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会见周恩来:第一个五年计划后,中国就要能造汽车、飞机、军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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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图源:人民网

全国解放后,周总理和陈云同志具体负责组织领导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工作。我在中央财经计划局工作期间,有幸参与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轮廓(草案)的编制和赴苏谈判工作,亲身感受到周恩来同志对工作一丝不苟,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高度认真负责的精神,以及平易近人、深入细致、实事求是的优良工作作风。仅借个人经历,对周恩来总理在制订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过程中的活动,做一简要回顾,以纪念这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杰出组织者和我国现代化事业的奠基人。

苏联对中国的援助“确实是尽了力的”

1952 年 8 月下旬,以周恩来为团长,陈云、李富春同志为副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应邀前往莫斯科,与苏联政府商谈援助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问题。代表团的团员有王鹤寿、吕东、陈郁、宋劭文、柴树藩、罗瑞卿、邱创成、刘亚楼等,工作人员有沈鸿、钱志道、钱应麟、郑汉涛、李苏、袁宝华、陈平等。中国代表团阵容庞大,包括政府很多部,如工业、农业、林业、军事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当时因我国还没有自己的民航飞机,苏联政府特意派遣了三架军用飞机和一架民航飞机,专供接载中国政府代表团。飞机途经伊尔库茨克和新西伯利亚,飞往莫斯科。去伊尔库茨克的路上,我和周总理同乘一架军用飞机,飞机很小,只能乘坐五六个人,同机的还有装甲兵副司令员邱创成、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等几位同志。飞机一起飞,罗舜初就掏出刮胡刀刮胡子。我好奇地问他:“一会就到达目的地了,你急着刮胡子干啥?”罗舜初回答说:“我这胡子长得很快,一天不刮都不行!”当时我半信半疑地又追问了一句:“有你说的那么厉害吗?”这时周总理接过话题,亲切地插话:“是的,我的胡子也是那样!”我这才信服地点了点头。一路上,总理与大家谈笑风生,我们无拘无束,机舱里的气氛十分融洽。代表团在伊尔库茨克住了一夜,第二天换乘飞机,继续赶路。离开宾馆时,周总理按照以往的习惯,与宾馆服务人员一一握手告别,感谢他们向中国政府代表团提供的热情周到的服务。这些服务人员很受感动,他们没有料到中国的总理是这样一位平易近人、通情达理、和蔼可亲的人。

周总理对工作非常认真负责,重大事情事必躬亲。抵达莫斯科以后,总理又将准备提交苏联政府讨论的“一五”计划轮廓(草案)及总说明等几本小册子,详细地重新审阅了一遍,逐字逐句,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凡有错误的地方,都圈圈点点做了改正。审阅当中,发现林业采伐、造林和木材蓄积量计划数字核对不上,总理当即在电话中严厉地批评了代表团成员中负责计划综合工作的同志。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天周总理来到中国政府代表团团员下榻的宾馆,与大家共进午餐。餐厅服务员给总理送来一瓶白兰地酒。周总理斟满两杯,站起身走到一天前批评过的那位同志面前,递给他一杯,微笑着说:“昨天我批评了你,以后要细心一些嘛!不要把这么重要的数字搞错!来,现在我敬你一杯酒,祝你今后工作得更好!”就这样,周总理简单自然的一席话、一杯酒,一下子就缓和了一天前那件不愉快的事情造成的紧张沉闷的气氛。大家深为总理严谨的工作作风和高超的领导艺术所折服。

到莫斯科后过了两三天,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设晚宴招待了以周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维辛斯基(当时的苏联外长)代表斯大林起立敬酒。晚宴举行了约三个小时。散席后,斯大林陪同周总理看了电影,边漫谈,边吃糕点水果。其后,苏方安排中国代表团在莫斯科参观了一个汽车制造厂,乘船游览了伏尔加—顿河运河,到斯大林格勒参观了一个拖拉机制造厂。每到一地,周总理都向陪同人员很详细地询问有关生产和建设情况。我们所到之处,仍然能够看到战争遗留下来的废墟和痕迹。9 月中旬,斯大林会见周恩来、陈云和李富春同志,就援助中国的“一五”计划问题,谈了三点意见:(1)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应当能够制造汽车、飞机、军舰。(2)中国工业的发展速度一定很快,但是做计划应留有余地,要有后备。(3)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价格便宜,技术也是头等的。斯大林的意见,实际上表达了苏联政府援助我国“一五”计划的总方针。现在看来,在当时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对我封锁禁运,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不久,苏联的重建工作任务很重,再加上苏联还从来没有搞过这样大规模的对外援助的历史条件下,他们对我国的援助,确实是尽了力的。

9 月底,周恩来和陈云同志先期回国,留李富春领导中国代表团继续与苏联政府谈判。离开苏联以前,周总理亲自将他经手办理的与苏方往来的有关文件逐一清点,移交给富春同志的秘书吴俊扬同志。苏联对中国政府代表团的接待工作,转由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国家计委主席萨布洛夫负责。苏联国家计委极为重视,曾组织人员,集中力量,着重审查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和要求援助的项目。中国代表团团员则分头向苏联有关部、局介绍情况,交换意见。苏联方面详细地审查了全部的地质资料,为此,总理和陈云同志于 1952 年 10—11 月间特地派遣地质部副部长宋应同志到莫斯科接受咨询,并再度让柴树藩同志到莫斯科协助沈鸿等同志参与谈判。1952 年冬季,富春同志去海滨疗养期间,由我负责收集中苏双方会谈情况,向李富春汇报,并转达他的意见。当时还成立了以李富春、苏联国家计委主席、第一副主席、外贸部代理部长和总顾问五人组成的中心组,负责审查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轮廓(草案)中的问题。中苏双方进行过多次小组会谈和高级别磋商,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予以落实,凡是重大问题富春同志都直接打电报请示党中央。每次周总理都仔细地阅读这些电报,并与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研究后,及时做出答复。

周恩来对苏联专家的意见印象深刻

1953 年 3 月 8 日,周恩来专程赶赴莫斯科,代表中国党和政府参加斯大林的葬礼。周总理利用工作间隙,听取了富春同志关于同苏方商谈“一五” 计划轮廓(草案)的情况汇报和意见。周总理听得非常认真,亲自做记录, 回国后又整理成文,分送有关领导同志征求意见。

4月中旬,我奉命回国。一天,周总理约我晚上 10 点钟汇报。到总理办公室以后,因周总理正忙于处理公务,一时抽不出身来,我就在外边等候,与总理办公室的李琦、刘昂、马列、许明等同志漫谈。一直等到晚上12 点,周总理办完手上的急事,才叫我进去汇报。他详细询问了苏联方面对我国“一五”计划的全部意见,并问道:“去苏联谈判为什么拖了这么长时间?”我回答说:“这是因为苏联方面对计划的平衡工作要求很高,对我国地质资料、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询问得很详细,而我们在这些方面的准备工作不足,使项目选址、施工设计、设备分交、技术人员的培训等计划内容的落实,花费了不少时间。”总理说:“是啊!确定 100 多个援助项目,并要守约按期交付使用,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使周总理对情况了解得更清晰,我将我们绘制的七八幅我国“一五”计划受援项目进度曲线图交给总理,他看了以后很高兴。从图上可以对建设项目的厂址选择、投资规模、开工日期、施工进度、交付日期、生产能力等参数一目了然。图表表明,我们的建设进度和投资安排,是逐年根据实际可能逐步地增长,而不是集中在几年内跳跃式地增长。后来陈云同志看了这些曲线图,也非常满意。汇报时, 我还讲了请苏联专家给中国政府代表团讲课的一些情况。周总理对苏联经济专家讲的一段话很感兴趣,让我重复了两遍。这段话是:“总产值的增长速度,要大于职工人数的增长速度,这样才能保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要大于工资的增加速度,这样才能保证国家的积累;技术人员的增加速度,要大于工人的增加速度,这样才能保证技术水平的提高。”周总理很赞赏这几个观点,认为应以这些观点指导我们今后的经济工作。我还向总理汇报了苏联计委管综合的同志说过的一句话:“平衡法是编制计划的基本方法,要从需要算起,充分考虑可能,经过平衡,使计划建筑在可靠的基础之上。”总理对这句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把这种观点运用在我国建设实践中,并在“一五”时期形成他对经济建设工作的一种指导思想,即:既要反对保守主义,又要反对急躁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最后,我们还谈到偿还苏联援助的方式和费用问题,总理意见是:待找有关部门计算、商量并报中央审批后,再作答复。过了两天,我又向中央政治局作了汇报,中央表示同意苏联政府对我国“一五”计划所提建议,赞成苏联援助项目清单中砍掉的三类项目:(1)没有地质资料的;(2)中国自己办得了的;(3)过几年才能办的。同意《协定(草案)》拟定的偿还援助费用的方式和数量,并授权李富春代表中国政府在《协定》上签字。随后,我即带着中央写给富春同志的复信,返回了莫斯科。

《协定(草案)》经中央批准后,1953 年 5 月 15 日,由李富春和米高扬分别代表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简称《“五一五”协定》)。中国代表团赴苏谈判援助中国的“一五”计划,历时 8 个多月,取得了圆满成功。根据协议,1953 年至 1959 年,苏联将援助我国建设与改建 91 个工业项目,加上 1950 年签约援助我国的 50 个项目,共 141 个项目。1954 年 10月,苏联政府接受我国政府的请求,又追加援助 15 个项目。这样三批加在一起,“一五”期间,苏联援助我国总共 156 个重点项目(简称 156 项)。这些项目包括:6 个大型钢铁联合厂,14 个有色金属冶炼加工厂,32 个机器制造厂,18 个动力及电力机器设备制造厂,26 个国防工厂,23 个煤矿,22 个电站,1 个炼油厂,3 个制药厂,1 个造纸厂。《“五一五”协定》规定,苏联政府每年接受我国 1000 名实习生(包括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对其培训,并向我国派出5 个专家组、200 名设计专家、50 名地质专家,帮助建设。苏联负责提供生产各项产品所需的制造特许权及技术资料,承担 70%—80%的设计工作,供应占总价值 50%—70% 的设备。中国方面负责 20%—30% 的设计工作,承担价值 30%—50% 的设备制造,包括项目配套所需的辅助性的半制成品和成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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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宋劭文

编辑:卫中

责任编辑:邢晓芳

*本文摘自天地出版社《奠基:苏联援华156项工程始末》,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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