚。
潮州湘子橋
揭陽學宮文昌祠
拔貢生、梧州知府周易的父親，也以經商起家的周雪溪，“地方善舉，知無不為”。除參與多次的賑荒外，還受邀參加潮州總兵方耀懲辦積案（俗叫“辦清鄉”）的善後工作，“興利除弊，百廢俱修”，使清鄉造成的瘡痍，得到及時的修復。
這裡還必須特別提及郭之奇的八世孫，“以家貧舍儒而賈”的郭升裕。他在致富之後，非但創置了今之城東甲東里大宅與組祠，“邑之文廟、書院、會館、街亭、津樑之建葺，與夫善堂、義塚、育嬰、恤寡、濟貧、施丐之周急，凡力所能為者行之，數十年不倦”。榕城北門關帝廟這一處現在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也有他光緒初年出資修繕的功勞。
榕城北門關帝廟
黃乾正也是一位急公好義的“另類”。他看到前人所設的育嬰堂有名無實，力勸整頓，議立良規，慎僱乳媼，全力捐資以助完善。作為一個企業家，為了那些可憐的棄嬰，他居然做到每日早起，即往五門城隅周行察視，遇有呱呱被棄者，就馬上抱起。如果姓還可知的，就及時記錄在冊。這樣做，是為了等其長成，為其擇良以配時不致混適同姓及墜為娼尼。他這樣堅持了幾十年。有人笑他迂拙，他則“歷引溺女之果報以曉之”，使人皆歎服。
在這些行善的潮商中，並非每個商人都腰纏萬貫，有的甚至還是依靠自己的節衣縮食而來踐行義舉的。
孫朝財是個典型。他是在城人，幾十年做著小生意以養家餬口。但是他飽受過貧困之苦，於是“業賈”之後，本人堅持儉樸生活，卻“不忘施濟”。他常置一個“撲滿”，每天都把收入中用於家庭日常開支和購貨部分拿出後，其餘放入其中。到了大年除夕，就把這些錢以每戶百錢，“叩貧家門”分發，“行之數十年不倦”。因其救助而能過年者，積之達於累百上千之數。同治四年（1865）歲飢，紳士設廠施粥時，正值大暑，貧民絡繹奔趨。忽然間下起傾盆大雨，朝財在店鋪裡發現這個情況，急購蓑笠八百件分贈，大的分給婦人而揹著兒女的。考慮到暑雨傷人，他還令家人烹煮解暑茶數缸置於粥廠之外，以供渴飲。一城為之感動。
歸僑喬林林焜耀，過番數年，賺了點小錢，即返回家鄉，買了個“州同”的職銜，但沒陶醉於這捐官的好玩。只把捐官當做一個支援國家建設的實際行動。所以家居之日，舉凡“施棺、掩骼及熬膏藥以施病者”無不實行。熬膏藥以施病者，既是林焜耀的特技，也是在經濟不太寬裕了的情況下，他所想到的以小錢辦大事的事業。一樣地可以體現出他的慈愛仁心。
潮州總兵卓興
棉湖的楊錦鵬，“嘗學陶朱術，往來吳越閩中，假懋遷為壯遊”，賺不到什麼大錢，但在做生意過程中得人授以異方，知可應急。時鄉人卓興以都司之職，在茂名與農軍作戰，士兵多病於疫，人心惶惶。消息傳到揭陽，錦鵬二話不說，放下手頭的生意趕製方藥，而後日夜兼程，送至茂名軍前，經得病士兵服用之後，痊癒者無數。卓興後來升至潮州總兵，為國家的安定，建立了汗馬功勞，這其中有著楊錦鵬的一份功勞。
同是棉湖的林舜賢，他有個孫子林鐘華做著韶州府學教授的教官，但他家裡一點微薄的積蓄，卻靠平時經商的收入。存錢雖然不多，但“性好善”之故，“鄉族有義舉必贊成之”。最值得點讚的是嘉慶間，他嘗邀六姓殷戶捐資置產，為士子鄉會試資斧之助，這個仿似今日基金的建立，舜賢無法個人承擔，但他把富人們的力量集中起來，因此也就成就了大事。
商人群體的賢德，不像職官的施政，儒士的論學，而是以捐資為主要方式去踐行。他們的賢德因之實實在在，看得見摸得著，雖然不像思想文化、錦繡文章那樣可以傳之四海，影響後世，但卻在當時發揮了權力和文字不可代替的作用，也為社會做出了不小的貢獻。
來源：揭陽日報 文/彭妙豔 轉載時有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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