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洞观点：一切事物的初始或原始“状态”，当人们在观察的时候，都会有种
“一推看似毫无关系的碎片”感觉，但是这种看似无序的混沌状态结束后，这些无机的碎片会被某种力量有机地汇集成一个整体。比如市场中不断流通的货币，表面上乍一看人们根本搞不清楚究竟是如何流通的、更不知道货币流通的逻辑和规律是什么、为什么会流向某一类企业或者社会群体、尤其是创投市场中那些拥有或者管理货币资产的创投机构或投资人群体又究竟遵循怎样的逻辑和规律来决策手中的资金流向（投向那里）呢？等等，今天我想就这个话题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和观点，希望对大家有些帮助。稍微有点物理学常识的朋友们都知道，任何物体的运动状态和方向都是同时受到三种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既引力、推力（驱动力）和阻力，其中只有当“（引力+推力）>阻力”的时候物体才会向着引力指引的方向运动，否则就会像自由电子那样，做无规则或者随机的无序运动并呈现出混沌状态。记得在之前的文章中我曾讲过，金融资本流动的基本属性是“逐利性和安全性”，并且逐利性是目的，而安全性却是兑现目的的手段和方法 ，那么这些在创投市场中代表金融资本的创投机构或投资人群体手中所掌控的货币资产又是遵循怎样的“商业逻辑”进行流动（运动）的呢？上述提到的三种力又是怎样相互影响和在金融资本身上发挥作用的呢？按照混沌经济学的理论，金融资本的运动存在着如下三个特征或原则：
1、能量永远会遵循阻力最小的途径；
2、始终存在着通常不可见的根本结构，这个结构决定阻力最小的途径；
3、这种始终存在而通常不可见的根本结构，不仅可以被发现，而且可以被改变；也就是说具体到任何一个投资人手中所掌控的货币资金的流动，无论投资人愿意或者不愿意，都必然会遵循这样三个原则，否则要么什么也不要做，要么就会让手中的货币资产的基本属性丧失其应有的功能。那么现如今在创投市场中投资人群体所掌控的货币资产同时受到的这三种力又分别代表什么呢？在我看来，阻力：指来自于创投市场内外经济环境所带来的不确定性；
推力（驱动力）：指当下各类可供选择资产的投资回报率和未来的变化趋势；引力：指来自于早期创业项目始创人的创意和商业及技术应用的逻辑模式和对应未来可能形成有效资产的价值增量；至于那个“不可见的根本结构”就是能将“一推看似毫无关系的资源碎片”汇集成一个有机整体的某种力量，这在混沌理论中叫“奇异吸引子”，简单说就是来自于创投机构或投资人群体自身的“某种认知或者投资商业逻辑”，关于混沌理论是如何兼具质性思考与量化分析的方法，用以探讨动态商业系统中无法用单一的数据关系，而必需用整体、连续的数据关系才能加以解释及预测的商业投资行为的问题，我曾在2019年3月21日发表的结构洞观点题为“投资和创业并非简单的因果关系”一文中有过专门介绍，欢迎感兴趣的朋友们可在微信公众号中查阅，此处就不展开了。
依据上述较为枯燥的理论和经济规律，显然制约创投市场中所有投资人资金流向的阻力，最关键的要素是来自行业内外部的经济环境，环境所带来的不确定风险是系统性的，对处于创投市场中的所有投资人都会产生冲击和影响，由于市场经济环境的改变，就会影响到现有各类实体经济和金融资本市场中资产价格会出现波动或震荡，而资产价格的变动趋势又会直接影响到处于早期阶段的创业项目未来形成有效资产的市场价格变动趋势，这样的连锁反应又势必会影响到投资人群体整体对未来的预期和信心跟随发生变化，最终使得创投市场中那个“不可见的根本结构”也叫“奇异吸引子”发生改变，呈现出货币资产唯一对应的流动状态。由此我想在当下中国的创投市场就会出现这样的投资演化逻辑：首先宏观经济环境的持续恶化必然会给中国创投市场的发展带来强大的阻力；其次是整个实体经济的资产平均利润率出现持续降低，目前仅为3.2%左右，甚至无法抵抗通胀的蚕食，到了几乎无利可图的境地。虽然存在以股票和房产为代表的资产价格上涨的迹象，这似乎正是创投市场中投资人群体们所期待的，可在我看来那也是整个企业、政府和居民债务杠杆率不断上升，资产负债率被持续推高为代价的结果（目前中国实体经济的资产负债率已经达到有史以来的历史新高266.4%），目前整个社会经济的债务危机风险正在加速累积中，资产价格泡沫政府稍有管控不慎，就可能崩塌，从而进入一个非常漫长的债务收缩周期，更何况创投商业行为客观上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企业有效资产形成的自我孵化周期，这就使得投资人群体普遍对于资产投资回报率的奢望感觉渺茫，从而影响到其自身主动采取创投商业行为的
驱动力（推力）；再次是由于创业商业行为属于典型的另类投资范畴，投资人群体普遍追求的是相对收益（阿尔法α），可现实是在实体经济领域中真正符合投资人满意的优质创业项目凤毛麟角，属于极为稀缺的资源，而绝大多数的创业项目都将大概率的会以失败而告终，也就是说客观存在着极高的创业项目死亡率的残酷现实，这使得投资人的创投行为很容易迷失引力方向，同时还必将大幅提高发掘优质创业项目的成本和风险，这就会导致投资人群体手中管理的货币资金由于缺乏明确的引力和投向而处于闲置的状态；如今显然基于这样属性的三种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又必然会导致中国创投市场中的“不可见的根本结构（奇异吸引子）”随之发生本质的变化，总体上几乎所有投资人群体的谨慎程度必然空前上升，普遍采取停滞、观望、等待和重新思考的策略，反映到整个创投市场就会出现投资行为断崖式下降，活跃度被迅速降至冰点的现象。而那些优秀的极少数投资人群体们则需要寻求到新颖的创投商业逻辑模式，来保障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在我看来中国创投市场“内生性” 创投生态链重构的序幕其实已经拉开......正是由于需求不足和虚拟经济货币空转、信用货币创造力下降导致整个经济体造血功能不足、货币宽松下的资产配置荒、经济增长停滞或衰退、利率下行趋势不改和高通胀预期加剧等恶劣经济环境将长期存在，中国经济外部国际市场环境在新冠病毒疫情和中美关系彻底撕裂等双重叠加的冲击下，恐怕在可预期的将来都会长期处于系统风险不断增加的恶劣环境中，中美之间从贸易战、科技战、到现在周边军事对峙紧张局势的不断升级，发生台海或南海局部战争的可能性正在逐渐走向现实，因此政府也及时调整国策，将经济发展的着力点转向到“以国内经济内循环为主，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模式”。不过在我看来此次的经济内循环与过去的自立更生，艰苦奋斗有着本质的不同，过去是“产能不足、稀缺经济”，而现在却是“产能过剩、过剩经济”，在经济层面我们遇到的不是
“生存问题”，而是“发展问题”，如今出现了包括创投行业在内的所有行业领域都遭遇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瓶颈，比如第一产业中的能源和农业问题，如何才能保障能源和粮食供给的绝对安全以解后顾之忧；第二产业中大量存在的低端过剩制造业如何重构和发展高端制造业；第三产业中如何才能解决不断增加的失业人口的再就业和发展高端服务业等。就我个人的愚见，发展问题一定是基于未来，基于长远，是要进行战略性思考的，更是需要有一部分具有战略眼光的有识之士进行一系列的先行改革尝试的，基于战略思考的角度，我想起码应该有这样三个方向：其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需加紧推进，核心是要优化市场资源配置，创造需求；只有“创新”才能解决问题，再走老路到不了新地方！我想这已经形成了全社会的共识，如此一来“金融资本市场”就成为了重点改革领域，并且在金融资本市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我倒是认为核心重点应该放在“创投市场” 领域，因为只有创投市场才是发展直接融资链接实体经济最直接最前沿的纽带，这在我之前的文章中已经反复强调，遗憾的是至今都还没有引起政府和社会的足够重视。其二、拉动内需，这次拉动内需与以往不同，过去主张提前消费来释放购买力，而这次却是绝大多数人都没有钱了，要解决老百姓钱包里的钱的问题，钱又在少数人手里，怎么拿出来呢；目前现实的情形是无论政府、企业还是居民家庭债务杠杆率都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新高，整个社会经济几乎都是依靠“债务”在维系，所有的中国人都在给“金融银行业”打工，这使得金融银行业“可以打着服务于经济的旗号”，不断蚕食所有行业的利润和生存空间，所有的人都在给银行业贡献利润，间接融资被推向到了极致境界，债务危机的风险正在向着“崩塌”的方向疾驰。因此如何才能让那些少数的“富人”或者富得流油的所谓“金融资本” 将钱拿出来，配置到实体经济领域的“高端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以及创业创新的优质项目”中，通过市场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鼓励和支持一大批的社会中产阶层迅速富裕起来，然后再通过分配制度的改革，如税制改革从而实现普惠到大多数人，才是真正实现拉动内需形成经济内循环的正确途径。其三、就是要继续对外发展外循环，建立自己的联盟体系，发展自己的圈子，单打独斗一定是错误的方向。当然这些战略层面的思考对于从事工商业行为尤其是创投的人们是必要的，以便于我们能看清未来经济演化的脉络、趋势和方向，但是战略层面的决择则是政府需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相信我们明智的政府和国家层面的智库精英们一定会顺应经济规律做出符合国情的正确决策。 从中国创投市场的内部结构和现状来看，本来在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之前就已经出现了较为明显的结构性矛盾和发展瓶颈，之后又在新冠病毒疫情全球肆虐愈演愈烈和中美矛盾激化等双重冲击下，体现得就越发明显了。在我看来，所有的创投机构或投资人群体都遵循着一致的商业路径或规则，就是通过一二级资本市场存在的“套利空间”来兑现投资收益回报，从而体现在市场中存在的价值。虽然这样的商业路径或规则简单也便于理解，但是真要在创投实践中兑现令人满意的持续投资盈利回报却并非易事，大家知道“创投”商业行为属于典型的“另类投资”范畴，赚取的是“相对收益（阿尔法α）”为主的投资回报，而非“绝对收益（贝塔β）”，因此通常创投机构或投资人们会运用金融工程的各种套利工具组合，尤其是“风险套利和时间套利”的通用组合形式，依据创投基金产品的目标来进行
“投资组合”方式的投资管理和运营，以便于在获得创投市场平均收益率回报的基础上，获得尽可能高的收益率回报，也只有持续保持高于创投市场“平均收益率”水平（业绩）的状态下，才能不断的给予客户（LP）满意的投资回报，才能不断巩固和增强在创投市场中的核心竞争能力，才能持续获得不断增加的市场份额。但是由于残酷的市场经济环境和二级股票市场的制度改革以及整个金融体制机制的变化，客观上使得一二级金融资本市场的“套利空间”越来越窄，以至于投资人尤其是具有价值投资理念（硬木型）投资人群体，为了能确保足够的“套利空间”和保障理想的投资收益回报以及因政府经济刺激措施提振了风险偏好，从而使得普遍将目光投向更早期的创业项目已然形成趋势，同时创投市场中那些容易识别或判断的“优质创业项目”却变成了各类投资人群体之间争夺的“稀缺资源”，通常一旦大量早期创业项目（A轮融资阶段之前）在经历大浪淘沙的自我孵化后，脱颖而出获得A轮融资并进入成长期阶段，就会成为新进入投资人群体的一种壁垒，一般没有在早期阶段（A轮融资之前）就提前战略投资布局其中的投资人群体几乎没有机会进入。按照现行的“科创版”注册制上市规则，凡事进入A轮融资之后（成长期）的优质创业项目走到二级资本市场上市的时间周期会越来越短（一般都不会超过36个月，最快很可能18个月内能就完成上市），如此可以想象未来的创投市场各创投机构或投资人群体之间的竞争是怎样的激烈？那些处于“绝大多数 投机（血桐型）和跟投（藤曼型）类型”的中小创投机构或投资人群体将在创投市场重构的进程中将面临极为严峻的挑战。那么目前中国的创投市场究竟存在着那些结构性矛盾呢？总结起来我认为客观上有：其一、创投市场中投资人结构极为不合理；据中基协2019年底的数据，中国共有14669家登记注册的各类基金管理人，其中创业投资基金的数量为6831只，共计管理着1385亿美元，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为27468只，共计管理着11648亿美元，总计管理着13033亿美元的资金规模，相对于人民币91231亿元。据此数据表明主要投资范围在创投市场的资金规模只有1385亿美元，相当于只有9695亿元人民币的创投资金规模供给空间，只占有整个中国资本市场基金管理规模的12%左右。由于在中基协的统计中并没有对基金管理人进行严格分类（存在着有些基金管理人同时管理着一二级资本市场等多支各类基金的情形），但是我们知道在中国创投市场中包括VC+PE在内的机构投资者平均单支基金的规模在0.2至0.42亿美元之间，也就是平均为0.31亿美元（约2.17亿元人民币），同时按平均每个基金管理人管理三支创投基金来计算，可以得出大约有1489.25家创投机构或投资人，也就是说我们 可以理解为目前在中国创投市场活跃的创投机构或投资人数量为1489.25家，共计管理着9695亿元人民币的资金规模。大家知道目前中国已经发展成为全球除美国以外的第二大创投市场，假如我们以美国创投市场作为对标或发展追赶的目标，同期美国创投市场VC+PE的基金管理人（创投机构数量）为1261家，共计管理着28480亿美元（相对于199360亿人民币），也就是说中国的创投市场资金供给规模只相对于美国创投市场的4.9%，即5%都不到，可见在投资人组成数量基本相当（中国比美国还多228.25家）的情况下，中国投资人所管理的创投资金规模却仅仅有美国的4.9%，可见这其中的差距不只是一丁点而是相差十万八千里，同时也能表面中国的创投市场具有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而如果平均每家基金管理规模按美国价值投资者在0.99至24亿美国之间，平均为12.49亿美元（约87.43亿人民币）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秉持价值投资理念（硬木型）类型的创投机构，中国创投市场也不会超过50家，这部分的投资人只占到整个创投市场投资者人数的3.36%，并且这50家处于市场头部的创投机构共计管理的创投资金规模也不会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占整个创投市场投资人管理资金规模的20%左右），即中国创投市场中有超过96.64%的投资者都是由中小型投机（血桐型）和跟投（藤曼型）等属性的投资人组成，并且他们共计掌控着超过7695亿元人民币（占约80%左右）的市场资金规模（虽然此数据不一定精确，但也足以反映了中国创投市场的真实现状）。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 中国创投市场中那些真正秉持价值投资理念（硬木型）的投资人群体占整个创投机构投资者人数的5%都不到，管理的资金规模也只有整个市场基金管理规模的20%左右，而存在着超过96%的投资人群体和超过80%的创投资金规模都掌控在占绝大多数投机（血桐型）和跟投（藤曼型）等属性投资者手中，这在现实中几乎不可能形成创投市场以价值投资理念为主流的态势，投资人组成结构处于极度不合理的状态，市场充斥着投机和非理性的氛围，并且相对于美国成熟创投市场而言，说明中国无论是市场规模还是投资人组成结构都处于典型的发展初期阶段，市场充满着无序和混乱，当然这样的投资人组成结构也极大的制约了创投市场的健康发展，亟待变革和重构。其二、创投市场中资金供给与各阶段创业项目融资需求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结构性矛盾；主要体现在三个层次上面，一个是从种子期、早期、成长期、成熟期和其他等五个维度的创投资金配比结构来看，据来自CV Source.PwC.CB lnsights和投中研究院2019年整理的数据，在中国创投市场流向种子期的资金占整个市场供给资金的比例为18%，约为1745亿元人民币、流向早期占比为40%，约占3878亿元人民币、流向成熟期占比为20%，约占1939亿元人民币、流向成熟期占比为4%，约占387.8亿元人民币、其他占比为16%，约占1551.2亿元人民币等，这与同期成熟创投市场的美国相比存在一定的差异，在美国创投市场中种子期、早期和成长期等三个阶段资金流向占比几乎基本相当，都在25%左右，而成熟期占比明显大于中国和其它则小于中国，尤其在种子期中国明显小于美国而早期中国又明显大于美国的现实情形来看，说明中国对种子期阶段的创业项目融资投资人普遍关注度比美国低，但在早期阶段的关注度却反而高出美国15个百分点，出现这种差异我想这正好反映了中国投资人跟风和非理性以及整个市场还处于初级阶段有关，不过也显著反映了整个创投资金向更早期创业项目流动的趋势已经形成； 另一个是从就单个创业项目在种子、早期、成长期和成熟期等不同阶段的投资额度层面来看，中美两个创投市场之间的差异较为明显，如种子期中国一般都不会超过100万美元，而美国则基本在200万美元以上、早期中国不会超过400万美国，而美国则在700万美元左右、成长期中国在1600万美元，而美国则基本在2000万美元左右、成熟期中国为4900万美元，而美国则基本在4000万美元左右，由此可以显著发现，中国创投市场投资者普遍在种子、早期和成长期阶段都明显单笔投资额小于美国，并且呈现出逐渐加速递增的态势，尤其在成熟期还出现了反而明显超过美国的情形，在我看来这表面中国投资者普遍对还处于种子和早期阶段的创业项目，在投前风险识别和判断以及投后的风险控制与管理等能力方面都较美国投资者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尤其在创业项目进入成熟期后，风险较容易识别和判断及资金安全性或流动性都得到显著提高的情形下，所体现出来的才会有下重注的特征，这虽然符合市场博弈的谨慎原则，可也说明中国创投市场投资人群体整体的专业技能和智慧还有待于提高；还有一个则是从创投市场内部各类属性的投资人群体之间的竞争格局来看，比如中美之间同期（2019年）单支创投基金的管理规模存在着显著差距，中国平均只有0.2亿美元（约1.4亿元人民币左右），而美国则有0.42亿美元（约2.94亿人民币），可见美国平均单支创投基金的规模是中国的2.1倍；PE基金中国单支的管理规模为0.99亿美元（约6.93亿元人民币左右），而美国则有24亿美元（约168亿元人民币左右），美国平均单支PE基金的的规模是中国的169.70倍，如此比较看来说明中国现有创投机构相较美国成熟市场而言，差距之大不言而喻，则基本是以 “散户”为主体的市场结构，即中国创投市场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各类属性的投资人群体之间分散、相互独立、缺乏信任与合作协同机制等特征，相互之间的竞争基本在无序和混乱的市场环境下进行，这就使得各类创投资本之间力量相互制衡和抵充，效率低下甚至创投资源空耗或浪费现象普遍，反映到整个市场就是创投资本效率极为低下。由此来自市场内部三类（硬木型、血桐性、藤曼型）属性的投资人群体配置极为畸形和存在严峻的结构性矛盾，那些真正能代表价值投资理念（硬木型）属性的投资人群体是极少数，他们对市场的积极影响力更是极为有限，超过96%以上都是由投机（血桐型）和跟投（藤曼型）属性的投资人群体所组成，并且相互之间彼此孤立又缺乏信任基础，因此在我看来这种来自市场内部的结构性矛盾顽疾才是真正制约中国创投市场健康发展和服务于实体经济发挥资源有效配置功能的核心之所在。相信在中国创投市场中从业多年的有识之士们，应该早就意识到了上述阐述的问题时刻都真实的存在着，并且对此更是忧心忡忡，可是又苦于对这种内外经济环境的改变和优化感到力不从心和无能为力。说明过去多年以来包括创投市场在内的中国金融资本市场简单的照抄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经济理论和模式，显然存在着严重的
“水土不服”，简单的在中国特色的土壤上进行复制，导致的结果就是今天这种状况，不但不能对实体经济发展带来促进反而还成为了制约和不断蚕食实体经济利润和发展的障碍。比如在金融资本市场上绝大多数投资人都以投机追求短线收益和跟风操作的投资策略为主流，自然就会导致实体经济领域里的创业者或企业家们为了获得资金，迎合投资人的口味弄虚作假，反而那些踏实一步一个脚印前行的实干家会遭到排挤甚至被认为是“傻笨”的代名词；再比如中国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之多的金融乱象，甚至在社会上一谈到卖各种金融产品或者涉及企业融资行为的就会被认为是“骗子”？有人会说持这种观点存在严重的错误，中国不是在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已经高速发展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了吗？的确中国经济和综合国力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是我想说的是“那是中国的投资人或者金融行业”贡献的结果吗？在我看来正好相反，中国的金融行业不但没有做出太多的贡献，而是以一种 “寄生虫”的方式在不断享受着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是经济高速发展的最大受益者，其实中国经济之所以得到快速发展是外向型经济，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结果，并不是金融行业的主动贡献所导致的，很多人将这个逻辑关系搞反了，现如今中国的金融行业在整个高负债的“债务推动型”发展模式下，已经成为了不断蚕食实体经济利润空间最大的罪魁祸首。可能我这种观点有些极端，但可以肯定的是虽然各家金融机构都打着“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旗号，客观上却依仗着“特许经营权”，不断地从实体经济中榨取垄断利润，又有几家金融机构真正秉持着价值投资的理念在做服务于实体经济的事呢？现如今一旦整个宏观经济环境骤然发生突变，外向型经济无法持续，实体经济几乎发展停滞或无利可图的时候，金融业赖以生存寄生的机体面临大规模倒闭潮的情形普遍出现，恐怕金融行业真正的危机就会降临。现在就到了关键时刻，政府也及时调整了经济发展模式，提倡以“内循环为主，内外循环良性互动”的模式，势必首当其冲的就得要拿“金融业”这群官僚资本开刀，从过去以间接融资为主，转换成以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业发展模式，充分发挥金融资本 “有效配置市场资源”的功能，我想说的是这种政府意愿是好的，如果还是以照抄照搬西方经典金融经济理论和模式，同时现行金融运行的体制机制不做根本性的改革，希望通过大力发展包括创投市场在内的一二级资本市场的方式，恐怕最终的结果会大概率适得其反，会导致更无序和混乱的实体经济发展乱象，会出现创投市场中绝大多数的投资人在看待创业者时都会感觉是“骗子”的情形，投资人为了防止被骗，最好的选择就是不参与，从而导致市场出现极度萎缩，如今就已经存在这种迹象。因此在我看来西方经典的金融经济理论和模式之所以适合西方资本市场，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整个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长期市场演化相互契合的产物，是一种原生态和自然内生性发展繁衍的结果，这其中还与西方民众的个人信仰和文化习俗紧密相连，而如果将这些金融理论和模式照搬到中国这样一个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中，显然会必然产生根本性的文化习俗冲突，并且这种冲突是完全对立和不可轻易被化解的。比如中国人普遍就是“现实主义”的化身，在中国人眼中现实存在的事物就是事实，从不相信西方哲学认为 “事实就是被人类理性逻辑主观化了的那个对象”的定义，绝大多数中国人认为的哲学是人类生命情感的升华，而不是西方哲学认为的那个被理性逻辑主观化的彼岸世界，也就是说中国人对未来的判断，普遍是“因为看见或者感受到而相信，而不是因为相信而看见”，中国人普遍奉行的是“活在当下，而不是那些虚无缥缈的某种理性思维意识的彼岸世界”，中国人普遍遵循的是“唯物辩证法而不是唯心主义”等，这就是中西方文化冲突的本质之所在，同样的问题在中西方文化中应用的结果正好相反，因此就一定会出现中国人在借鉴西方现代科技尤其是金融经济理论的时候，只是将其作为一种“工具”并在不改变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制度的前提下应用，中国人之所以愿意接受西方科技和金融经济的理论和模式，是因为站在中国人现实主义的务实角度，这些东西被历史证明的确在改善和提升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有效率而已，更不可能像日本那样做到彻底的全盘西化。总之中国人在吸收、学习、模仿和借用西方现代科技和金融经济理论的时候都是以一种 “洋为中用”的方式，从而体现中华文化强大包容性来应用的。无论怎么吸收西方文化、科技和金融经济的理论模式都是在唯物和现实主义的基石上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更不可能出现全盘推翻现有社会意识形态制度的革命。正是如此才会出现上述在借鉴西方金融经济理论模式发展包括中国创投市场在内的金融资本市场的时候，各种事与愿违和令人无法理解及预期的金融和经济乱象层出不穷，才出现了本想让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反倒成为了金融业不断蚕食实体经济利润空间，阻碍实体经济发展的现实；本想通过金融业的“有效配置市场资源”功能发展包括创投市场在内的金融资本市场，反而造就了大量实体经济中的企业家们为了迎合金融资本的口味，获得现实的资金需求各种弄虚作假蔚然成风，甚至包括创投、各类股权投资基金、银行理财、信托、保险和证券以及民间泛金融等在内的各类金融机构为了能从社会老百姓手中吸纳足够多的低成本资金，各种夸大其词和套路，甚至弄虚作假等手段眼花缭乱的出现，反而极大的伤害了金融业在市场中的信用等，如今整个社会经济的信任成本越来越高，越来越离借鉴西方金融经济理论模式发展金融业，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初衷相背离。现在回到文章的正题，现实是在中国创投市场中客观存在着价值投资（硬木型）、投机或短线（血桐型）和跟风或根投（藤曼型）等三类属性的投资人群体，并且真正秉持价值投资的硬木型投资人群体在市场中仅占3.36%，而管理的创投资金规模也仅占整个市场规模的20%都不到，有超过96.64%的投资人群体和超过80%以上的创投资金规模，都掌控在绝大多数投机或短线的血桐型和跟风或跟投的藤曼型等属性的投资人群体手中，并且这三类属性的投资人群体圈层之间是相互独立和相互隔绝，并且相互之间缺乏信任和合作机制的。也就是那些极少数秉持价值投资（硬木型）属性的投资人群体并不可能形成市场的主流，整个创投市场几乎呈现出一盘散沙、各自为政、缺乏信任和相互制约的格局，自然市场也会呈现出极为显著的投机和跟风非理性的氛围，市场无序和混乱以及活跃度大起大落的现象会长期存在。按文章开头的混沌经济理论逻辑，整体创投市场资金流向实体经济领域中的创业项目尤其是早期创业项目，只有在整个中国实体经济处于明朗的复苏趋势状态的时候才会出现，因为这样才符合“能量永远会遵循阻力最小的途径”的原则，
即宏观上创投市场的经济外部（指实体经济）环境阻力减少和金融资本市场资产价格上涨的趋势所形成的驱动力或吸引力上升才是创投资金流向的决定性因素；至于“始终存在着通常不可见的根本结构，这个结构决定阻力最小的途径”和“这种始终存在而通常不可见的根本结构，不仅可以被发现，而且可以被改变”这两个基本关键要素则在“中国创投资本市场中基本不会发生作用”，因为这两个关键要素通常都来自于秉持价值投资（硬木型）属性的投资人群体，这在混沌经济学中叫“奇异吸引子”，按照西方经典金融经济学理论和发展模式，这个关键要素主要来自这群优秀价值投资属性群体的思维认知所诞生的“新颖意识”，这种东西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看来会感觉十分的虚无缥缈，再说这类属性的投资人群体现实在中国的创投市场中占比极低，根本无法形成市场的主流，这在我看来才是制约中国创投市场健康发展，真正发挥“市场资源有效配置” 功能的核心之所在。在整个宏观经济环境恶劣的状况没有发生本质改变的背景下，可想而知，未来相当长时间里面中国的创投市场将大概率进入持续萎缩和低迷的状态，显然这对目前政府提倡“以经济内循环为主，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实体经济发展模式是极为不利的，同时对于那些创投市场中处于极少数的价值投资（硬木型）属性，甚至是稀缺资源的投资人群体来说将带来难以想象的挑战。今天的观点是：经济内循环为主的发展模式，创投市场的贡献在于资源的优化配置。结构洞：ktjgd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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