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雅典在人类文明中光辉闪耀，但苏格拉底的之死似乎是雅典和它所象征的自由抹不去的污点，其果何由？
如果说苏格拉底的定罪起由 “腐蚀青年”和 “不相信城邦所信奉之神”，不如说是控诉者害怕他对城邦所行民主制度构成威胁。
在《苏格拉底的审判》中：
“苏格拉底和雅典民主政体发生矛盾的起因是他在哲学的三个根本问题上和大多数雅典同胞乃至古代希腊人有着深刻的分歧。”
斯东（著），董乐山（译），《苏格拉底的审判》，三联书店出版，P6
这些分歧不在抽象哲学概念上，而是牵涉到雅典人当时所享有的民主和自治权利的基础本身。苏格拉底所宣教的 “智者统治，别人服从”的极端蔑视民主和自治的学说都与这种权利背道而驰，尤其是在民主政体被独裁专政推翻过再次得以恢复后，雅典民主派不禁对苏格拉底近乎宣扬反民主的学说
产生警觉。- 在雅典独裁专政期间，他对民主的缄默更是让一些人认为他对民众权利和社会都漠不关心。
- 此外，他以神谕为由拒绝辩护，更是被视为蔑视司法制度，以至于在第一次投票中错过了无罪开释的机会。
- 但这不是他所称为避年老疾病之 “求死”。在他眼里，辩护的胜利是 “他所蔑视的民主的胜利”，这是他不能接受的。
即便他败于第一次投票，但真正递及鸠酒的却是第二次量刑表决——流放之拒绝、言语之狂妄、罚金之荒谬、法庭之蔑视，一步步地激怒着陪审团, 让本可以用一句恭维、一篇辩词就可以获得的释放泯灭。
至此，一个以智慧著称的 “诡辩家”，被一群被他 “蔑视”的人票死；一个除了追求思想和言论自由外没伤害过任何人的人，被一个标榜自由民主的城邦处死。
这是讽刺还是悲剧？
当习惯性地把这种矛盾归罪于某个时代时，却又因其间救赎的可能性而龃龉，仿佛一切罪与罚都是命中注定。
苏格拉底追求的是自由的神性，是超越城邦民主的哲学自由；但遗憾的是：他终究还是凡胎肉体。
生而为人，故而终究困于枷锁——没有人能脱离与外界的种种联系。
或许，在苏格拉底眼里：To be or not to be is not the question；The vital question is how to be and how not to be——如果这是他的目的，这场审判或许是他一场以杀生成仁完成的殉道所换来的胜利。只是，生而为人，难弃 “生生之德”，即便以其圣徒般的宁静和宽容，也不得不让雅典人将他判为罪人。作为读者，不禁为此扼腕叹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