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已经不再联络，太忙了记不得了。
她是个不善言辞的人，她对朋友们掏心掏肺，但朋友们并不在乎她，需要时才理她，不需要时就当她不存在。她觉得很失落，其实很在乎，却不知道如何表达。
我年轻时也会有这样的想法，把别人当工具人的朋友太自私了，常会为不值得挽留的友谊患得患失。
如今30岁出头了，才深刻地明白，成年人的友谊都是功利的，你跟一个朋友之所以还存在友谊，多半是因为对方还“有用”。
当你发现某个朋友不再理你了，可能你们之间的 “有用价值”已经余额不足，如果是，那就自觉淡出他的朋友圈。
对于友情，需要更有勇气当断则断的果敢。
在心里，我们始终优先供奉，那些能给予我们精神快乐、实际帮助的朋友，定期清理掉“无用”的朋友，这很残酷，成年人只看利弊。
淘汰的标准是什么，“无用”又代表着怎样的含义。
朋友都是在“互惠”的原则下发展，友谊应该是互惠的结果，你没有义务支持一个让世界变得更糟的人，应该选择对你有益的朋友，这并不是自私，而是为了能让彼此变得更好。
有能力与你互惠互利的人，才配得上坐你朋友圈有一席之地。
我刚开始工作时认识了一个女生，那时我们的业务需要沟通的地方，我跟她的性格一冷一热。
我们经常一起讨论提升业务，午饭一起到写字楼下小店吃饭，下班后一起坐地铁回家。那时我们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我在朋友圈的动态，她总是第一个给我留言。
后来她回到老家结婚生子，再也没出来工作了。开始的前几年，我们只是偶尔有过些许联系；后来无话可说了，彼此阅历相差太大，没多少共同语言，聊不到一块去。
她谈论婆媳矛盾，我在乎工作压力；她诉说育儿烦恼，我思考感情危机。我们没办法为彼此排忧解难。
没有了互惠原则，友情慢慢就淡了，这是自然而然的事。
即使和旧友有那么多难忘的回忆，如果不能继续在精神和生活上互相扶持了，强行联系就如强拧的瓜，它不甜。
小时候的朋友，如小时候的衣服一样，不是不想穿了，而是无可奈何了。
我记得张爱玲的一则故事。张爱玲到美国后，就很少再联系昔日的闺密炎樱，即便炎樱给发她很多书信，但她却很少回复。期间张爱玲写给宋淇夫妇的信，却多达600多封。
炎樱生性活泼，她曾是张爱玲打开社交的帮手。张曾带着炎樱去拜见胡适先生，张爱玲本人寡言少语，但炎樱很会交际，每次因为有她在，气氛才活跃，和胡适夫妇也聊得酣畅。
晚年的张爱玲深居简出，不需要社交了，炎樱变成了一个喜欢写信炫富的庸俗女人，生活上无法给予张爱玲更多帮助，精神上无法交流。而这时的宋淇夫妇不仅能在生活上给予她帮助，书稿上也有不错建议，张爱玲生前没出版《小团圆》，都是宋淇对她的保护。
后来张爱玲将遗产赠给宋淇夫妇，也算是对他们的报答吧。
在友情里，“互惠互利”无声无息，静悄悄，你虽没感觉它在发挥作用，但是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这段友情，何时会分道扬镳。
往事不堪回首。歌德说过一段话：人类最容易气馁，他们很快就会进入永恒的睡眠，因此我很乐意给他们找个同伴，充当魔鬼的角色，刺激他们。
好朋友是用来刺激我们的，但这种刺激是正极还是负极，要看你与怎样的朋友对标。
乔丹·彼得森写道：如果你身边是支持你上进的人，那么他们就不会容忍你愤世嫉俗或者破罐子破摔的态度。他们会鼓励你善待自己和他人，并且会在适当的时候谨慎地鞭策你，坚定你认真做事的决心。
乔丹在加拿大的阿尔伯塔北部的小镇长大，跟他长大的伙伴们，很多还没念完高中就辍学打工。他们并非没钱读大学，而是在他们的成长中没这项规划。他们过早出去打工，吸大麻麻痹人生，一辈子活得平庸乏味堕落，比比皆是。
乔丹意识地远离这些不学无术的朋友，跟有志向的同学靠拢，考上大学。在大学里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探讨文学、参加各种有趣的讲座，认识了很多博学的教授，并得到教授的指导和帮助。
他后来豁达的人生，也得益于这些上进朋友们的引领，他彻底摆脱了小镇。
他曾在书里谈到，小镇上，每个人都认识你，你的过往就像绑在狗尾巴上的空罐子一样，你很难摆脱原有的生活轨迹。可是当你抛开了原来的轨迹，不再受自己或者他人思维定式的围困，你将和上进的人一起铺就更好的人生道路。有意淘汰掉损友，跟更优秀的人成为朋友，是需要勇气和力量的。
我曾经的一位朋友，只读一所很普通的大学，虽然她是个积极向上的人，舍友们却混混度日，时间都用在买口红化妆以及追星上。
她默默远离她们，跟隔壁有意考研究生的女生自习，到操场练习英文口语，后来她们都考过了英语六级，最后都被985的学校录取。当你摆脱了损友，就是告别了那个糟糕的过去，而跟优秀的人结队，是光明的开始。
朋友就有这个好处，它是被我们选择的，进可攻退可守。我们不可以选择自己的出身，但可以筛选谁才有资格成为我们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