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勒克兒
美國新冠病毒感染確診人數，3月27日破10萬，4月27日破100萬，一個月90萬增長節奏——一場與病毒賽跑、拯救生命的抗疫行動正在這個星球上悲壯展開。
三個月前，武漢經歷過同樣的至暗時刻。但得益於中國“舉國體制”一聲令下千軍萬馬馳援武漢，得益於現代科技“大數據”追蹤密接、疑似的強大功力，“應治盡治，應收盡收”，無論是基本治療抑或併發症採用其他高科技輔助項目治療，費用全免——這是很重要的考量，目的就是最大限度避免潛在患者因怕花錢而不願意檢測和治療，從而流落社會造成病毒不斷傳播風險。而大數據幫助政府定位感染人群、感染路徑，也提醒每一個人遵守防疫規則，不可妄為。最終，武漢、湖北乃至全國的新冠疫情在60天左右得到有效控制。
中國有效地運用以健康為重的科學方式來抗擊新冠病毒，而美國應對疫情則採取了以經濟為重的策略。美國目前的“確診人數”與中國的“確診患者”不完全等同——因為美國並沒有對“確診人數”中的每個人做肺部影像CT檢查確診，所以這些“確診人數”只能算確定被新冠病毒感染。這些被感染人群中，也只有症狀明顯，比如有呼吸窘迫、咳嗽、發燒、乏力、腹瀉等明顯症狀之一者，才會被醫院收治——這和中國的“應治全治、應收盡收”策略完全不同。
為了不擠兌醫療資源，美國的策略是輕症到方艙醫院無症狀感染者居家隔離，但沒有強制要求，由各自選擇——截至北京時間5月1日9:15為止，美國確診人數1093724人、死亡63801人；單日新增確診3.6萬+，新增死亡2452人——各種數據趨勢曲線至今仍沒見壓平的苗頭，問題就出在他們無任何監督措施、放任輕症和無症狀感染者居家隔離。
新冠疫情向生命提出的挑戰，更是大數據時代對人類政治的挑戰。簡單的政治正確、粗糙的非黑即白是無法應對這個挑戰的——作為傳染力極強的新型冠狀病毒，人類迄今為止對它知之甚少，目前沒有特效藥物治療，更沒疫苗進行有效防護，人類目前能做的唯一辦法，就是切斷傳染源和傳播渠道。在當下新冠疫情肆虐全球的危難時刻，大數據技術的正確應用，的確是抗疫之戰不可或缺的一個利器。
美國是大數據技術的鼻祖，棄而不用大數據，理由是保護人權和公民隱私不受侵犯——在當下每天成千上萬人死亡的至暗時刻，難道人權和隱私比命還重要？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這個淺顯的道理，弄不明白站在世界科技頂端的美國，為何非要一條道走到黑？
要知道，病毒攻擊不分國籍、不分人種，也不管你是什麼體制的社會。就大數據應用和公民隱私權之間的張力而言，目前的疫情正在挑戰美國這樣的民主社會的傳統觀念：當生命受到千鈞一髮致命威脅時，保證其生命的延續，應該高於平時人們珍視的那些個人權利或精神價值吧？
運用大數據抗疫不僅僅是中國，韓國大數據運用，包括使用安全攝像頭、信用卡記錄、甚至汽車和手機的GPS數據來追蹤病人的行動。事實證明，韓國是十分成功的。當然，中國和韓國應用大數據抗疫成功，除了技術層面，他們都還有共同的東方文化因子，比如對群體價值的尊重、守秩序、服從大局等等。
得承認，美國的民情不同，政治文化傳統也不同。美國社會的重自由、重個人權利的傳統本來是民主體制的重要基石，但如何平衡自由與嚴重危機時期的必要管制，找到緊急狀態下權利與權力的合理交叉點，是今天美國亟待解決的一個問題。
美國新冠疫情蔓延態勢下，現實的狀況是——4月以來全美各州都以各種方式展開了對人群的抗體或者核酸檢測——比如，密歇根州切爾西市隨機對200名路人進行核酸檢測，結果其中三分之一的人確診感染了新冠病毒；按照這個比例，美國三億多人口中也許有一億左右已經感染了新冠病毒；比如紐約州州長科莫4月23日公佈對3000外出購物的人進行抗體檢測，結果13.9%體內存在抗體，這一數字意味著紐約州約270萬人可能已經感染，其感染人數是目前該州官方公佈確診數的10倍。
《紐約時報》4月26日對以上問題報道稱：“美國的實際感染人數可能要高得多。一百萬的數字並不包括成千上萬感染了該病毒但未接受核酸檢測的人，他們要麼是因為沒有症狀，要麼是因為全國的檢測能力一直不足。一些研究人員估計，實際感染人數可能是已知數據的10倍左右，初步開展的抗體檢測結果證明了這一觀點。”
美國如果一直讓緊急狀態下“權利”與“權力”像當下一樣平行永不交叉，那美國新冠感染人數從現在一百萬翻到二百萬，估計就在5月底——而5月，伴隨多個州“居家隔離令”陸續到期，加之各州都面臨經濟下行和失業率上升巨大壓力，美國本月或將迎來一波比較集中的“復工復產潮”。在此情形下，如果繼續不用大數據技術將輕症和無症狀感染者與健康人有效隔離，聚集性感染不可避免，屆時的場景，估計比過去的4月更慘不忍睹！
（圖據網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