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備出身寒微，根本沒有曹操、孫權那種政治資本，如果有的話也就是“皇叔”的身份，劉備也始終以漢室宗親自居，高舉政治上“義”的大旗。這面“義”的大旗固然可以招攬人才，壯大實力，但同時也是一把雙刃劍，讓“不義”之人將安所歸？
《三國志》載：“十九年，進圍成都，璋蜀郡太守許靖逾城降，事覺，不果。璋以危亡在近，故不誅靖。璋既稽服，先主以此薄靖不用也。”劉備以許靖為不義而不用。
與劉備形成對比，曹操在官渡倒履迎許攸，而許攸本人則毫無信義可言，但許攸在官渡之戰中起到了關鍵的作用。張繡是殺曹操之子侄、愛將的仇人，曹操欣然納之，卒得其力。連呂布表現出歸順之意之時，曹操都想將其納入麾下。劉備這面“義”的旗幟在招納人才時缺少了曹操的包容，勢必會影響劉備麾下人才的數量。
劉備建立起自己的政治威信較曹操為晚，蒐羅人才比曹操自然要晚，在地域上也比曹操為狹。王夫之《讀通鑑論》曰：“蜀所得收羅以為己用者，江、湘、巴、蜀之士耳。楚之士輕，蜀之士躁……”這不僅指出了劉備麾下人才少的客觀原因，也指出了劉備手下一些人才的缺陷如“輕”和“躁”，做事缺乏深思熟慮，個人感情佔上風。比如說言過其實，不可大用，最終失了街亭的馬謖，鎮守後方卻行欺詐手段的李嚴皆是楚人。
劉備麾下人才少，再加上如陳壽言：“機權幹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狹。”與曹操擇其善者而從之、參酌己見不同，劉備對人才的依賴性較曹操為重，如對關羽的使用，得到徐州時，劉備讓關羽守徐州，自己屯駐小沛，得到荊州時，關羽鎮守荊州，獨當一面。
及至後來，讓魏延鎮守漢中以當曹操，無不是對人才一勞永逸的使用。對諸葛亮更有所謂的魚水之歡，信任有加，以至於劉禪在投降後還說“政由葛氏，祭則寡人”，這與劉備託孤造成的諸葛亮在蜀國的地位不無關係。
劉備在起事時便桃園結義，與關羽、張飛誓同生死，更有“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尚可縫；手足斷，安可續？”的話流傳下來，為歷來女性所不喜，但劉備對如兄弟一般的臣下講義卻是不爭的事實。
這樣固然能團結人，但因為意氣相投，只能團結小部分人，形成圈子，具有某種程度上的排他性。如關羽、張飛見到昔日和自己“寢則同床”的大哥和新來的諸葛亮如魚、如水，則不悅，甚至賭氣不想上戰場。
過分講義，會導致法的弱化。陳壽《三國志》載曹公問裴潛曰：“卿昔與劉備俱在荊州，卿以備才如何？潛曰：使居中國，能亂人，不能為治；若乘邊守險，足為一方之主。”這無疑是對法與義的功效的一個說明。
關羽華容道釋曹操，按律當斬，劉備卻苦苦求情，頗有點亂自上作。法的弱化，導致了劉備集團麾下人才不遵法度的事時有發生，如關羽之違諸葛亮隆中對策而發動的襄樊之戰、馬謖之違諸葛亮而失街亭、李嚴之違令而致使北伐功敗垂成，這樣重大且導致嚴重後果的抗令之舉在曹魏集團幾乎是沒有的。
重義這種對待人才的方法，固然可以使麾下之人死心塌地，但也不免恃寵而驕。如關羽鎮守荊州，卻計較封號之高低而欲與馬超一較高下；罔顧諸葛亮聯吳抗曹的基本方針，卻孫權之婚，辱東吳之使及孫權；與魯肅齟齬不斷，最終被呂蒙偷襲而敗走麥城，身死不悟，使諸葛亮兩路出兵的計劃落空，導致了蜀國的衰落。
義的排他性，導致了劉備對麾下人才信任程度有別。對關羽就是充分的信任，關羽之死，曹魏集團的劉曄就說：“且關羽與備，義為君臣，恩猶父子；羽死不能為興軍報敵，於終始之分不足。”
劉備對臣下之義使他起兵為之復仇，對諸葛亮的勸阻全然不聽，可見諸葛亮受到信任的程度也許並不如關羽。劉備臨終託孤對諸葛亮曰：“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之。”被陳壽評價曰：“及其舉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不貳，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一直被作為君主對臣下信任的例子為人稱道。
但王夫之《讀通鑑論》中說：“先主習於申、韓而以教子，其操術也，與曹操同，其宅心也，也彷彿焉。”如此，則劉備的臨終託孤實為對諸葛亮不信任。面對劉備的臨終託孤，諸葛亮涕泣曰：“臣敢盡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後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向後主表明心跡，更有“淡泊以明志”之言。
諸葛亮臨終上表於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
恰如王夫之所言：“一若志晦不章、憂讒畏譏之疏遠小臣，屑屑而自明者。”其為劉備之不信任明矣！這種由義而別親疏、定遠近的用人方法，與法出令行，對人、對事，一斷於法的方式相比，是有侷限性的，對於統一天下是有阻礙的，最終使得劉備乘邊守險，可為一方主，居於中原則只能亂人而不能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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