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巾軍起義，這是一次影響深遠的，具有宗教性質的大起義。而正是這一次起義給了搖搖欲墜的元朝政權致命的一擊，使之最終陷入了萬劫不復的深淵，而在這場大起義中也湧現出了一個個閃亮的名字：劉福通、徐壽輝、朱元璋、陳友諒……
那麼今天我們就從這些人物的命運走向來探尋一下，究竟是什麼力量促使他們摧毀了元朝的統治，又究竟是什麼讓朱元璋從他們當中脫穎而出，建立起了嶄新的大明朝！
一、紅巾起義：朝廷幫著搞串聯，宗教“傳銷分子”鑽空子
莫道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
當元朝統治者徵發15萬民夫修治黃河的時候，他們並沒有想到將15萬備受壓榨、盤剝的社會底層人員匯聚在黃河兩岸是一件多麼危險的事情。我們不得不說元末紅巾起義選擇了一個極為恰當的時機，因為朝廷已經直接替起義者完成了事先串聯的過程。
劉福通。韓山童等人依靠著彌勒教、白蓮教、明教等多種理論混雜而成的一種不倫不類的教義極具誘惑力的迎合著社會底層百姓的心理，並迅速得到大量民眾的認同。所以我們說，劉福通。韓山童等人是一群宗教“傳銷分子”，而元朝政府因為修治黃河卻恰恰為他們提供了傳銷的對象，正是這一個有心一個不經意之間，紅巾起義暴發了！
紅巾起義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席捲了元朝統治的大部分地區，其參與者之眾多，規模之浩大，確實是讓人歎為觀止。但是在這支聲勢浩大、紛繁複雜的隊伍當中還是劃分成了兩個主要的派別：其中有以劉福通、韓山童為首的北方紅巾軍；以徐壽輝、倪文俊、明玉珍為首的南方紅巾軍。
接下來，我們就根據南北紅巾軍各個首領的不同命運走向，連看一看他們是如何擔負大元朝的？
二、北方紅巾軍：嗨到飛起！卻是無根的浮萍
北方紅巾軍由劉福通領銜，以韓山童的兒子韓林兒為傀儡皇帝，在淮河以北到黃河以南區域與元朝的主力軍隊硬槓。這一時期，劉福通的人馬在與元朝脫脫和察罕兩大軍事集團的對抗中，就像是“磕了藥”一般，屢敗屢戰、愈戰愈強，幾乎以一己之力扛下了元朝北方精銳的瘋狂反撲，從而南方紅巾軍的發展贏得了空間和時間。
在此期間，由劉福通主導策劃的三路北伐，其口號“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大宋之天”幾乎響遍了神州大地！中原拿下了，故都開封光復了；山東拿下了，兵鋒直抵元大都，迫使各路元朝軍隊全線回援；元朝上都開平城攻破了，紅巾軍在塞外直接轉了一圈，最後直接拿下了整個遼東半島！
這一時期，劉福通的北路紅巾軍當之無愧為整個華夏的焦點，但是在“嗨到飛起之後”，很快也在元朝殘餘勢力圍攻之下衰亡。縱觀其發展過程，我們發現其存在如下特點：
一是狂熱的宗教精神驅動。毫無疑問的說，劉福通對於北方紅巾軍的精神掌控是非常成功的。一支純粹有社會底層百姓組建拼湊起來的軍隊，卻能夠在元朝最後的精銳部隊圍剿之下敗而復起，越戰越強。究其根本，還是在於劉福通以宗教教義的形式對部隊進行全面洗腦的結果，正是在這種狂熱的精神驅動之下，才使得這支軍隊能夠產生強大的裹挾能力，從而席捲了元朝整個北方廣大地區。
二是流寇性質的反覆作戰。縱觀北方紅巾軍的整體發展，其思路卻並不清晰。其整體作戰還是呈現一種流寇性質，走到哪兒打到哪兒，沒有建立起穩定的根據地。這就使得其陣營缺少一個穩定的“回血”機制，一旦遭遇重大挫折便難以得到有效的恢復，進而陷入一蹶不振的境地而逐步衰落。
三是關鍵時刻的屢次崩盤。在北方紅巾軍與元朝軍隊作戰過程中，我們往往能夠發現一個現象：紅巾軍每每可以在對元作戰中取得一系列勝利，但是一旦到了主力部隊決戰的關鍵性戰役總是會崩盤。比如，北伐西路軍兩次在西安、鳳翔城下慘敗於察罕貼木爾；毛貴在大都城下慘敗於元朝軍隊主力；劉福通於開封城下慘敗於察罕貼木爾等等。這一系列關鍵戰役的失敗，充分說明了紅巾軍在組織嚴密、戰術決策、部隊配合等層面遠遠達不到一流軍隊的成色，所以充其量只能算是烏合之眾。
綜合上述三點，我們說北方紅巾軍雖然聲勢浩大，前後持續十三年，但終究沒有脫離普通農民起義軍的範疇，其失敗也是必然的！
三、南方紅巾軍：割據中孕育著王者
與劉福通的北方紅巾軍不同，徐壽輝、倪文俊、明玉珍、郭子興等人所率領的南方紅巾軍無論從氣勢、規模、抗元戰績等層面都遠遠不如北方紅巾軍那般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但是，恰恰是因為南方元朝勢力的薄弱，使得南方紅巾軍每攻略一地便能夠長期佔據、經營發展。所以，南方紅巾軍的發展從一開始就摒棄了流寇模式，而是走了軍閥割據的路子。
在這樣的割據相持之中，不同的紅巾軍領袖分別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一是郭子興、孫德崖等人的內鬥。這是南方紅巾軍中最沒有前途的一撮人，他們佔有的地盤最小，擁有的軍隊最少，但是卻最熱衷於永不休止的內耗。因為北方劉福通的軍隊正在和元軍主力硬槓，所以郭子興、孫德崖他們可以在鳳陽、定遠那一小塊地方長時間的內耗。而在這些人當中卻終於有一個人不願意和他們繼續“虛度青春”了，於是他帶著七百餘人的嫡系隊伍離開了這個“爛泥塘”，這個人叫做朱元璋。
二是守戶之犬明玉珍，志大才疏徐壽輝。這兩個人較之郭子興等人要好上一籌，徐壽輝率先建立了紅巾軍的“天完”政權，與北方的劉福通南北呼應；而明玉珍則是率領一部人馬直入四川，直接奪取了巴蜀全境。但是這兩個人卻同樣存在著明顯的弱點，其中明玉珍進取不足，在攻取四川之後再無絲毫進取天下之心，屬於小富即安、坐而待斃的類型；另一個徐壽輝雖然在“天完”政權鼎盛之時曾擁兵百萬之眾，但事實卻證明其根本不具備駕馭其麾下驕兵悍將的能力，先有倪文俊後有陳友諒，徐壽輝權力屢屢被架空而最終身死人手也是必然的下場。
三是絕代梟雄朱元璋和陳友諒。兩個人均是崛起於社會最底層，所以兩個人都對於元末的亂世有著極為深刻的認知，同時也具備了亂世中求生的各種能力。正是這種極端苛刻的環境將兩個人都鍛鍊成了這個時代的“最強生物”，他們在殘酷的淘汰賽中迅速擊敗了各自的對手！如果他們並不處於一個時代，或許這兩個人都能走到最後，而最終的命運卻不得不將兩個人聯繫到了一起，在這個世上，真正的最強只能有一個！
四、陳友諒與朱元璋：最強之下的細微差別——理性
對於朱元璋和陳友諒兩個人，實際上可供分析的有很多方面，比如兩個人的人格差異，建立政權的具體過程，軍隊將領的構成等等。但是，今天筆者想從這兩大陣營的最終源頭“紅巾軍起義”來談這個問題。
如本文開頭所述，狂熱的宗教精神驅動使得紅巾軍起義暴發，也使得這次起義充滿了瘋狂而驚人的破壞力。正是在這股力量的席捲之下，整個元朝腐朽的統治體系遭到了根本性的破壞，也使得舊有的秩序完全崩塌，整個國家隨即進入了軍閥割據的混亂狀態。
所以，紅巾軍起義從一開始便充滿了狂熱的“破壞”的屬性，但是一個新生政權的建立卻註定需要的是理性的“建設”屬性。到了這一層面，朱元璋和陳友諒之間的高下便逐步的顯現出來了：一個還在執著於術，而一個已經有了自己的道！
陳友諒一生都在追求不斷的強大，為了強大而不擇手段，這是陳友諒在社會最底層中總結出來的生存經驗，一切以利益為驅使，一切為了自己更加強大，但卻不知道強大之後的意義。所以單純的“以利相交，以勢相交”，結果必然是“利盡則散，勢傾則敗”。
朱元璋從起兵開始便意識到一個問題：單純以軍事實力稱雄，其結果必然是“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要為自己集團內部打造一個逐漸壯大而不會忽然垮掉的健康體系，這才是最終獲取成功的王道。所以朱元璋努力鞏固經營自己的佔領區域，積極主動的爭取讀書人的支持等等，這些都是為了建立自己的體系。
殊不知，就是在建立這個體系的過程中，朱元璋的陣營就從單純的農民起義軍逐漸的轉化為了捍衛地主階層利益的封建軍隊，他們有了自己的一套發展體系，同時也為了保衛這套體系而戰鬥！到了這個時候，朱元璋的陣營終於知道他們為誰而戰、為何而戰，所以他們迴歸了理性，於是歷史選擇了他們，而他們建立了大明朝！
圖/來源於網絡
文/華夏問長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