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說《天龍八部》裡有一場喬峰和段譽拼酒的情節：“他二人這一賭酒，登時驚動了松鶴樓樓上樓下的酒客，連灶下的廚子、伙伕，也都上樓來圍在他二人桌旁觀看，那大漢（喬峰）道：酒保，再打二十斤酒來。那酒保伸了紳舌頭，這時但求看熱鬧，更不勸阻，便去抱了一大壇酒來，段譽和那大漢你一碗，我一碗，喝了個旗鼓相當，只一頓飯時分，兩人都已喝了三十來碗。”最後兩人各自飲了四十碗酒，喬峰仍未見醉意，段譽則要靠六脈神劍之功，將飲下去的酒逼出來，才沒有醉倒……
海飲四十碗酒而不醉，確實是海量，也有點不可思異，這我們就要看看他們到底喝的是什麼酒了。
說是漢代有一個叫張定國的人，酒量非常驚人：“食酒至數石不亂”，就是說喝了數石酒居然沒事，漢代的一石，如果以容量計算，相當於宋代的二斗七升，如果以重量計算，相當於宋代的三十二斤，北宋的科學家沈括認為：“於定國飲酒數石不亂”的記載非常可疑，因為“人之腹中，怎麼可能裝得下二斗七升的水或三十二斤水？”想想也確實是這樣，一個人的肚子裡能裝這麼多的水嗎？但是，沈括忽略了一個變量：人可以一邊飲酒，一邊排洩，宋代的三十二斤，不外是現在的三十瓶啤酒的容量，現代人如果一邊喝一邊上廁所的話，估計喝三十瓶啤酒的人亦大有人在吧。
現在的問題是，漢代的酒，酒精度是不是同現在的啤酒一樣呢？答案是肯定的，這個問題沈括也考證過，他說：“漢人有飲酒一石不亂，予以制酒法較之，每粗米二斛，釀成酒六斛六鬥，今酒之至醨者，每秫一斛，不過成酒一斛五斗，若如漢法，則粗有酒氣而已，能飲多不亂，宜無足怪。”（沈括《夢溪筆談》），按漢代的釀酒法，釀出的酒，不過是略有酒氣而已，多飲不醉也沒什麼好奇怪的。
按沈括的思路，我們也會發現，如果是低度的酒，像喬峰那樣喝個三四十碗，也沒什麼稀奇，只要酒量不錯的人，都可以做到。
那麼喬峰在松鶴樓喝的是不是低度酒呢？按小說的交代：喬峰叫道：“酒保，取兩隻大碗來，打十斤高梁”，顯然喬峰與段譽喝的是高梁酒。而且“這滿滿的兩大碗酒一斟，段譽頓感酒氣刺鼻，有些不大好受”，看來還是高度酒，然而，從歷史來看，北宋的酒樓裡是不是已經出現了高度酒，還是一個疑問。
稍有釀酒知識的人都該知道，不管是用穀物還是用水果釀酒，如果只經自然發酵，是釀不出高度酒的，高度酒必須經過高度提純而來，一般認為，中國的蒸餾酒始於元代，這一說法來自明朝李時珍的記載：“燒酒非古法也，自元時始創，其法用濃酒和槽入甑，蒸令汽上，用器承取滴露，凡酸敗之酒皆可蒸燒……”（李時珍《本草綱目》），這裡的“燒酒”，即蒸餾酒，如果說蒸餾酒始於元代，那生活在北宋的喬峰和段譽，當然不可能喝到高度白酒了。
不過，現有的文獻以及出土的文物，都已證明了北宋時已經出現了高度的蒸餾酒，但這並不表示宋朝的市場上有商品化的蒸餾酒銷售，研究者相信：“北宋早期（遼中期），已經有僧道製作的蒸餾酒，秘不示人。沒有形成商業性生產，還沒有擺脫萌芽階段，可能與南方炎熱，認為高度酒大熱有大毒的認識有關。遼金處於北方，冬季寒冷的氣候使北方人有飲燒酒驅寒的需求，促使蒸餾酒進行商業生產，產生了以發酵穀物為原料的固體蒸餾酒方法。”（馮思學《中國燒酒起源新探》）
綜合學者的研究成果，我們認為，宋朝有蒸餾酒問世，但尚未流行，酒樓所售，通常都是低度的米酒、果子酒，在沈括生活的時代，亦即喬峰、段譽生活的時代，一斛糧可成酒一斛五斗，這樣釀造出來的酒是未經蒸餾提純的低度酒。
宋朝是一個鼓勵飲酒的時代，因為酒稅構成了宋朝財政收入的重要部分，市場上商品酒的消費量越大，政府收入就越高，因此，在宋政府鼓勵下，從城市到農村，遍佈酒店、酒坊、酒場，北宋名畫《清明上河圖》中，出現最多的建築物之一就是酒店、酒肆。
南宋時，每年中秋節前後，杭州各大酒庫（釀酒廠）新酒上市，必大作廣告，並請歌妓代言。這一盛況，被南宋人楊炎寫入《錢塘飲酒歌》：“錢塘妓女顏如玉，一一紅妝新結束……使君一笑賜金帛，今年酒賽珍珠紅……”從詩中“今年酒賽珍珠紅”的句子，不難看出杭州各酒庫釀造的酒品，都是低度的黃酒，而不是蒸餾過的高度白酒。
由於政府鼓勵，宋人飲酒之風極盛，按孟元老《東京夢華錄》的記載：“中秋節前，（開封）諸店皆賣新酒，重新結絡門面綵樓，花頭畫竿，醉仙錦旆，市人爭飲……”說新酒一上市，很快就銷售一空，飲者之中，不乏老人與婦女，這也從側面說明當時流行的是低度酒，喬峰和段譽拼酒的松鶴樓，位於江南無錫，江南人習慣喝溫軟的黃酒。
喬峰固然海量，以牛飲聞名，但他喝的只是低度的黃酒，想必頭條裡的很多兄弟都可以做到像喬大俠那般痛飲三四十碗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