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淵像
世之論史者，常常把漢高祖、明太祖並稱為平民皇帝，把漢高祖、唐太宗並稱為創業之君，而加與種種稱讚，對於唐高祖，則鮮有人提及，縱然提及，不說他平庸，便批評他無能，幾乎成為千百年來異口同聲的定論。原先亦信而不疑，看到史臣有“決神機而速若疾雷，驅豪傑而從如偃草”之評語時，頓覺和向來的印象有些矛盾，再看許多有關唐高祖的記載，認為他不只不平庸無能，而且是十足地具有英雄氣概。但是在另一方面，表現唐高祖平庸無能的記載，確實屢見不鮮。
一代雄主還是平庸無能之輩？
李淵生於北周天和元年（566年），即丙戌年，屬狗。
李淵血統其初本是華夏，與胡族混居乃較晚之事。故李唐家世縱非胡族，亦系胡漢混種，也可以稱之為“新華族”，以別於南朝的舊華族。
李淵生母獨孤氏為鮮卑望族，與隋文帝楊堅妻獨孤皇后為親姐妹。
淵妻竇氏亦為鮮卑望族，系隋定州總管竇毅之女。所以李淵與魏、周、隋三北朝皇室都有親屬關係。李淵與隋煬帝是姨表兄弟。用陳寅恪先生的話說，“李唐皇室之女系母統雜有胡族血胤，世所共知。”（《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李淵祖父李虎，西魏時官至太尉，是統領府兵的六柱國之一，而且對北周宇文政權有佐命之功，死後追封唐國公。其父襲爵，北周時歷任御史大夫、安州總管、柱國大將軍。
李淵七歲襲封唐國公。隋代初年，因母為文帝皇后姐，特見親重。隋煬帝即位後，李淵任滎陽、樓煩兩郡太守，後被召回京城，任殿內少監，遷衛尉少卿。
大業末年天下大亂，農民起義烽火四起，統治集團內部離心離德。楊玄感起兵反隋，煬帝對大臣多有猜疑。李淵善於交結各方人士，頗有威信，也在猜忌之列。一次煬帝召李淵，李託病未往，煬帝問其甥：“你舅舅為何沒來呀？”李甥答曰有病沒來。煬帝又問：“那他會死不？”
大業十一年（615年），李淵為山西、河東撫慰大使，平定當地反隋起義軍。十三年初，李淵為太原留守，開始為起兵反隋作準備。李淵早有取隋而代之的意圖。出任太原留守後，屢有人勸他起兵反隋，李皆未置可否，只是對這些人示好，並加以重用。
李世民也勸李淵道：“今主上無道，百姓困窮，晉陽城外皆為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不若順民心，興義兵，轉禍為福，此天授之時也！”
李淵大驚：“汝安得為此言？吾今執汝以告縣官！”世民答道：“必欲執告，不敢辭死！”淵即改口說：“吾豈忍告汝？汝慎勿出口！”
李世民進一步勸道：“今盜賊日繁，遍於天下，大人受詔討賊，賊可盡乎？要之，終不免罪。且世人皆傳李氏當應圖讖……大人設能盡賊，則功高不賞，身益危矣！唯昨日之言，可以救禍，此萬全之策也，願大人勿疑。”
李淵說：“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且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為國亦由汝矣！”（《資治通鑑》卷一八三）
李淵審勢度時，以為條件已經成熟，遂誓師起兵於晉陽（今山西太原西南）。起兵後，李淵率師南下，渡黃河，攻入長安，先在關中站穩了腳跟。入長安後，李淵立隋煬帝孫代王楊侑為天子（恭帝），改元義寧，遙尊煬帝為太上皇。又以楊侑名義進封自己為唐王，綜理萬機。
高歡以東魏、宇文泰以西魏代北魏，都師法曹操的故伎，以丞相名義當國秉政，挾天子以令諸侯，就像當年曹挾持獻帝那樣。宇文覺以北周代西魏，高洋以北齊代東魏，亦先以相國名義輔政，然後逼皇帝禪位。
楊堅以隋代周也是如此。
李淵以唐代隋施展的是同一花招：先以大丞相名義立代王楊侑為帝，然後伺機取而代之。
李淵與魏、周、隋三朝帝室都有親屬關係，對（曹）魏晉以來改朝換代的程序自然瞭如指掌。以唐代隋，不過是故伎重演而已！
從漢末到唐初是中華由分裂走向統一的歷史。
北方東西魏、北齊北周、隋五朝“禪讓”與南方宋齊梁陳四朝“遜位”的歷史說明正統觀念在中華人的心目中並沒有泯滅。
按正統觀念，北方五朝之君與南方四朝之君取位皆不以正，“使全有天下，亦不可為正。”秦、隋之君守之不以仁義，“使傳數百年，亦不可為正矣。”
中華從長期分裂走向統一，終究仍與周秦以來一脈相承的文化傳統相銜接，也與漢文化與鮮卑文化交融相輝映。另一方面，鮮卑族的文化傳統對北朝政治、經濟、軍事、典章等方面的制度以深刻影響，從而形成了自已獨具的特徵。
公元618年三月，宇文化及在江都（今江蘇揚州）殺隋煬帝。五月，楊侑禪位，李淵稱帝，改國號唐，建元武德，定都長安。立建成為太子，以世民為尚書令，封秦王；元吉封齊王。稱帝后，李淵先派世民奪取長安與洛陽之間的河東，然後平定稱帝於金城的薛氏父子，從而鞏固了關中這塊根據地。
武德三年，繼平定河西走廊之後，李淵又派世民東征，打敗劉武周，恢復了對太原一帶的統治。
此時黃河流域形成了竇建德的夏國、王世充的鄭國與李唐三足鼎立的紛爭局面。
李淵派世民東征王世充，夏、鄭結盟共抗李唐。武德四年，竇建德被俘，王世充出降。統一中原的戰爭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在南方，李淵派兵先佔巴、蜀，再沿長江東下，相繼攻佔長江中游地區與嶺南，以及長江下游地區。至此，“北自淮，東包江，度嶺而南，盡統之”，南方得以一統。
統一全國後，李淵依據前朝舊制，重建中央與地方行政制度，又修定律令格式，頒佈均田制及租庸調製，重建府兵制，為唐朝的職官、刑律、兵制、土地及課役等制度奠定了基礎。
武德七年（624年）唐高祖宣佈國家大針，正式頒行一系列制度與法令。
一是釐定官制。中央承隋制仍實行三省六部制。三省為中書省、門下省與尚書省。尚書省統轄吏、戶、禮、兵、刑、工六部，負責執行中央擬定的法令。
御史臺是中央監察機構，主掌糾察百官與監督府庫出納，為“天子耳目”。
大理寺、刑部、御史臺是中央司法機構。每遇重大案件，由三機構共同審理，稱“三司推事”。
地方行政亦沿襲隋制，為州、縣二級。縣以下在農村實行鄉里制，在城市居民區以坊為單位，設坊正。鄉、裡、坊乃最基層的政權形式。
二是頒佈律、令、格、式。“律”指處罰刑事犯罪的法律條文；“令”指國家制度方面的專用條例；“格”指皇帝以制敕形式頒佈的各種禁令；“式”指政府部門的辦事規則與公文程式。其中最重要的是《武德律》。它是《唐律》形成的基礎，而《唐律》是傳世的最早、最完整的一部法典。
三是實行均田制。朝廷把大量無主田，作為永業田與口分田分配給臣民。民戶中18歲以上、60歲以下的男子每人受永業田20畝、口分田80畝。官員按品級受永業田。
實行均田制，旨在利用現存勞力耕種土地，恢復生產，保證財政收入。
四是實行租庸調製。朝廷在均田制基礎上實行的課役征斂，主要包括租庸調製、戶稅與地稅。其中以租、庸、調為正稅。客戶每丁每年納粟二石，稱“租”；納絹二丈、綿三兩，稱“調”；服正役20天，稱“庸”。正役以外，農民還須服雜役。
五是重建府兵制。府兵制在隋末遭破壞，唐高祖予以重新整頓。“始置軍府”，析關中地區為十二道，皆置府。後改“道”為軍，“軍置將、副各一人，以督耕戰”，後每軍置將軍一人“勸課農桑”。從“督耕戰”到“勸課農桑”意味著府兵作用的新變化。府兵從受田民戶中選拔丁男充當。春、夏、秋三時耕稼，冬季習武。府兵的主要任務是輪流到京師宿衛，另一項任務是戍邊徵防。府兵執行任務時，須自備衣糧與部分武器。
李淵執政八年多，逐步消除分裂割據局面，恢復整頓各項制度，建立起相對穩定的統治秩序，形成了較為寬鬆的社會環境，為“貞觀之治”的出現作了必要的準備。武德執政乃貞觀之治之前提條件。沒有八年的武德執政，便沒有日後的貞觀盛世。
李淵當了八年皇帝，60歲時被迫退位，到去世，又當了九年太上皇，從而喪失了固有的皇位。
唐高祖是在玄武門之變後讓位於次子李世民的。玄武門是太極宮的北正門，禁軍所在之地。誰控制了玄武門的禁軍，誰就控制了朝廷中樞。此後唐發生的多次政變，大多與玄武門有關。
玄武門之變實乃李淵的三個嫡子爭奪皇位繼承權的一場宮廷政變。武德九年六月初四，世民伏兵玄武門，射殺親兄弟，他倆的十個兒子也被殺害。
此後，李世民取得了“諸軍並受秦王處分”的權力，繼而奪取了太子的地位。
“太子者，君之貳，國之本，所以守器承祧，養民贊業。”（《新唐書》卷一一八）“夫建太子，所以重宗統，一民心也。”（《資治通鑑》卷四三）
在中華傳統觀念裡，皇位繼承的原則是比較明確的，那就是“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
唐高祖共有22個兒子，其中4人為太穆皇后竇氏所生，即長子建成，次子世民，三子玄霸，四子元吉。三子早逝，有資格繼承皇位的僅有三人。五子智云為萬貴妃所生，14歲時被殺。即或在世，亦無資格繼承皇位，因為他非嫡生。
武德元年，李淵即皇位，立建成為太子。據傳，李淵一度欲立比建成小10歲的世民為太子，但他“拜且辭”。
此說不論是否屬實，卻證實嫡長子繼承皇位已成為傳統。何況隋文帝更換太子終成大禍的殷鑑不遠，就在眼前。唐初有人批評楊堅說：“滅父子之道，開昆弟之隙，縱其尋斧，翦伐本枝。”（《隋書》卷二）李世民自以為在唐朝建立的過程中功業超過太子，但因是次子而無法繼承皇位。太子建成亦深知二弟不甘心久居人下，是自身皇儲地位的最重大威脅。於是，親兄弟之間為了奪取皇位繼承權展開了劇烈的爭鬥。
在這場政爭中，李淵囿於傳統觀念，“立子以長，不以有功，以德不以有眾，古之道也”（《唐鑑》卷一）因而經常站在建成一邊。儘管有時因“世民功名日盛，上（李淵）常有意以代建成”，忽而又“無易太子意，待世民浸疏”。
李淵去世後，李世民回憶道：“武德六年以後，高祖有廢立之心而未定，我不為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就是說，李淵在廢立太子問題上曾猶豫不決，幾經反覆。李淵的遲疑不定激化了建成與世民之間的矛盾，雙方都想父皇之手製服對方，繼承皇位。
幾經較量，幾番暗鬥之後親兄弟終於兵刃相見，只能用武力來解決問題了。
李淵的餘生是在屈辱中度過的。僅舉父子間三事為例。第一例姑且稱“父恥子雪”。貞觀三年（629年）李世民派李靖率大軍出擊東突厥。年底捷報傳來，他對侍臣說：“往者國家草創，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未嘗不痛心疾首，志滅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暫動偏師，無往不捷，單于款塞，恥其雪乎！”
太宗拿乃父稱臣說事，意在讓臣下明白，高祖當年奇恥大辱被他洗雪了。一個“暫”字，一個“偏”字說明他輕而易舉地為乃父洗雪了奇恥大辱，並以此證實他的事功非其父所能望背的。貶父揚己的心態昭然若揭，得意洋洋的情態溢於言表！
第二例叫“父仇子報”。貞觀四年三月，北方各族尊李世民為天可汗；頡利可汗被擒送到長安，東突厥前汗國亡，北方為之安定。李淵聞訊嘆道：“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託付得人，復何憂哉！”
劉邦當年在白登（今山西大同東北）被匈奴騎兵圍困七晝夜，後用陳平計謀才得以脫險，此仇劉邦未報。如今東突厥亡，乃父的仇報了。於是，太宗把太上皇請到太極宮，特意為他安排了一次親貴聚會。“酒酣，上皇自彈琵琶，上（世民）起舞，公卿迭起為壽，逮夜而罷。”
這場聚會名義上是慶賀父仇子報，實際上是要點明他即皇位，實乃天授。若天與不取，反受其咎。
第三例為“父卑子尊”。貞觀七年十二月，太宗置酒未央宮。李淵命頡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蠻酋長詠詩，然後笑道：“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李世民接著說：“昔漢高祖亦從太上皇置酒此宮，妄自矜大，臣所不敢也！”
八百多年前，漢高祖九年未央宮落成，劉邦“大朝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席間起而向太上皇敬酒，並奚落道：“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群臣皆呼萬歲，大笑為樂。”
劉父出身低微能當太上皇全仗劉邦拔擢。劉邦當皇帝后，對其父仍以家人父子禮相待。有人勸劉父：“天亡二日，土亡二帝。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劉父遂跪拜相迎劉邦。劉邦見狀大驚下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
認為其父應有尊號，故尊太公為太上皇。唐人顏師古釋道：“太上，極尊之稱也。皇，君也。天子之父，故號曰皇。不預治國，故不言帝也。”（同上）
李世民明裡批評劉邦，暗地卻指責其父目光短淺，早該把皇位讓給他了。李淵與劉父雖同為太上皇，實質截然不同。劉父的尊號系劉邦所封，而他的太上皇卻是被迫而為，居所也從太極宮遷往弘義宮。
弘義宮原為表彰李世民“克定天下之功”而建，把乃父遷往那裡，表面上的理由是那兒有山林勝景，實質上是弘義宮的規制在太極宮之下。李淵遷到此宮後就被軟禁起來，失去了人身自由，任人擺佈，遭人奚落，在百般落寞之中度過了最後的歲月！
大唐開國皇帝竟落得如此下場，實出乎後人的意料之外。宋人朱熹認為，“唐有天下，雖號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正，無君臣父子夫婦，蓋其源出於太宗。”
李淵晚景如此淒涼，李世民難辭其咎，責任主要在兒子一方。朱熹的指責不無道理，儘管不乏種族偏見。清人吳楚材等也批評唐太宗“不及禮樂，父子、兄弟之間慚德多矣”。但整體上筆者認為也沒什麼不好，他的後繼者開創了又一個盛世，也算對後人有一個交代。
李淵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