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眼裡，清政府往往是閉關鎖國、故步自封、腐朽沒落的代名詞，清廷和列強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割讓了大片土地，賠償了大量白銀，可以說是喪權辱國、恥辱至極！
這裡做一個有趣的假設，如果明朝一直延續到19世紀末，會不會產生和清朝完全不同的歷史結局？
答案是肯定的，而且小編認為，明朝不僅不會簽署那些喪權辱國的條約，甚至有可能走上類似於日本明治維新的道路，發展成為亞洲、甚至是世界一流強國。
首先說說明朝不會簽署不平等條約的原因。
一是國策理念不允許
“不和親、不賠款、不割地、不納貢、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是明朝的一條不成文的祖訓。明朝國君是這麼說的，也是這麼做的，比如明英宗，土木堡之變被俘虜後決不投降；比如崇禎皇帝，選擇自縊殉國；比如南明永曆皇帝，戰到最後一刻，寧死不降。
明朝雖然有種種不足，但國君普遍有骨氣，國家也被賦予一種“剛烈”的氣質，因此大明帝國面對西方國家入侵，斷然不會低三下四、 委曲求全以獲得苟延殘喘，否則是給明朝列祖列宗抹黑、給大明帝國抹黑。
二是軍事實力不允許
仔細盤點一下明朝當年的對外戰爭，會發現無論是面對當時的世界海上強國葡萄牙（1521年屯門海戰）、荷蘭（1622年澎湖之戰、1633年料羅灣海戰）、英國（1637年廣州海戰），還是鄰國日本（抗倭援朝）、越南，明朝無一敗績。而且當時戰敗後的英國，還賠償了大明帝國2800兩白銀，並寫了一份保證書。這和清朝面對列強幾乎無一勝績、四處賠款的情形反差太大。
而且最重要的一點，明朝善於學習，在和葡萄牙人來往的過程中，逐漸認識到了自身火炮的不足。於是打算改良、提升大明火器，崇禎命科學家徐光啟為負責人，通過高薪聘請葡萄牙技術人員，最後成功仿製出超過歐洲同期水平的大炮，就是赫赫有名的“紅夷大炮”。
紅夷大炮
紅夷大炮在與後金軍的戰爭中大放異彩，一度讓清軍聞風喪膽！龍顏大悅的崇禎皇帝將“紅夷大炮”命名為“神威大將軍”，這和清朝皇帝夜郎自大、視火炮為奇技淫巧的做法迥然不同。
以上兩點足以證明，明朝無論是從國策理念、還是軍事實力上，都不太可能簽訂喪權辱國的條約。
另外一個問題，明朝會不會走上類似於日本“明治維新”的道路？小編的答案是有可能。
明治天皇
明治維新是日本自上而下進行的一場自我革新運動，其最核心要素是政治上建立君主立憲政體，經濟上推行“殖產興業”的資本主義經濟，使日本從一個閉關鎖國的封建國家，逐步發展成為一個資本主義國家。
為什麼明朝可能會走上“明治維新”的道路？
一是體制上的可能。明朝的內閣制度雖然與西方的內閣制度相距甚遠，但它屬於“約束皇權”的雛形制度，因為內閣擁有“擬票”的權利，皇帝的意志和權力受到一定的限制，這使得明朝的皇帝，不能像標榜“乾綱獨斷，聖衷親裁”的清朝皇帝一樣為所欲為。
比如明武宗，想否決內閣成員劉健等人的票擬，但又拿不出合適理由，最終不得不在內閣的堅持下放棄；在比如萬曆皇帝，因為爭國本和內閣為首的文官集團鬥了15年，最終還是妥協認輸；還有崇禎皇帝，國家財政緊張，想增收商稅，卻多次被東林黨為首的清流拒絕，只能低三下四求大臣們捐款。
某種程度上，明朝的內閣制與明治維新的“二元君主制”有高度相似之處，所以如果遭遇19世紀的世界變局，明朝有可能順勢而為、一蹴而就改良制度。更何況，連君主專制達到歷史頂峰的清政府最後也在嘗試“君主立憲”。
二是思想上的可能。明朝晚期，雖然黨派林立，但民間反對封建專制獨裁的早期民主啟蒙思想已經非常活躍，如黃宗羲提出“天下為主君為客”的理念，大膽主張“以天下之法取代皇帝的一家之法”；顧炎武在《日知錄》中提出反對“獨治”，主張“眾治”，所謂“人君之於天下，不能以獨治也，”強調“以天下之權寄之天下之人”；還有王夫之在《宋論》中提出“平天下者，均天下而已”的反專制思想，這些無疑與19世紀流行的西方民主思潮高度吻合，而民間民主意識的萌芽與覺醒，為“19世紀明朝”的政治走向提供了更多可能。
三是經濟上的可能。眾所周知，明朝後期已經出現了資本主義的萌芽，在南方一些地區的絲織、榨油、制瓷等行業中出現了新的經營手段，即開設工場，使用自由僱傭勞動進行較大規模的生產，這屬於資本主義性質的生產關係，為明朝接軌轉型資本主義經濟提供了物質基礎。
綜合上述幾點原因，小編大膽假設，如果明朝一直堅持到19世紀末，喪權辱國的情形不會出現，而且會走上類似於日本明治維新的道路，進而發展成為東亞一流強國。
當然了，這僅僅是一種假設，有不同意見歡迎留言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