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嶽州瓷因唐代陸羽的《茶經》而著名，但他眼中的嶽州瓷與考古發現的嶽州窯是不同的概念。陸羽對嶽州瓷的評價主要基於質地和顏色兩個標準，我們可根據這兩方面特徵來對照考古學上的嶽州窯的產品。嶽州窯是一個從東漢延續至晚唐、燒造規模逐漸擴大的民間窯場，包括湘陰窯和長沙窯兩個前後相繼的燒製階段，大致可以 8 世紀中期的安史之亂為界。湘陰窯階段以喪葬類明器和無彩青瓷為主，部分無彩青瓷中的精品在長江流域及中原北方高等級墓葬中常有發現，這類精品青瓷一直延續到長沙窯階段，陸羽所見嶽州瓷可能正是這部分無彩的精品青瓷。8 世紀中期以後的長沙窯階段在燒瓷工藝和裝飾上走上了創新發展的道路，以生產高溫釉上彩日用青瓷為主，裝飾風格上出現了濃郁的西亞和中亞風格。嶽州窯產品一直沿水路向外輸出，範圍由兩湖地區逐漸擴大至整個長江沿岸、中原、華北、嶺南及“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各國，成為唐代最重要的民間貿易瓷窯。
嶽州瓷因唐代陸羽《茶經》的記載而成為一代名瓷，按照唐代以州名窯的習慣，學術界早已將嶽州瓷與湖南湘陰湘江沿岸的數處窯址對應起來，基本確認了嶽州窯的所在，但唐人眼中的嶽州瓷與今天考古發現的嶽州窯並非一個概念，嶽州瓷只是陸羽時代對中唐時期部分精品青瓷的稱呼，而嶽州窯則是一個從東漢延續至晚唐、燒瓷規模逐漸擴大的民間窯場。本文將在辨析嶽州窯與嶽州瓷的基礎上，對嶽州瓷的特徵、嶽州窯與長沙窯的關係、嶽州窯產品的輸出等問題作進一步探討，以期進一步瞭解嶽州窯的窯業文化。
一 嶽州窯的考古探索與窯業歷史
（一）嶽州窯的考古探索
唐代陸羽《茶經》是中國古代第一部論茶的專書，從茶道角度品評了唐代幾大著名窯口的茶具：越瓷、鼎州瓷、婺州瓷、嶽州瓷、壽州瓷、洪州瓷、邢州瓷。隨著唐代窯址被陸續發現，考古學家開始根據唐代的州名尋找這些瓷種的產地，並與各類遺址出土的瓷器相比較。目前《茶經》所記的瓷種大多已與考古發現的唐代窯址對應起來，嶽州瓷的面貌亦隨著考古發現而逐漸明朗起來。
對嶽州窯的考古探索可以追溯到20世紀50年代初期，湖南考古工作者在清理長沙市郊的古墓時，常見一種“豆綠色半瓷質”的器物，因其地毗鄰唐代的嶽州，學者自然就它們與《茶經》中的嶽州瓷聯繫起來，由此開啟了對“青瓷六大名窯之四”嶽州瓷的探索。1952年吳銘生、何維國對湘陰縣進行了最初的考古調查，在湘江岸邊鐵角嘴至窯頭山一帶的吳家祠堂、白骨塔、窯滑裡等處發現了窯業堆積，並在吳家祠堂的江邊發現一座殘破的窯爐以及大量匣缽、墊餅等窯具，所見瓷器以豆綠色釉居多，胎質細白，其次為米黃色釉，與長沙唐墓出土瓷器非常接近。由於湘陰在唐代隸屬嶽州，因此，他們認為這裡就是陸羽《茶經》中所謂“嶽州瓷”的產地。
時隔二十年後的1972年，湖南省博物館周世榮又在鐵角嘴至窯頭山一帶進行了複查，認為此處窯業堆積不太厚，應不是嶽州窯的主要窯址。通過進一步調查，發現順湘江而下的湘陰縣城關鎮存在更豐富的窯業堆積，尤其縣藥材公司所在地，燒瓷規模大、品種豐富，推斷燒瓷年代大約始於漢末兩晉，盛於南朝隋唐之際。1975年在調查基礎上進行了小規模試掘，雖然只開了一個5米×5米的探方，而且由於積水沒有發掘到底，但這是嶽州窯的第一次科學考古發掘，出土了大量與周邊地區墓葬出土品風格相似的完整器物，以青瓷為主。早期多幾何印紋、聯珠點彩裝飾，年代可早至兩晉或漢末；中期多蓮花裝飾，見塊狀醬釉、印花裝飾，並採集到一件印有“官”字的青瓷杯，年代約為南朝隋唐之際；晚期瓷器有兩種情況：一種偏於樸素，裝飾較少，另一種則向釉下彩發展。這次試掘，有幾點意見非常重要：（1）燒瓷歷史從漢末兩晉到隋唐，應屬於嶽州窯範疇，但由於嶽州瓷是唐人的稱呼，周世榮建議稱為“湘陰窯”，認為嶽州窯是湘陰窯的繼續發展；（2）湘陰窯屬於青瓷系統，尤其是茶杯幾乎全是青釉，沒有點彩或印花裝飾；（3）已大量使用匣缽裝燒，這是裝燒工藝的重要進步，反映了窯場對質量和產量的追求；（4）晚期階段出現了釉下彩，可能與長沙窯有聯繫。周世榮不但進一步證實了嶽州瓷的產地，還將長沙唐墓出土瓷器區分為嶽州、長沙二窯的產品，討論了二窯在器形、裝飾和工藝上的聯繫，認為“湘陰窯與長沙窯初看起來是兩種不同的窯系，實際上是嶽州窯發展中的兩個不同的歷史階段，最後形成了兩種不同的體系”。因此，探明嶽州窯與長沙窯的關係成為後來考古工作的一個重點。
此後周世榮又對湘陰周邊的古窯址進行了多次考察，發現除以往所見的漢末至隋唐時期的堆積，在古屬湘陰（今屬汨羅的營田、烏龍咀一帶）還有宋元以降的“釉下粉彩與印花諸器”，於是將漢末到宋元時期湘陰至長沙望城一帶的青瓷窯場一併歸入嶽州窯系統，並將嶽州窯分為三期：前期又稱湘陰窯，年代自漢末至隋代，窯址在窯頭山、城關水門一帶；中期在唐五代，窯址主要在鄰近銅官鎮的鐵角嘴一帶；後期為宋元時期，窯址在鐵角嘴、烏龍咀、雲田（營田）、長沙窯區的都司坡一帶。周世榮認為，嶽州窯前期主要燒造印花青瓷，盛唐以後出現流變，發展為長沙窯的釉下彩青瓷，工藝和裝飾可能還影響到宋元時期的衡山窯。雖然湘陰、長沙二窯燒瓷地點已經連成一片，瓷器工藝與風格也有著密切關係，但1982年中國硅酸鹽學會編寫《中國陶瓷史》時，還是將各窯址進行了分割，按年代將湘陰縣的窯址分為“兩湖地區生產青瓷的窯址”（三國兩晉南北朝）、“湘陰窯”（隋代）、“嶽州窯”（唐五代），沒有考慮唐代嶽州、長沙二窯的聯繫。
1987年，長沙市文物工作隊在銅官鎮長沙窯中心區瓦渣坪以南的石門磯發掘了1座東漢晚期的龍窯，年代遠遠早於已經發掘的長沙窯，為長沙窯的溯源及嶽州、長沙二窯的關係提供了新的材料。
1988年周世榮等對新發現的湘陰青竹寺窯址進行了發掘，出土了豐富的窯業堆積，發現大量青瓷器及窯具，但未見窯爐，地層中出土了紀年為“漢安二年”（143）的刻文瓷片，經上海硅酸鹽研究所分析，胎釉成分與東漢越窯接近，屬中國最早的高鈣灰釉、高硅質胎的青瓷，胎中二氧化硅含量高達70%以上。器物裝飾以幾何形印紋為主。根據已發現的數處窯址，研究者認為，“自湘陰縣城，經青竹寺窯、鐵角嘴窯、樟樹白梅窯至望城縣的銅官鎮長沙窯石門磯窯的湘江兩岸的70公里處是漢唐時期嶽州窯形成和發展演變的唯一基地”，青竹寺窯年代為東漢中晚期，屬嶽州窯的早期。
1997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湘陰縣縣城發掘了馬王墈窯址，清理南朝至隋代龍窯2座；2014年，他們發掘了晚唐五代時期的斗笠鋪窯址；2017年以來，考古所繼續在湘陰縣境內發掘，發現了2座東漢龍窯，進一步完善了嶽州窯的發展序列，但這幾次的發掘資料未完整公佈。值得重視的是，2016年張興國在長沙窯石渚湖窯區發現了長沙窯與嶽州窯的地層疊壓關係，窯業堆積第④、⑤、⑥層相當於中晚唐長沙窯的鼎盛時期，出土了大量典型長沙窯瓷器殘片，第⑥層和⑥層下灰坑出土了典型嶽州窯類型的青瓷，推測可能存在嶽州窯窯爐，這是第一次從地層上確定了嶽州、長沙二窯的疊壓關係〔圖一〕。
（二）嶽州窯與長沙窯的關係
從考古探索來看，研究者都公認嶽州窯的燒瓷地點不限於湘陰境（唐嶽州），而是與長沙窯中心區所在的銅官鎮石渚湖窯區連成一片，所以很難從地域上區分嶽州窯和長沙窯〔圖一〕。嶽州窯的年代始於東漢，衰於晚唐五代，宋元時期仍有燒造，年代上基本涵蓋了長沙窯的發展，其鼎盛時期主要生產青瓷，但盛唐以後則出現了典型的長沙窯“釉下彩”瓷器，此期從裝飾工藝上很難將嶽州、長沙二窯分開。
2000年，筆者曾對長江中游地區六朝隋唐墓葬和窯址出土的青瓷進行類型學排比，通過器物造型和裝飾來討論嶽州窯和長沙窯的關係，認為二窯從窯業特徵看只有時間早晚不同和燒瓷地點的轉移，可看作同一窯口的兩個不同發展階段。
2004年，李建毛等從地域、胎釉成分、器形、燒造方法和窯爐結構等方面肯定嶽州窯與長沙窯有明顯的聯繫，但又否認長沙窯與嶽州窯是同一個窯口，主要理由是：嶽州窯是青瓷系統，而中晚唐興起的長沙窯是中國彩瓷的開端；長沙窯的很多器形（如最常見的瓜稜壺）不見於嶽州窯；器類中嶽州窯多明器而長沙窯多實用器，因此不能以嶽州窯之名涵蓋長沙窯。但是，這種否定卻有商榷的餘地。首先，長期被認為長沙窯首創的“釉下彩”裝飾並非長沙窯開端，而是嶽州窯彩飾工藝的發展，1997年發掘的馬王墈窯址及東晉南朝墓葬出土的青瓷上已出現點彩和彩飾，嶽州窯的彩飾與長沙窯彩瓷工藝之間的承續關係是很明顯的；其次，長沙窯的器物種類與嶽州窯不同並非由於“市場定位不同”，而是由於造型的時代風格發生了改變，長沙窯鼎盛的中晚唐正是全國範圍內瓷器造型普遍改變的時期，如盤碗類口沿由原來的圓形變成葵瓣形，壺罐類腹部由原來的直筒形變成瓜稜狀，還出現了受西亞薩珊銀器影響的葵瓣口橢圓形盤等，這是由於人們室內生活方式以及審美髮生了改變，嶽州窯與長沙窯器形上的差別僅僅表明二者在時代上的早晚關係。同樣，嶽州窯多喪葬明器而長沙窯多實用器，也是由於年代不同而致瓷器的用途發生了改變，中晚唐商品經濟大為發展，瓷器作為日用消費品已成為民間貿易的大宗產品，而且由於喪葬模式的變化，喪葬類的俑類明器數量大為減少，因此長沙窯產品自然以日常實用器為主了。
近年張興國致力於銅官鎮長沙窯的發掘和研究，為了確認“釉下彩”的屬性，與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合作，選取具有代表性的長沙窯彩瓷標本50 餘件，利用超景深三維顯微鏡進行了全方位的觀察，重點觀察彩、釉及其結合部的平面與斷面，發現彩料在平面和斷面上均有打破或疊壓在釉層之上的現象，卻沒有發現一例釉層覆蓋在彩料之上的跡象，也就是說，長期以來所認為長沙窯的“釉下彩”並非在釉下，而是一次燒成的高溫釉上彩瓷。這種釉上彩也非長沙窯的首創，而是北方唐三彩的釉上彩工藝被移植到嶽州窯青瓷上的結果。
此外，窯口的裝燒方法也是不可忽視的方面。在嶽州窯窯址常見盤碟類的器心“方塊露胎”的現象，即在器心（和部分器底）部分無釉，無釉部分一般呈方塊形狀，如湘陰縣城關鎮窯址出土的南朝、隋唐方塊露胎的碟、碗等〔圖二：1、2〕。這種現象一直延續到長沙窯階段，成為盤碟類器物的主要特色之一。由於這種器物大多有化妝土，露出的並不一定是器胎而是化妝土，因此張興國稱其為“露底”，認為這種現象與裝燒方法有關，是因疊燒導致的，由於其上常疊置一滿釉瓷器，器心大多有一圈粘疤痕跡，在露底部位往往用褐彩繪畫或書寫文字。這種判斷是很有見地的，露底的原因是為了防止因疊燒而出現粘連，疊燒時將露底的器物放在最下面，其上再放置器心滿釉的無露底器物，一般是一匣二器或三器裝燒〔圖二：3、4〕。據張興國先生介紹，當代仿品在施釉時從不同方向把邊緣依次浸入釉漿而器心不浸釉。露底彩繪現象是嶽州窯，而在長沙窯的重要特色之一，表明二者在裝燒方法上一脈相承，它源自嶽州窯，而在長沙窯更為普遍，是在增加裝燒量和減少粘連缺陷之間的一種折中手段，但置於露底器之上的滿釉彩繪瓷仍是長沙窯的主打產品。
從上述考古探索來看，嶽州窯與長沙窯的燒瓷地點連成一片，總體上來說燒瓷中心沿湘江自北向南轉移；嶽州窯從東漢中晚期延續至盛唐時期，長沙窯從中晚唐延續至五代，燒瓷歷史前後相繼；二窯器物造型、彩飾工藝、裝燒方法一脈相承，並沒有窯業上的突變，只有時代早晚的差異。因此，不宜將二窯割裂，二窯實為同一窯口的不同發展階段，由於燒瓷地點大多位於唐代嶽州境內，“嶽州瓷”又見於唐代文獻《茶經》，按照唐代以州名窯的習慣，不妨一併稱作嶽州窯。
嶽州窯經歷了前後兩個不同的發展階段：前期（東漢至唐初）以生產青瓷器皿和喪葬類瓷俑為主，窯場主要在今湘陰境內，可按習慣稱作湘陰窯；後期（中晚唐五代）吸收了北方唐三彩工藝走向創新發展，以生產高溫釉上彩繪青瓷為主，產品主要是日用飲食器皿，窯場在今長沙市銅官鎮石渚湖一帶。嶽州窯的前後期可大致以安史之亂為界。1998年印尼“黑石號”（BatuHitamShipwreck）沉船出水器物上有“石渚草市”題記，表明石渚湖一帶是中晚唐時期重要的陶瓷生產和貿易中心，石渚可能是唐代長沙窯的原名。
將嶽州窯（湘陰窯）、長沙窯（銅官窯或石渚窯）納入統一的“嶽州窯”系統，是為了從一個較長的時間維度討論窯業文化的發展進程以及宏觀窯業文化特色的歷史成因。
嶽州、長沙二窯關係既明，為了方便後面的討論，圖示如下：
二 陸羽《茶經》與唐代嶽州瓷
（一）《茶經》嶽州瓷辨析
嶽州瓷得名於唐代陸羽《茶經》卷中《器》：
盌，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嶽州次，壽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處越州上，殊為不然。若邢瓷類銀，越瓷類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類雪，越瓷類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綠，邢不如越三也……越州瓷、嶽瓷皆青，青則益茶，茶作白紅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紅；壽州瓷黃，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
這是史籍中對嶽州瓷的唯一記載，十分簡略，但由於作者陸羽是著名的唐代“茶聖”，《茶經》是世界上第一部茶書，對茶葉、茶具、茶史的記錄具有相當重要的科學價值和史料價值，因此他對嶽州瓷的描述仍值得我們高度重視。以往研究者大多根據這則記載，認為嶽州瓷在陸羽的排序中名列第四，在越、鼎、婺之後。這裡可能存在勘校錯誤。
現存《茶經》的最早版本是南宋鹹淳九年（1273）左圭刻本，明清時期又有多次翻刻，流傳過程中出現了一些錯訛，經今人沈冬梅、呂覺農等參校諸本，我們可以相對客觀地瞭解到陸羽原作的面貌。陸羽從茶道角度對當時幾大窯口的茶碗品質作了排序，評價茶碗高下的標準主要有兩個：一是質地，二是瓷色。
首先，關於邢瓷“類銀”、“類雪”，越瓷“類玉”、“類冰”的理解，前賢一般從邢窯燒白瓷、越窯燒青瓷的角度解釋為瓷色的差異，認為陸羽把白瓷比作銀器，把青瓷比作玉器，然而銀器固然很白，玉器卻不一定是青色，更何況“類雪”與“類冰”很難說有顏色的差別，因此結合上下文來看，陸羽對邢瓷與越瓷的比較當指瓷器的胎質而言，而不指顏色。銀不如玉堅脆、雪比冰綿軟，邢瓷是唐代初興的白瓷，胎質還如銀、雪一般綿軟，而越瓷有著成熟的青瓷工藝，胎質如玉、冰一般堅脆，茶碗需胎質堅脆，故將越瓷置於邢瓷之上。其次，從瓷色看，只有越瓷、嶽瓷是青色，以青色茶碗泡茶，茶是白紅之色，最宜盛茶，而其他諸窯瓷色或白、或黃、或紫、或黑，皆不是理想的茶色。
顯然，陸羽從質地和瓷色方面，認為越窯、嶽州窯瓷碗是最理想的茶具。從陸羽論述的邏輯和上下文語境看，“嶽州次”之“次”應為“上”，文獻校勘學者也早指出“次”字之訛。陸羽提及北方邢窯僅為類比，主要是對南方六大窯口排序，但陸羽的排序並非以前所理解的“越州－鼎州－婺州－嶽州－壽州－洪州”，而應當是“越州－鼎州－婺州；嶽州－壽州－洪州”。
又，陸羽論煮茶，“凡酌，置諸盌，令沫餑均。沫餑，湯之華也。華之薄者曰沫，厚者曰餑。……其沫者，若綠錢浮於水渭，又如菊英墮於鐏俎之中。餑者，以滓煮之，及沸，則重華累沫，皤皤然若積雪耳。《荈賦》所謂 ‘煥如積雪，燁若春敷’，有之”。指煮好的茶倒入碗中後，茶沫泛起之狀有如積雪之白，越瓷、嶽瓷是青色，茶水注入青色茶碗中，則白色的茶沫與青色的茶碗形成顏色反差，茶作白紅之色，這可能是符合唐人審美的一種顏色。可見，在唐代茶人眼中，從質地和瓷色來看，嶽州瓷是可與越瓷媲美的青瓷茶具，但由於以前對文獻的誤讀，將嶽州瓷置於六大青瓷之第四位，這是對嶽州瓷品質的低估。
（二） 陸羽所見嶽州瓷
將考古發現的湘陰至長沙湘江沿岸的瓷窯與陸羽《茶經》所記嶽州瓷聯繫起來，應是沒有問題的，但嶽州窯延續時間長、產品類別多樣，陸羽所見的嶽州瓷到底是什麼樣的？陸羽從泡茶的角度品評茶碗的優劣，認為“青則益茶，茶作白紅之色”，指嶽州窯的青釉能反襯出特殊的白紅茶色，反映了唐代文人的審美。其他幾個窯口的瓷色或白、或黃、或紫、或黑，泡出來的茶或紅、或紫、或黑，都非理想茶色，只有越瓷和嶽州瓷是理想的茶具，這是陸羽將嶽州瓷與越瓷並提的原因。
嶽州窯從東漢至晚唐五代的產品都屬青瓷系統，但前後期還是有較大變化的，前期（湘陰窯階段）以無彩青瓷為主，無論日用青瓷還是青瓷俑，到南朝、隋和唐初都已經達到相當高的水平，質地堅脆，除足部之外滿施青釉，釉色青翠，胎釉結合好，應主要為喪葬或供給官府等特殊用途而燒。目前在湖南、湖北較高等級墓葬常見這種精品嶽州窯青瓷碗，其中部分可能作為“貢瓷”進入官府，如南京市區遺址出土的“太官”、“上府”字樣碗，湖南省博物館藏“大官”瓷杯等，同類帶款器碗也發現於湘陰窯馬王墈窯址；另外還有一類質量較粗的日用青瓷，以碗、盤類器為主，釉色較淡偏黃，釉層脫落嚴重，應是主要供給民間使用的普通商品瓷。到長沙窯階段，兩類青瓷繼續並行發展，其中滿施青釉的精品青瓷造型上發生了變化，碗杯類器由南朝的小圈足變為典型的玉璧形足；另一類產量較大的釉色偏黃瓷器的胎釉結合程度有所提高，普遍流行釉上彩繪，一般在方塊露底部分彩繪植物、水鳥和文字圖案，這類器物是長沙窯窯產品的大宗，僅黑石號沉船就發現了數萬件。從考古發現來看，這兩類青瓷的需求方是不同的，前者作為湘陰窯以來的精品青瓷，主要供國內官府、士紳使用，產量不大，但十分精緻；後者相對造型、釉質較為粗劣，屬大批量生產的民間商品瓷，需求對象可能主要是民間和國外市場，這種釉上彩繪的青瓷釉色偏黃，而且碗盤類內底皆有彩繪，顯然不符合陸羽“青則益茶”的標準，而產量較小的精品青瓷則胎質堅脆，釉色青翠，內外滿釉，並無釉上彩繪，更接近陸羽眼中的理想茶碗釉色。
陸羽是唐代著名文人，《新唐書》有傳，去世不久就被茶業經營者神化，被作為“茶聖”與酒神杜康並提，地位至北宋不衰，歐陽修稱“至今俚俗賣茶，肆中多置一瓷偶人, 雲此陸鴻漸至。飲茶客稀, 則以茶沃此偶人, 祝其利市，其以茶自名久矣”。但陸羽生卒年不詳，一生漂泊無定，一般認為生於開元二十一年（733），可能卒於貞元十九年（803）。據今人考證，陸羽生為竟陵（今湖北天門）一棄嬰，被寺僧收養，少年時淪為伶人，安史之亂後隨北人南下浪潮避地江南，漂泊於江浙的吳興、潤州、丹陽、宜興、湖州一帶，廣交當地士、僧和官宦，遍訪茶山，鑽研茶道，此後又先後在江西上饒、洪州，湖南潭州、嶺南等地短居。《茶經》可能成書於其遊歷江浙時的乾元二年至上元二年（759－761）之間。
陸羽一生主要活動於長江中下游地區，足跡所至正是茶業和瓷業發達地區，他對當時幾個主要窯口茶具的認識應是親身體驗所得，也應代表了唐人對茶道的普遍認知。《茶經》成書於安史之亂後數年，正是長沙窯在湘陰窯基礎上創新發展的時期和產量大增的時期，但同時也在燒造少量精品青瓷，陸羽所見“嶽州瓷”很可能就是長沙窯早期的無彩、滿釉青瓷茶具，尤其是鐵角嘴一帶燒造的青瓷——《茶經》中所載的“碗類”產品。《茶經》撰成十數年後，陸羽曾到潭州短住，應對長沙窯的瓷業盛況有所瞭解，當時長沙窯產品的大宗是供給民間的普通釉上彩青瓷，顯然不是陸羽所欣賞的“嶽州瓷”，只有延續湘陰窯（唐嶽州）而來的精品青瓷茶碗才是陸羽眼中“青則益茶”的嶽州瓷〔圖三〕。
三 嶽州瓷的輸出
嶽州瓷到中唐已成為一代名瓷，被“茶聖”陸羽列為六大青瓷名品，那麼它的影響到底如何？在文獻闕如的情況下，可根據墓葬、遺址等出土的瓷器大致勾勒其輸出範圍。嶽州窯從東漢至晚唐五代經過了湘陰窯（前期）、長沙窯（後期）兩個燒瓷階段，我們可以分兩個階段考察嶽州瓷的輸出情況。
（一）湘陰窯階段（東漢至初唐）
雖然湘陰窯窯址的考古工作並不充分，但與同時期鄰近窯口（如洪州窯）比較，仍可看出湘陰窯產品的顯著特徵： （1）器類上，實用器與隨葬俑類、瓷質明器並存，窯址中發現了很多人俑、動物俑和模型明器，較早階段器物較為矮小，較晚階段俑類個體高大精緻，廣泛發現於岳陽、長沙、武昌等地隋至初唐墓中，其中十二時俑和胡人俑最具特色，不見於南方地區同時期其他窯場，可能是來自北方的傳統。（2）墓葬所見青瓷在較早階段釉色偏黃、胎釉結合不好，南朝開始出現一類胎質堅脆、釉色青翠，胎釉結合好的精品青瓷。（3）主流產品的器形和裝飾上，碗類器的假圈足較小，器壁的曲度略大，且足部多挖出一圈凹槽，這是特有的器胎修整技術；盤口壺普遍在頸部有兩週凸弦紋；流行在盤碟類外壁和內底印花，獨創器心“方塊露底”的做法；流行刻劃蓮瓣紋，碗類外壁的蓮瓣僅勾出輪廓，內壁同時刻有帶蓮蓬的整朵蓮花，部分精品器物刻劃出高浮雕蓮瓣紋，如燭臺底座、帶蓋罐的中腹和器蓋、蓮花尊等。
以此為線索是可以大致確認考古遺存中的湘陰窯青瓷產品的。檢索考古發現的六朝至唐初墓葬，可發現湘陰窯產品沿湘江、長江、漢水遠播國內各地。長江中游地區是湘陰窯產品的主要輸出地，除今湖南地區外，湖北鄂州作為東吳早期都城和六朝控御中游的重要據點，是湘陰窯瓷器最集中的地區。在20世紀50至80年代鄂州發掘的近400座六朝墓葬中，大多有青瓷隨葬。據物理化學分析，青瓷原料是一種高硅低鐵瓷土，雖然從東吳到南朝期間硅、鐵含量有所波動，但大致上硅含量在72%－80%之間，鐵含量在0.85%－2.5%之間，符合湘陰窯窯址瓷土的高硅低鐵特徵，青竹寺窯址胎中的硅含量高達70%以上。而同時期洪州窯的硅含量從東漢至南北朝大約在66%－75%之間、鐵的含量在1.5%－2.5%之間波動，總體上來說硅含量略低，鐵含量略高。蔣贊初認為鄂州六朝墓的青瓷器中一部分燒結程度較高、胎釉結合較好的器物主要來自湘陰窯。2002年在鄂州市郭家細灣劉宋時期的M8出土的蓮瓣紋碗、雞首壺、盤口壺、唾壺的造型、釉色與湘陰窯窯址所出完全相同，應是湘陰窯產品。2004年在武漢江夏龍泉南朝墓中出土的青瓷盤口壺、五管燭臺、碗盞等與湘陰窯所出相同〔圖四：1－3〕。解放初在武昌發現的165座隋唐墓中，“其主要產品均來自湘陰窯和長沙窯”，包括青釉印花的團花、樹葉與條狀相間紋等的壺罐類、碗盤類實用器皿，以及大量青瓷人俑、十二時俑等〔圖四：5－7〕，其中武昌東郊何家壠188號唐墓出土的十二時俑是其他窯址罕見的青瓷俑類精品。十二時俑見於湘陰窯窯址，也是湘陰附近隋至唐初墓常見的隨葬品，如湘陰大業六年墓（610）、湘陰縣城關鎮初唐墓、岳陽桃花山4號墓（初唐）、桃花山M12（初唐）、長沙牛角塘唐墓、長沙鹹嘉湖初唐墓、長沙黃土嶺唐墓等都出土了十二時青瓷俑，特徵非常一致，似為批量生產。在歷年漢水中上游的考古發掘中也常見各類六朝至初唐青瓷，其中大部分當來自湘陰窯和洪州窯，但應以湘陰窯產品為主。湖北安陸吳王妃楊氏墓出土的11件盤口壺、1件罐、3件碗均為灰白色的胎，外壁半釉，是較集中的一批湘陰窯初唐產品。
湘陰窯產品也見於長江中上游墓葬中，1978年發掘的萬州冉仁才墓出土青瓷應是最大的一批湘陰窯產品，隨葬的80餘件青瓷人俑和家禽家畜模型、十二辰俑，以及唾壺、盤、硯等器皆為泛黃青釉，當屬湘陰窯初唐出品,該墓出土“永徽五年”(652 ) 墓誌，冉氏曾任澧州、雍州刺史，死後歸葬萬州，所出青瓷俑的質地與風格酷似長沙、武昌等地唐墓所出，應是湘陰窯初唐精品。2001年在豐都關田溝村南朝墓（陳文英堡M21、棺山堡墓地M38）也出土了成組的青瓷器，從胎釉特徵和器物造型可判斷為湘陰窯南朝產品〔圖四：11〕。
長江下游的南京及周圍地區出土的青瓷絕大多數來自浙江一帶，但也有少量來自中游湘陰窯的“貢瓷”，如南京市區遺址出土的碗類精品器底有“太官”、“上府”字樣，與湘陰窯馬王墈窯址“大官”殘碗和湖南省博物館藏“大官”瓷杯接近，都是南朝至隋代之物，表明湘陰窯作為民窯，也可能同時生產部分官府用器〔圖四：8－10〕。
北方墓葬和遺址中青瓷的來源是學術界爭議較多的問題，由於一直未發現大規模生產青瓷的窯場，一度將北方墓葬和遺址常見的青瓷都歸於南方越窯產品，但近年來越來越多學者認為長江中游的湘陰窯和洪州窯可能是北方青瓷的主要來源。劉未對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墓葬和遺址中出土的青瓷作了詳細的類型排比，從形制、裝飾、胎釉、支燒工藝與南方窯址進行了比較，認為絕大部分青瓷來自長江中游的洪州窯、湘陰窯，其中洪州窯主要出現在北魏遷洛前，湘陰窯自北魏遷洛後大量湧入，無論種類、數量、質量都大大超過洪州窯。
北方出土青瓷之最精緻者當屬高等級墓葬中出土的蓮瓣紋燭臺、罐、尊類器，經與湘陰窯窯址所出對比，可基本確認大多來自湘陰窯，如河北封氏墓群與南方武昌、南京等地出土的蓮花尊皆滿腹高浮雕蓮瓣紋及壓印草葉紋，應指向湘陰窯〔圖四：4、17〕。河北贊皇縣西高村北魏李弼夫婦合葬墓和偃師杏園村北魏染華墓皆出土了成組的湘陰窯青瓷器，其中青瓷五管燭臺與湘陰窯址所出最為接近而不見於其他窯址〔圖四：12〕。河北贊皇北魏李翼夫婦墓出土的印花瓷碗和青瓷唾壺〔圖四：13、14〕、滄州吳橋小馬廠東魏墓出土的盤口壺和蓮花蓋罐〔圖四：15、16〕、河間沙窩村北齊墓所出雞首壺等〔圖四：18〕皆能在湘陰窯找到類似器物。
六朝至唐初的湘陰窯產品憑藉便利的長江及支流交通之便輸出於整個長江流域，並波及中原華北地區，這個輸出範圍是逐步擴大的，以青竹寺窯窯址出土的青綠色釉麻布紋罐為代表的東漢中晚期至三國時期產品主要輸出於窯場附近的湖湘地區及鄂州一帶；兩晉時期的青瓷產品輸出於長江中游各地及漢水沿岸；南朝後期至唐初時，以翠綠色釉、蓮瓣紋等為代表的精品青瓷沿長江及其支流繼續擴散，沿長江上至萬州、豐都等地，下至南京一帶，沿漢水可從鄂州至襄陽一帶，並進入中原核心地區的洛陽、鄴城一帶。
（二）長沙窯階段（中晚唐）
安史之亂後，嶽州窯進入新的發展時期，在湘陰窯基礎上吸收北方唐三彩工藝，形成了以高溫釉上彩工藝為特色的窯業，同時由於南方商品經濟的發展，在銅官鎮石渚湖一帶形成了規模龐大的瓷器生產和貿易中心。河南鞏義黃冶窯是一處創燒於隋，在盛唐、中唐達到頂峰的三彩窯場，採取的是高溫素燒、施化妝土、施釉、二次低溫燒釉的燒造程序，以彩上彩繪、印花、刻花、貼花、雕塑等多種方式裝飾，這些工藝可能在安史之亂後隨著北方工匠南下而傳入湘陰窯，經過改造發展出了長沙窯的高溫釉上彩工藝。
長沙窯產量巨大，對外輸出範圍已大大超出湘陰窯，在遍及大江南北的交通要道墓葬和遺址，以及東亞、東南亞、南亞、西亞、非洲等地港口都發現了典型的長沙窯瓷器，大多是日用器皿，以碗盞類、盤碟類、壺瓶類、壇罐類器物為主，最集中的一批長沙窯產品出自1998年在印尼勿里洞島發現的“黑石號”沉船，船貨中以瓷器為大宗，約6.7萬餘件，長沙窯瓷器多達5.6萬餘件，從器物上的紀年推斷它們的生產年代可能是寶曆二年（826），絕大多數是瓷碗，多為褐綠彩裝飾和詩文題款，多件茶碗自書“盂”、“茶碗”、“茶盞子”等，其中一件書有“湖南道草市石渚盂子有明樊家記”題記。“草市石渚”表明石渚一帶存在一個因瓷器生產與貿易而興起的大型集市——草市。草市是唐代中葉以後興起的非官方集市，往往在南方沿江船埠等地因本地特產而興起，是唐代官方坊市制度破壞後民間商品經濟發展的表現，“這種自然生長的市鎮官方控制較弱，交易相對於坊市自由得多，且因地近鄉村物豐價廉，而商旅輻聚、店鋪林立形成的燈紅酒綠又非單調的鄉居生活可比。這些條件首先吸引了草市側近的富室大戶前來定居，投資工商及飲食行業” 。
石渚草市正是因瓷器生產與貿易而依石渚湖和湘江船埠興起的民間集市，長沙窯瓷器除了少量精品無彩青瓷外，是一個主要以釉上彩青瓷為主的產量巨大、影響極廣的民間窯場。9世紀前期的本地詩人李群玉應目睹了晚唐石渚窯業盛況，留下了對石渚窯業的生動描述：“古岸陶為器，高林盡一焚。焰紅湘浦口，煙濁洞庭雲。迥野煤飛亂，遙空爆響聞。地形穿鑿勢，恐到祝融墳。”詩人張籍也以“孤帆夜發滿湘渚”的詩句描繪了湘江岸邊整裝待發的商船及民間貿易之盛。
從湘陰窯到長沙窯階段，嶽州窯青瓷產品的輸出範圍呈逐漸擴大之勢，輸出的產品種類也有明顯不同：湘陰窯階段主要是一些較精緻的青瓷日用器皿及隨葬青瓷俑，長沙窯階段的輸出產品主要是日用器皿，依然沿水路外輸，範圍繼續擴大至整個長江沿岸、中原、華北、嶺南及西沙群島，並已大量外銷到“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各國。從湘陰窯到長沙窯階段，嶽州窯窯業得到飛躍性發展，反映了瓷器生產的商業化進程，這與唐代商品經濟的發展進程相吻合。嶽州瓷在中晚唐時期已經成為享譽海內外的著名民用瓷器，陸羽、李群玉所見“嶽州瓷”和“石渚陶”正是對商業化和規模化了的嶽州窯的歷史記錄。
瓷器運輸對水路的依賴較大，嶽州瓷之所以能通達各地，當與區域內密佈的水系相關。嶽州是湘、資、沅、澧四水匯入洞庭、大江處，沿大江可達吳越及巴蜀，又可經鄂州轉漢水北上，抵達中原及關中，還可籍湘江之便通達嶺南，實為南北、東西交通之十字路口。在嶽州瓷的外輸中，長江支流漢水和湘江的地位尤其重要，漢水沿岸的襄陽、鄂州是重要的交通樞紐，可將洞庭湖平原、江漢平原與南陽盆地相連，經陸路可經南陽到達中原，溯漢水而上可達關中和大西北地區，這條交通線路在統一帝國時期暢通無阻，即便在南北分裂時期也是商旅往來的重要通道。沿江重要城市都有用於貨物轉運的津渡，戰時是軍事前哨，平時則是民間貿易的重要港口。《樂府詩集·石城樂》是劉宋臧質所作，描述了南朝時期的漢水津渡石城（今湖北鍾祥）的船運之盛：“布帆百餘幅，環環在江津……大艑載三千，漸水丈五餘。”鄂州在六朝時是建康政權控御江漢的軍事重鎮，到唐代成為貨物轉運的重要津渡，安史之亂期間運河漕運受阻，來自下游的唐廷財賦轉由長江上溯至中游轉運，由鄂州轉漢水上溯商州，再陸路轉長安的路線變得非常重要。唐廣德元年（763）冬日發生在鄂州津渡的一場大火，“燒船三千艘，延及岸上居人二千餘家，死者四五千人”，可知當時津渡的繁忙。嶽州、潭州在唐開元年間皆屬江南西道，安史之亂後又屬湖南觀察史，是中央財賦的重要來源地，“夫湘川之奧，人豐土闢，南通嶺嶠，唇齒荊雍，亦為重鎮”。嶽、潭二州是湘江流域的主要交通樞紐，地控南北交通大動脈，是中央王朝控御南方的重鎮，也是嶽州瓷向外輸出的重要商路。
四 餘論
唐人記載的“嶽州瓷”與考古發現的嶽州窯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嶽州瓷只是對中唐時期部分精品青瓷的稱呼，而嶽州窯則是一個從東漢延續至晚唐的、燒瓷規模逐漸擴大的民間窯場，包括湘陰窯和長沙窯兩個前後相繼的燒瓷階段，前後階段大致可以安史之亂為界。嶽州窯前期產品以喪葬類明器和無彩青瓷為主，部分無彩青瓷中的精品沿著長江及支流向外輸出，在長江流域及中原等地較高等級墓葬中皆有發現，這類精品青瓷一直延續到嶽州窯後期的長沙窯階段，陸羽所見嶽州瓷可能正是這部分無彩的精品青瓷茶具。安史之亂後的長沙窯階段除了生產陸羽所見的精品青瓷外，在燒瓷工藝和裝飾上都走上了創新發展的道路，以高溫釉上彩日用青瓷為主，裝飾風格上出現了濃郁的“胡風”。
長沙窯階段的外來文化因素興起於8世紀中期的安史之亂以後，主要來源於西亞和中亞地區，其中碗盤類器物上的植物紋和幾何紋體現了濃郁的西亞伊斯蘭釉陶因素，壺罐類器物模印的胡人樂舞裝飾則可能與中亞粟特文化有關。中唐以後長江中游地區通過海路與西亞、近東的貿易聯繫有沉船遺蹟、港口遺存、中西方文獻等大量證據，但我們也不能忽視中亞文化的輸入之路，嶽州窯的輸出路徑反映了湖湘地區窯業與中原北方之間的密切聯繫，六朝隋唐時期的幾次北人南下浪潮可能是中亞文化因素進入長江中游的重要途徑。長沙窯窯業特色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經過湘陰窯階段的工藝積累，以及六朝以來長江中游地區逐漸形成的以商賈和移民文化為特徵的社會土壤裡滋生出來的。
附記：本文得到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張興國先生的指正，高成林先生也多次惠賜資料，在此深表謝意！
（作者：李梅田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原文刊於《故宮博物院院刊》2019年第9期 此處省略註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