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構洞觀點：一切事物的初始或原始“狀態”，當人們在觀察的時候，都會有種
“一推看似毫無關係的碎片”感覺，但是這種看似無序的混沌狀態結束後，這些無機的碎片會被某種力量有機地彙集成一個整體。比如市場中不斷流通的貨幣，表面上乍一看人們根本搞不清楚究竟是如何流通的、更不知道貨幣流通的邏輯和規律是什麼、為什麼會流向某一類企業或者社會群體、尤其是創投市場中那些擁有或者管理貨幣資產的創投機構或投資人群體又究竟遵循怎樣的邏輯和規律來決策手中的資金流向（投向那裡）呢？等等，今天我想就這個話題談談自己的一些看法和觀點，希望對大家有些幫助。稍微有點物理學常識的朋友們都知道，任何物體的運動狀態和方向都是同時受到三種力共同作用的結果，既引力、推力（驅動力）和阻力，其中只有當“（引力+推力）>阻力”的時候物體才會向著引力指引的方向運動，否則就會像自由電子那樣，做無規則或者隨機的無序運動並呈現出混沌狀態。記得在之前的文章中我曾講過，金融資本流動的基本屬性是“逐利性和安全性”，並且逐利性是目的，而安全性卻是兌現目的的手段和方法 ，那麼這些在創投市場中代表金融資本的創投機構或投資人群體手中所掌控的貨幣資產又是遵循怎樣的“商業邏輯”進行流動（運動）的呢？上述提到的三種力又是怎樣相互影響和在金融資本身上發揮作用的呢？按照混沌經濟學的理論，金融資本的運動存在著如下三個特徵或原則：
1、能量永遠會遵循阻力最小的途徑；
2、始終存在著通常不可見的根本結構，這個結構決定阻力最小的途徑；
3、這種始終存在而通常不可見的根本結構，不僅可以被發現，而且可以被改變；也就是說具體到任何一個投資人手中所掌控的貨幣資金的流動，無論投資人願意或者不願意，都必然會遵循這樣三個原則，否則要麼什麼也不要做，要麼就會讓手中的貨幣資產的基本屬性喪失其應有的功能。那麼現如今在創投市場中投資人群體所掌控的貨幣資產同時受到的這三種力又分別代表什麼呢？在我看來，阻力：指來自於創投市場內外經濟環境所帶來的不確定性；
推力（驅動力）：指當下各類可供選擇資產的投資回報率和未來的變化趨勢；引力：指來自於早期創業項目始創人的創意和商業及技術應用的邏輯模式和對應未來可能形成有效資產的價值增量；至於那個“不可見的根本結構”就是能將“一推看似毫無關係的資源碎片”彙集成一個有機整體的某種力量，這在混沌理論中叫“奇異吸引子”，簡單說就是來自於創投機構或投資人群體自身的“某種認知或者投資商業邏輯”，關於混沌理論是如何兼具質性思考與量化分析的方法，用以探討動態商業系統中無法用單一的數據關係，而必需用整體、連續的數據關係才能加以解釋及預測的商業投資行為的問題，我曾在2019年3月21日發表的結構洞觀點題為“投資和創業並非簡單的因果關係”一文中有過專門介紹，歡迎感興趣的朋友們可在微信公眾號中查閱，此處就不展開了。
依據上述較為枯燥的理論和經濟規律，顯然制約創投市場中所有投資人資金流向的阻力，最關鍵的要素是來自行業內外部的經濟環境，環境所帶來的不確定風險是系統性的，對處於創投市場中的所有投資人都會產生衝擊和影響，由於市場經濟環境的改變，就會影響到現有各類實體經濟和金融資本市場中資產價格會出現波動或震盪，而資產價格的變動趨勢又會直接影響到處於早期階段的創業項目未來形成有效資產的市場價格變動趨勢，這樣的連鎖反應又勢必會影響到投資人群體整體對未來的預期和信心跟隨發生變化，最終使得創投市場中那個“不可見的根本結構”也叫“奇異吸引子”發生改變，呈現出貨幣資產唯一對應的流動狀態。由此我想在當下中國的創投市場就會出現這樣的投資演化邏輯：首先宏觀經濟環境的持續惡化必然會給中國創投市場的發展帶來強大的阻力；其次是整個實體經濟的資產平均利潤率出現持續降低，目前僅為3.2%左右，甚至無法抵抗通脹的蠶食，到了幾乎無利可圖的境地。雖然存在以股票和房產為代表的資產價格上漲的跡象，這似乎正是創投市場中投資人群體們所期待的，可在我看來那也是整個企業、政府和居民債務槓桿率不斷上升，資產負債率被持續推高為代價的結果（目前中國實體經濟的資產負債率已經達到有史以來的歷史新高266.4%），目前整個社會經濟的債務危機風險正在加速累積中，資產價格泡沫政府稍有管控不慎，就可能崩塌，從而進入一個非常漫長的債務收縮週期，更何況創投商業行為客觀上需要一個相對較長的企業有效資產形成的自我孵化週期，這就使得投資人群體普遍對於資產投資回報率的奢望感覺渺茫，從而影響到其自身主動採取創投商業行為的
驅動力（推力）；再次是由於創業商業行為屬於典型的另類投資範疇，投資人群體普遍追求的是相對收益（阿爾法α），可現實是在實體經濟領域中真正符合投資人滿意的優質創業項目鳳毛麟角，屬於極為稀缺的資源，而絕大多數的創業項目都將大概率的會以失敗而告終，也就是說客觀存在著極高的創業項目死亡率的殘酷現實，這使得投資人的創投行為很容易迷失引力方向，同時還必將大幅提高發掘優質創業項目的成本和風險，這就會導致投資人群體手中管理的貨幣資金由於缺乏明確的引力和投向而處於閒置的狀態；如今顯然基於這樣屬性的三種力共同作用的結果，又必然會導致中國創投市場中的“不可見的根本結構（奇異吸引子）”隨之發生本質的變化，總體上幾乎所有投資人群體的謹慎程度必然空前上升，普遍採取停滯、觀望、等待和重新思考的策略，反映到整個創投市場就會出現投資行為斷崖式下降，活躍度被迅速降至冰點的現象。而那些優秀的極少數投資人群體們則需要尋求到新穎的創投商業邏輯模式，來保障自己的生存和發展，因此在我看來中國創投市場“內生性” 創投生態鏈重構的序幕其實已經拉開......正是由於需求不足和虛擬經濟貨幣空轉、信用貨幣創造力下降導致整個經濟體造血功能不足、貨幣寬鬆下的資產配置荒、經濟增長停滯或衰退、利率下行趨勢不改和高通脹預期加劇等惡劣經濟環境將長期存在，中國經濟外部國際市場環境在新冠病毒疫情和中美關係徹底撕裂等雙重疊加的衝擊下，恐怕在可預期的將來都會長期處於系統風險不斷增加的惡劣環境中，中美之間從貿易戰、科技戰、到現在周邊軍事對峙緊張局勢的不斷升級，發生臺海或南海局部戰爭的可能性正在逐漸走向現實，因此政府也及時調整國策，將經濟發展的著力點轉向到“以國內經濟內循環為主，內外循環相互促進的發展模式”。不過在我看來此次的經濟內循環與過去的自立更生，艱苦奮鬥有著本質的不同，過去是“產能不足、稀缺經濟”，而現在卻是“產能過剩、過剩經濟”，在經濟層面我們遇到的不是
“生存問題”，而是“發展問題”，如今出現了包括創投行業在內的所有行業領域都遭遇到了不同程度的發展瓶頸，比如第一產業中的能源和農業問題，如何才能保障能源和糧食供給的絕對安全以解後顧之憂；第二產業中大量存在的低端過剩製造業如何重構和發展高端製造業；第三產業中如何才能解決不斷增加的失業人口的再就業和發展高端服務業等。就我個人的愚見，發展問題一定是基於未來，基於長遠，是要進行戰略性思考的，更是需要有一部分具有戰略眼光的有識之士進行一系列的先行改革嘗試的，基於戰略思考的角度，我想起碼應該有這樣三個方向：其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需加緊推進，核心是要優化市場資源配置，創造需求；只有“創新”才能解決問題，再走老路到不了新地方！我想這已經形成了全社會的共識，如此一來“金融資本市場”就成為了重點改革領域，並且在金融資本市場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我倒是認為核心重點應該放在“創投市場” 領域，因為只有創投市場才是發展直接融資鏈接實體經濟最直接最前沿的紐帶，這在我之前的文章中已經反覆強調，遺憾的是至今都還沒有引起政府和社會的足夠重視。其二、拉動內需，這次拉動內需與以往不同，過去主張提前消費來釋放購買力，而這次卻是絕大多數人都沒有錢了，要解決老百姓錢包裡的錢的問題，錢又在少數人手裡，怎麼拿出來呢；目前現實的情形是無論政府、企業還是居民家庭債務槓桿率都到了前所未有的歷史新高，整個社會經濟幾乎都是依靠“債務”在維繫，所有的中國人都在給“金融銀行業”打工，這使得金融銀行業“可以打著服務於經濟的旗號”，不斷蠶食所有行業的利潤和生存空間，所有的人都在給銀行業貢獻利潤，間接融資被推向到了極致境界，債務危機的風險正在向著“崩塌”的方向疾馳。因此如何才能讓那些少數的“富人”或者富得流油的所謂“金融資本” 將錢拿出來，配置到實體經濟領域的“高端服務業和高端製造業以及創業創新的優質項目”中，通過市場資源優化配置的功能，鼓勵和支持一大批的社會中產階層迅速富裕起來，然後再通過分配製度的改革，如稅制改革從而實現普惠到大多數人，才是真正實現拉動內需形成經濟內循環的正確途徑。其三、就是要繼續對外發展外循環，建立自己的聯盟體系，發展自己的圈子，單打獨鬥一定是錯誤的方向。當然這些戰略層面的思考對於從事工商業行為尤其是創投的人們是必要的，以便於我們能看清未來經濟演化的脈絡、趨勢和方向，但是戰略層面的決擇則是政府需要承擔的責任和義務，相信我們明智的政府和國家層面的智庫精英們一定會順應經濟規律做出符合國情的正確決策。 從中國創投市場的內部結構和現狀來看，本來在新冠病毒疫情爆發之前就已經出現了較為明顯的結構性矛盾和發展瓶頸，之後又在新冠病毒疫情全球肆虐愈演愈烈和中美矛盾激化等雙重衝擊下，體現得就越發明顯了。在我看來，所有的創投機構或投資人群體都遵循著一致的商業路徑或規則，就是通過一二級資本市場存在的“套利空間”來兌現投資收益回報，從而體現在市場中存在的價值。雖然這樣的商業路徑或規則簡單也便於理解，但是真要在創投實踐中兌現令人滿意的持續投資盈利回報卻並非易事，大家知道“創投”商業行為屬於典型的“另類投資”範疇，賺取的是“相對收益（阿爾法α）”為主的投資回報，而非“絕對收益（貝塔β）”，因此通常創投機構或投資人們會運用金融工程的各種套利工具組合，尤其是“風險套利和時間套利”的通用組合形式，依據創投基金產品的目標來進行
“投資組合”方式的投資管理和運營，以便於在獲得創投市場平均收益率回報的基礎上，獲得儘可能高的收益率回報，也只有持續保持高於創投市場“平均收益率”水平（業績）的狀態下，才能不斷的給予客戶（LP）滿意的投資回報，才能不斷鞏固和增強在創投市場中的核心競爭能力，才能持續獲得不斷增加的市場份額。但是由於殘酷的市場經濟環境和二級股票市場的制度改革以及整個金融體制機制的變化，客觀上使得一二級金融資本市場的“套利空間”越來越窄，以至於投資人尤其是具有價值投資理念（硬木型）投資人群體，為了能確保足夠的“套利空間”和保障理想的投資收益回報以及因政府經濟刺激措施提振了風險偏好，從而使得普遍將目光投向更早期的創業項目已然形成趨勢，同時創投市場中那些容易識別或判斷的“優質創業項目”卻變成了各類投資人群體之間爭奪的“稀缺資源”，通常一旦大量早期創業項目（A輪融資階段之前）在經歷大浪淘沙的自我孵化後，脫穎而出獲得A輪融資並進入成長期階段，就會成為新進入投資人群體的一種壁壘，一般沒有在早期階段（A輪融資之前）就提前戰略投資佈局其中的投資人群體幾乎沒有機會進入。按照現行的“科創版”註冊制上市規則，凡事進入A輪融資之後（成長期）的優質創業項目走到二級資本市場上市的時間週期會越來越短（一般都不會超過36個月，最快很可能18個月內能就完成上市），如此可以想象未來的創投市場各創投機構或投資人群體之間的競爭是怎樣的激烈？那些處於“絕大多數 投機（血桐型）和跟投（藤曼型）類型”的中小創投機構或投資人群體將在創投市場重構的進程中將面臨極為嚴峻的挑戰。那麼目前中國的創投市場究竟存在著那些結構性矛盾呢？總結起來我認為客觀上有：其一、創投市場中投資人結構極為不合理；據中基協2019年底的數據，中國共有14669家登記註冊的各類基金管理人，其中創業投資基金的數量為6831只，共計管理著1385億美元，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為27468只，共計管理著11648億美元，總計管理著13033億美元的資金規模，相對於人民幣91231億元。據此數據表明主要投資範圍在創投市場的資金規模只有1385億美元，相當於只有9695億元人民幣的創投資金規模供給空間，只佔有整個中國資本市場基金管理規模的12%左右。由於在中基協的統計中並沒有對基金管理人進行嚴格分類（存在著有些基金管理人同時管理著一二級資本市場等多支各類基金的情形），但是我們知道在中國創投市場中包括VC+PE在內的機構投資者平均單支基金的規模在0.2至0.42億美元之間，也就是平均為0.31億美元（約2.17億元人民幣），同時按平均每個基金管理人管理三支創投基金來計算，可以得出大約有1489.25家創投機構或投資人，也就是說我們 可以理解為目前在中國創投市場活躍的創投機構或投資人數量為1489.25家，共計管理著9695億元人民幣的資金規模。大家知道目前中國已經發展成為全球除美國以外的第二大創投市場，假如我們以美國創投市場作為對標或發展追趕的目標，同期美國創投市場VC+PE的基金管理人（創投機構數量）為1261家，共計管理著28480億美元（相對於199360億人民幣），也就是說中國的創投市場資金供給規模只相對於美國創投市場的4.9%，即5%都不到，可見在投資人組成數量基本相當（中國比美國還多228.25家）的情況下，中國投資人所管理的創投資金規模卻僅僅有美國的4.9%，可見這其中的差距不只是一丁點而是相差十萬八千里，同時也能表面中國的創投市場具有非常廣闊的發展空間，而如果平均每家基金管理規模按美國價值投資者在0.99至24億美國之間，平均為12.49億美元（約87.43億人民幣）的標準來衡量中國秉持價值投資理念（硬木型）類型的創投機構，中國創投市場也不會超過50家，這部分的投資人只佔到整個創投市場投資者人數的3.36%，並且這50家處於市場頭部的創投機構共計管理的創投資金規模也不會超過2000億元人民幣（佔整個創投市場投資人管理資金規模的20%左右），即中國創投市場中有超過96.64%的投資者都是由中小型投機（血桐型）和跟投（藤曼型）等屬性的投資人組成，並且他們共計掌控著超過7695億元人民幣（佔約80%左右）的市場資金規模（雖然此數據不一定精確，但也足以反映了中國創投市場的真實現狀）。由此得出這樣的結論： 中國創投市場中那些真正秉持價值投資理念（硬木型）的投資人群體佔整個創投機構投資者人數的5%都不到，管理的資金規模也只有整個市場基金管理規模的20%左右，而存在著超過96%的投資人群體和超過80%的創投資金規模都掌控在佔絕大多數投機（血桐型）和跟投（藤曼型）等屬性投資者手中，這在現實中幾乎不可能形成創投市場以價值投資理念為主流的態勢，投資人組成結構處於極度不合理的狀態，市場充斥著投機和非理性的氛圍，並且相對於美國成熟創投市場而言，說明中國無論是市場規模還是投資人組成結構都處於典型的發展初期階段，市場充滿著無序和混亂，當然這樣的投資人組成結構也極大的制約了創投市場的健康發展，亟待變革和重構。其二、創投市場中資金供給與各階段創業項目融資需求之間存在著顯著的結構性矛盾；主要體現在三個層次上面，一個是從種子期、早期、成長期、成熟期和其他等五個維度的創投資金配比結構來看，據來自CV Source.PwC.CB lnsights和投中研究院2019年整理的數據，在中國創投市場流向種子期的資金佔整個市場供給資金的比例為18%，約為1745億元人民幣、流向早期佔比為40%，約佔3878億元人民幣、流向成熟期佔比為20%，約佔1939億元人民幣、流向成熟期佔比為4%，約佔387.8億元人民幣、其他佔比為16%，約佔1551.2億元人民幣等，這與同期成熟創投市場的美國相比存在一定的差異，在美國創投市場中種子期、早期和成長期等三個階段資金流向佔比幾乎基本相當，都在25%左右，而成熟期佔比明顯大於中國和其它則小於中國，尤其在種子期中國明顯小於美國而早期中國又明顯大於美國的現實情形來看，說明中國對種子期階段的創業項目融資投資人普遍關注度比美國低，但在早期階段的關注度卻反而高出美國15個百分點，出現這種差異我想這正好反映了中國投資人跟風和非理性以及整個市場還處於初級階段有關，不過也顯著反映了整個創投資金向更早期創業項目流動的趨勢已經形成； 另一個是從就單個創業項目在種子、早期、成長期和成熟期等不同階段的投資額度層面來看，中美兩個創投市場之間的差異較為明顯，如種子期中國一般都不會超過100萬美元，而美國則基本在200萬美元以上、早期中國不會超過400萬美國，而美國則在700萬美元左右、成長期中國在1600萬美元，而美國則基本在2000萬美元左右、成熟期中國為4900萬美元，而美國則基本在4000萬美元左右，由此可以顯著發現，中國創投市場投資者普遍在種子、早期和成長期階段都明顯單筆投資額小於美國，並且呈現出逐漸加速遞增的態勢，尤其在成熟期還出現了反而明顯超過美國的情形，在我看來這表面中國投資者普遍對還處於種子和早期階段的創業項目，在投前風險識別和判斷以及投後的風險控制與管理等能力方面都較美國投資者存在著明顯的差距，尤其在創業項目進入成熟期後，風險較容易識別和判斷及資金安全性或流動性都得到顯著提高的情形下，所體現出來的才會有下重注的特徵，這雖然符合市場博弈的謹慎原則，可也說明中國創投市場投資人群體整體的專業技能和智慧還有待於提高；還有一個則是從創投市場內部各類屬性的投資人群體之間的競爭格局來看，比如中美之間同期（2019年）單支創投基金的管理規模存在著顯著差距，中國平均只有0.2億美元（約1.4億元人民幣左右），而美國則有0.42億美元（約2.94億人民幣），可見美國平均單支創投基金的規模是中國的2.1倍；PE基金中國單支的管理規模為0.99億美元（約6.93億元人民幣左右），而美國則有24億美元（約168億元人民幣左右），美國平均單支PE基金的的規模是中國的169.70倍，如此比較看來說明中國現有創投機構相較美國成熟市場而言，差距之大不言而喻，則基本是以 “散戶”為主體的市場結構，即中國創投市場存在著較為明顯的各類屬性的投資人群體之間分散、相互獨立、缺乏信任與合作協同機制等特徵，相互之間的競爭基本在無序和混亂的市場環境下進行，這就使得各類創投資本之間力量相互制衡和抵充，效率低下甚至創投資源空耗或浪費現象普遍，反映到整個市場就是創投資本效率極為低下。由此來自市場內部三類（硬木型、血桐性、藤曼型）屬性的投資人群體配置極為畸形和存在嚴峻的結構性矛盾，那些真正能代表價值投資理念（硬木型）屬性的投資人群體是極少數，他們對市場的積極影響力更是極為有限，超過96%以上都是由投機（血桐型）和跟投（藤曼型）屬性的投資人群體所組成，並且相互之間彼此孤立又缺乏信任基礎，因此在我看來這種來自市場內部的結構性矛盾頑疾才是真正制約中國創投市場健康發展和服務於實體經濟發揮資源有效配置功能的核心之所在。相信在中國創投市場中從業多年的有識之士們，應該早就意識到了上述闡述的問題時刻都真實的存在著，並且對此更是憂心忡忡，可是又苦於對這種內外經濟環境的改變和優化感到力不從心和無能為力。說明過去多年以來包括創投市場在內的中國金融資本市場簡單的照抄照搬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金融經濟理論和模式，顯然存在著嚴重的
“水土不服”，簡單的在中國特色的土壤上進行復制，導致的結果就是今天這種狀況，不但不能對實體經濟發展帶來促進反而還成為了制約和不斷蠶食實體經濟利潤和發展的障礙。比如在金融資本市場上絕大多數投資人都以投機追求短線收益和跟風操作的投資策略為主流，自然就會導致實體經濟領域裡的創業者或企業家們為了獲得資金，迎合投資人的口味弄虛作假，反而那些踏實一步一個腳印前行的實幹家會遭到排擠甚至被認為是“傻笨”的代名詞；再比如中國為什麼會出現如此之多的金融亂象，甚至在社會上一談到賣各種金融產品或者涉及企業融資行為的就會被認為是“騙子”？有人會說持這種觀點存在嚴重的錯誤，中國不是在經過四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已經高速發展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家了嗎？的確中國經濟和綜合國力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但是我想說的是“那是中國的投資人或者金融行業”貢獻的結果嗎？在我看來正好相反，中國的金融行業不但沒有做出太多的貢獻，而是以一種 “寄生蟲”的方式在不斷享受著經濟高速發展的成果，是經濟高速發展的最大受益者，其實中國經濟之所以得到快速發展是外向型經濟，主動參與經濟全球化的結果，並不是金融行業的主動貢獻所導致的，很多人將這個邏輯關係搞反了，現如今中國的金融行業在整個高負債的“債務推動型”發展模式下，已經成為了不斷蠶食實體經濟利潤空間最大的罪魁禍首。可能我這種觀點有些極端，但可以肯定的是雖然各家金融機構都打著“服務於實體經濟”的旗號，客觀上卻依仗著“特許經營權”，不斷地從實體經濟中榨取壟斷利潤，又有幾家金融機構真正秉持著價值投資的理念在做服務於實體經濟的事呢？現如今一旦整個宏觀經濟環境驟然發生突變，外向型經濟無法持續，實體經濟幾乎發展停滯或無利可圖的時候，金融業賴以生存寄生的機體面臨大規模倒閉潮的情形普遍出現，恐怕金融行業真正的危機就會降臨。現在就到了關鍵時刻，政府也及時調整了經濟發展模式，提倡以“內循環為主，內外循環良性互動”的模式，勢必首當其衝的就得要拿“金融業”這群官僚資本開刀，從過去以間接融資為主，轉換成以直接融資為主的金融業發展模式，充分發揮金融資本 “有效配置市場資源”的功能，我想說的是這種政府意願是好的，如果還是以照抄照搬西方經典金融經濟理論和模式，同時現行金融運行的體制機制不做根本性的改革，希望通過大力發展包括創投市場在內的一二級資本市場的方式，恐怕最終的結果會大概率適得其反，會導致更無序和混亂的實體經濟發展亂象，會出現創投市場中絕大多數的投資人在看待創業者時都會感覺是“騙子”的情形，投資人為了防止被騙，最好的選擇就是不參與，從而導致市場出現極度萎縮，如今就已經存在這種跡象。因此在我看來西方經典的金融經濟理論和模式之所以適合西方資本市場，並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與整個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和長期市場演化相互契合的產物，是一種原生態和自然內生性發展繁衍的結果，這其中還與西方民眾的個人信仰和文化習俗緊密相連，而如果將這些金融理論和模式照搬到中國這樣一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環境中，顯然會必然產生根本性的文化習俗衝突，並且這種衝突是完全對立和不可輕易被化解的。比如中國人普遍就是“現實主義”的化身，在中國人眼中現實存在的事物就是事實，從不相信西方哲學認為 “事實就是被人類理性邏輯主觀化了的那個對象”的定義，絕大多數中國人認為的哲學是人類生命情感的昇華，而不是西方哲學認為的那個被理性邏輯主觀化的彼岸世界，也就是說中國人對未來的判斷，普遍是“因為看見或者感受到而相信，而不是因為相信而看見”，中國人普遍奉行的是“活在當下，而不是那些虛無縹緲的某種理性思維意識的彼岸世界”，中國人普遍遵循的是“唯物辯證法而不是唯心主義”等，這就是中西方文化衝突的本質之所在，同樣的問題在中西方文化中應用的結果正好相反，因此就一定會出現中國人在借鑑西方現代科技尤其是金融經濟理論的時候，只是將其作為一種“工具”並在不改變社會文化和意識形態制度的前提下應用，中國人之所以願意接受西方科技和金融經濟的理論和模式，是因為站在中國人現實主義的務實角度，這些東西被歷史證明的確在改善和提升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上有效率而已，更不可能像日本那樣做到徹底的全盤西化。總之中國人在吸收、學習、模仿和借用西方現代科技和金融經濟理論的時候都是以一種 “洋為中用”的方式，從而體現中華文化強大包容性來應用的。無論怎麼吸收西方文化、科技和金融經濟的理論模式都是在唯物和現實主義的基石上進行一定程度的改革，更不可能出現全盤推翻現有社會意識形態制度的革命。正是如此才會出現上述在借鑑西方金融經濟理論模式發展包括中國創投市場在內的金融資本市場的時候，各種事與願違和令人無法理解及預期的金融和經濟亂象層出不窮，才出現了本想讓金融服務於實體經濟，反倒成為了金融業不斷蠶食實體經濟利潤空間，阻礙實體經濟發展的現實；本想通過金融業的“有效配置市場資源”功能發展包括創投市場在內的金融資本市場，反而造就了大量實體經濟中的企業家們為了迎合金融資本的口味，獲得現實的資金需求各種弄虛作假蔚然成風，甚至包括創投、各類股權投資基金、銀行理財、信託、保險和證券以及民間泛金融等在內的各類金融機構為了能從社會老百姓手中吸納足夠多的低成本資金，各種誇大其詞和套路，甚至弄虛作假等手段眼花繚亂的出現，反而極大的傷害了金融業在市場中的信用等，如今整個社會經濟的信任成本越來越高，越來越離借鑑西方金融經濟理論模式發展金融業，服務於實體經濟的初衷相背離。現在回到文章的正題，現實是在中國創投市場中客觀存在著價值投資（硬木型）、投機或短線（血桐型）和跟風或根投（藤曼型）等三類屬性的投資人群體，並且真正秉持價值投資的硬木型投資人群體在市場中僅佔3.36%，而管理的創投資金規模也僅佔整個市場規模的20%都不到，有超過96.64%的投資人群體和超過80%以上的創投資金規模，都掌控在絕大多數投機或短線的血桐型和跟風或跟投的藤曼型等屬性的投資人群體手中，並且這三類屬性的投資人群體圈層之間是相互獨立和相互隔絕，並且相互之間缺乏信任和合作機制的。也就是那些極少數秉持價值投資（硬木型）屬性的投資人群體並不可能形成市場的主流，整個創投市場幾乎呈現出一盤散沙、各自為政、缺乏信任和相互制約的格局，自然市場也會呈現出極為顯著的投機和跟風非理性的氛圍，市場無序和混亂以及活躍度大起大落的現象會長期存在。按文章開頭的混沌經濟理論邏輯，整體創投市場資金流向實體經濟領域中的創業項目尤其是早期創業項目，只有在整個中國實體經濟處於明朗的復甦趨勢狀態的時候才會出現，因為這樣才符合“能量永遠會遵循阻力最小的途徑”的原則，
即宏觀上創投市場的經濟外部（指實體經濟）環境阻力減少和金融資本市場資產價格上漲的趨勢所形成的驅動力或吸引力上升才是創投資金流向的決定性因素；至於“始終存在著通常不可見的根本結構，這個結構決定阻力最小的途徑”和“這種始終存在而通常不可見的根本結構，不僅可以被發現，而且可以被改變”這兩個基本關鍵要素則在“中國創投資本市場中基本不會發生作用”，因為這兩個關鍵要素通常都來自於秉持價值投資（硬木型）屬性的投資人群體，這在混沌經濟學中叫“奇異吸引子”，按照西方經典金融經濟學理論和發展模式，這個關鍵要素主要來自這群優秀價值投資屬性群體的思維認知所誕生的“新穎意識”，這種東西在絕大多數中國人看來會感覺十分的虛無縹緲，再說這類屬性的投資人群體現實在中國的創投市場中佔比極低，根本無法形成市場的主流，這在我看來才是制約中國創投市場健康發展，真正發揮“市場資源有效配置” 功能的核心之所在。在整個宏觀經濟環境惡劣的狀況沒有發生本質改變的背景下，可想而知，未來相當長時間裡面中國的創投市場將大概率進入持續萎縮和低迷的狀態，顯然這對目前政府提倡“以經濟內循環為主，內外循環相互促進”的實體經濟發展模式是極為不利的，同時對於那些創投市場中處於極少數的價值投資（硬木型）屬性，甚至是稀缺資源的投資人群體來說將帶來難以想象的挑戰。今天的觀點是：經濟內循環為主的發展模式，創投市場的貢獻在於資源的優化配置。結構洞：ktjgd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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