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兩獲普利策獎的美國著名新聞記者沃爾特·李普曼 在其專著《輿論》中寫到:宣傳家能夠阻止人們對事件形成獨立的見解，他們對新聞進行操控，以服務於自己的目的。即便這個目的打著愛國的旗號，但操控就是操控。
在我們理所當然地認為所謂"宣傳家"就是控制新聞宣傳和輿論方向的政府機器的時候，民間同樣有那麼一群人通過公共傳播媒介來吸引並引導公眾的輿論選擇，即所謂的"公知"——全稱為公共知識分子。民國時，以魯迅為代表的"公知"依靠自身的文化認知能力與公眾影響力長時期活躍在文化宣傳刊物上針砭時事，《新月》、《觀察》、《新民報》等大眾化報紙刊物是知識分子的輿論陣地，藉以開啟民智、傳播新知，受到民眾的熱捧。
自建國至文化大革命結束，受這一時期社會主義改造與政治運動影響，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急轉直下，因此"公知"處於長時間的沉寂狀態。而後經過改革開放與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社會傳播媒介已經走入電視化、信息化時代。由此，"公知"們的生存土壤得到擴充。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由於文革結束，政府在新聞宣傳與民間出版方面給予了相當大的自由，大量長時間沉寂的"公知"分子開始在民間活躍。
由於受到政治運動的迫害，這一時期的"公知"們開始逐漸變了味兒，以一種報復性的姿態來通過對比中國與西方國家的差距進行輿論宣傳，他們將中國的落後狀態歸結為不民主、不自由，以一種高高在上的"精英領袖"姿態來運作自身的公眾形象。同時，受到蘇聯與東歐局勢動盪的影響，當時的民眾心中普遍焦慮和迷茫，加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強大的輿論導向，當時的"公知"們得到了許多不明所以的公眾的盲目追捧 。這一時期的"公知"之所以能夠以一種領袖姿態佔據絕對輿論地位的原因無非是外部不穩定以及中國尚處於落後狀態，因此，無論是意識形態之爭還是文化導向都有極大的受眾市場，人們相信自身的問題能從他們身上尋求答案，加之信息媒介的缺乏，公眾話語權絕大部分讓渡到了"公知"身上。
進入新世紀，以微博的上線為標誌，全民信息時代到來。經過多年以來的改革開放，中國在短短四十多年間實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程度地提高。此時，公眾心中的那種與西方國家對比後天然的落差感逐漸減弱，公眾的文化自信得到了提高。現代的"公知"們已經無法再以意見領袖的身份出現在大眾信息平臺上了，對於中國與西方之間的發展狀態，已經很難再以他們心中的理論來解釋。這對於現當代的"公知"來說無疑是毀滅性的打擊，因此，他們氣急敗壞，試圖揪住社會中的個別現象來進行宣傳，以此來博取公眾的認同。可以看到在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每逢大災大難，以"公知"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派都能在網絡上興風作浪，當政府著力完善解決後又以小帶大，完全丟失了民國時中國知識分子的風骨與氣節。
對於知識分子，正如薩義德在其《知識分子論》中提到的:"
知識分子既不是調節者，也不是建立共識者，而是這樣一個人：他或她全身投注於批評意識，不願接受簡單的處方、現成的陳腔濫調，或迎合討好、與人方便地肯定權勢者或傳統者的說法或做法"。真正的知識分子，應如魯迅那樣的人，他們身上不僅帶有憂國憂民的愛國之心，期望通過自己的力量來改變民眾，同時也不盲目崇洋媚外，對於中國的歷史和文化具有高度的自信，既不迴避其中的落後也不忘其中的美好與價值。所謂"公知"，"公"就在於公正的信息傳遞和公平的輿論對話，而不是一味地為了達到自己心中的理想價值取向而進行譁眾取寵式的黑白顛倒籠絡人心，因此，當代"公知"的話語權越來越弱，遭"人人喊打"也就不足為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