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本文标题，想必你的第一个疑问会是这张50元汇单是谁寄出的？当我告诉你是寄自一位参加过百色起义、后任副省级领导的老红军之手的时候，你或许会联想到这一定是个听了让人热泪盈眶的励志故事吧！如果我再告诉你事实恰恰相反，其背后是个沉重的令人心酸的一段往事，那你的第一反应又会如何呢？
请看我的这篇《校园青春》系列文之___一个奇怪的问题
事情还得从四年前一次同学聚会说起。
因老田之邀，现生活在沪、苏的几位大学同班同学在上海徐汇梅陇小聚。
杯影觥筹交错间，欢声笑语未断。特別是毕业后一直与班上失联的老田与老李同学的首次亮相，让这次小聚的欢乐气氛陡增。正应着这句话：诉不尽的同学情，道不完的离别意。
席间，东道主老田突然问了个奇怪的问题：“你们还记得入学后不久班团支部改选的事吗？原团支书为什么没有继续当选？”一时间大家语塞，一脸茫然。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有位同学示意他打住。
当天回常后，我在与田的二人群里就白天未谈完的事向他索求答案。
老田在微信中如实相告。他说，这事得从1964年8月底进校不久的助学金评定谈起……
不象大学生的“大学生”
我收藏有一张邻班同学发在群里照片(见上图)。如果不说，也许你怎么也猜不到那就是当年的“天之骄子”——大学生吧？可他们千真万确是1966年8月31日参加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后在北京天安门前留影的华工同学。右一穿得破裤烂褛的是现在衡阳的谢同学，右三那同学穿的缝着补丁的裤子，很是扎眼吧？别说你们，连当年下连当兵时连队战士都说：“你们不象是大学生！”
那是1964年，年轻的共和国刚从三年自然灾害中走出，贫困、饥饿、物质匮乏仍如影随形 。国家不富裕，老百姓手头也拮据。一个普通工人二三十元钱养活全家的事，在社会上司空见惯。农村更是艰难，一个工分几角几分钱，到年底七扣八扣，所剩无几。很多从农村来的同学路费都是七拼八凑借来的。
助学金是党的关爱
可以这么说，这些经“十二年寒窗苦”考上大学的学生中相当一部分，如果没有国家的关怀和照顾，别说完成学业，恐怕连吃饭都成问题。好在国家早就想到了：向家庭困难的同学发放助学金和生活补贴。
先自愿书面申请，再按家庭全部收入，负担多少口人，由系里予以评定。助学金实际分三等。其中甲等每月13.5元。平均下来，每天4角5分钱。不发钱，只发3开纸那样一个月一大张的餐劵。每天早中晚餐票都印在上面，吃一次，对应撕下一张，作为打饭菜的凭证。
早上一勺稀饭，一个二两的馒头；中午四两米饭二个菜，一蔬，一荤。所谓荤菜，确切地说应该叫“带荤的菜”。只有五一，国庆，元旦等节日才有红烧肉等纯荤菜吃，同学们戏称“加餐”。
是凡男生，饭都不够吃。怎办？靠家里寄全国粮票来，买成饭票，谓之“机动粮”。没有条件寄粮票来的就只能“委屈”肚子了。
但有一条是“平等”的，即你家境好也罢，你吃助学金也罢，一天三顿伙食全系每人一样，全校是同一标准。据我所知班上享受甲等助学金，即吃饭不用自掏腰包由国家负担的同学不在少数。
对家里更困难的同学，还可以申请生活补贴，也叫零花钱：甲等为每月2元，乙等为1.5元。有不少农村来的同学都享受双甲等，即甲等助学金、甲等生活补贴……
同学们很是知足了！特别是来自农村和城市贫困家庭的学生，如此伙食对他们来说是“天堂”般的好日子！他们发自内心地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因为那个年代远比他们不如的老百姓多的是，据说当时城市一个人生活费平均每月才8元钱啊！
老田与我在校门口(摄于1968年)
团支部改选之谜
老田是我们班上最大的“官”——年级团总支副书记，也是参加助学金评定的极少数“学生代表”之一。得佩服他的嘴紧，组织观念特强。怪不得分到贵州遵义航天部搞导弹。在校时，严加保密不说，毕业五十年后才记起将这尘封五十年的故事“解密”。
经老田启发，1964年进校时新建的班团支部在4个月后的年底突然“改选”了。原团支书没继续当选，不久就去了年级学生会。团支书由原宣传委员当选。
原以为只是一次普通的改选，班上同学谁也没多去理会。如果这次老田同学不讲，继续烂在肚子里，此事的真相只能永远石沉大海……
“1964年底前的一天，我(老田)和年级辅导员接系党总支副书记兼分团委曾书记的通知，要我们把该班团支书撤掉。”老田在微信中告诉我：“原因是该同学的叔叔每月给他寄50元钱生活费。”被学校“发现”后，说该同学“不老实，骗取助学金，必须撤了团支书，并取消已经评定的甲等助学金。”
那时候，人们都忠诚老实，尤其对组织不敢有半点弄虚作假。“欺骗组织”这还了得？
据老田很久之后获知：“那50元钱，不是该同学主动索取，而是他叔主动寄给他的。该同学家其实很困难。学校只看到表面现象，不问实情。真有点冤枉啊！”老田现在还有些忿忿不平：“取消了助学金怎么生活啊？害得他叔叔一直负担他大学六年的生活费。该同学也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一度意志有些消沉。
莫名其妙被取消助学金，变相撤了团支书，还不告知原因。换谁谁能想得通？那时的学生也太老实，不象现在学生会为自已“维权”。遇到这种事情除了自认倒霉，还能做什么？
“不过，”老田又补充说：“系里还是给他留了点面子的，安排他去了年级学生会负责文体。”
“你不知情，班上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事情的经过。”老田最后对我如是说。
老革命的高风亮节
他叔是谁呢？是当时某自治区的副主席，即副省长。是位参加过邓小平领导的百色起义的老革命，属党的高级干部。他给考上大学的侄儿寄50元钱，本是人之常情的小事一桩。但他万万没想到50元在当时不是小数目，取汇款时需系办公室在汇单上盖章，校方遂以为……。
此事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也是对当时风正气清的社会风尚和老革命高风亮节的一次最好的注脚。此话怎讲？那时的老百姓，当然也包括系里的那些干部在内，他们不唯“上”，不唯“官”。你省级干部一样不给情面，侄儿“隐瞒实情欺骗组织”该撤照撤，该取消就取消！
而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严格要求自己，无特权或较少特权思想。副省长一没叫秘书向学校“打招呼”，二没自己出面找学校予以澄清，而是低调处理，一声不响地从自己工资中抽出一部分，资助自己已被取消助学金的侄子直到大学毕业。而他自家子女老人一大堆，生活也不宽裕。换到现在，你试试看……
我与老田在温州(摄于2017年)
几点启迪
1995年老田有一次回校才将真相告诉他本人，当时已时隔40多年了。在此之前，该同学也一直被蒙在鼓里，自己或许也猜测到一些原因，但终究也只是“猜测”而已。
听了老田关于真相的“解密”，我的心情一直很沉重。我与该同学关系一直不错，他当副省长的叔父结合进自治区领导班子后，有次顺道来校看他时，我是班上唯一被他领去见这位“大领导”的同学。平时交谈中他不嫉讳讲他家里的事。比如他父亲与他叔父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及叔父对他的影响和教诲等等。
当时演样板戏成风，院里也跟风。他负责画布景，破例得以留校。结婚后家庭幸福美满。2008年我去湖北应城谈一个项目，回常前去了母校一趟，与留校的同学一起小聚时，看他两口子还是挺好的，谁知竟成诀别。2012年，他不幸罹患不治过早离世，是年68岁。
我在猜测，老田去学校看他并言明真相后，他当时的心情会是怎样？大概会一笑了之吧，但心里一定在流泪，不，是在流血！领导的一个草率决定，无可挽回地伤害了他，差点影响他的一生。团支书当不当倒不是大事，但“对组织不忠诚老实”，在那个时代可是谁也承受不起的啊！即使到了现在，也是如此啊！
这使我想起，手中揑有一定权力的人，在你们给一件事作结论、抑或给一个人写鉴定时，是否能口中留情、笔下留人？
我之所以向老田追问此事，也是有原因的。那次改选后，由原支委阴差阳错地改任班团支书的那个人，正是本人。
我与文中的主角“他”(右一)(摄于1968年)
（图由李一峰等提供）
作者简介
钱勇，1946年生，江苏常州武进人。1964年考入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制造一系。1970年被分配到贵州都匀四机部直属4191厂（又名国营红旗机械厂，113信箱）工作。先后参与我国第一台15米卫星接收地面站天线和10米射电望远镜天线等的设计研制。1991年调回江苏常州，从事建材机械的设计制造，曾经担任过总工，厂长等，现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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