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新冠疫情給我們“百年未有之變局”增加了新的變量。但不管怎樣，中國國運上升的歷史大勢不會改變，中國文明升級、升維的意志不會停頓，中國數億農村人口湧進城市的潮流不會停歇。而迫在眉睫的是，如何在後疫情時期調試、調適我們的發展引擎，特別是如何在國際博弈白熱化的大格局下“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做好自己的事，就顯得更為重要。
面對危機來襲，在過去，我們習慣性依賴投資的大水漫灌，搞“鐵公基”。08年搞的4萬億，固然把急速下墜的經濟硬生生地拽起來了，但留下的後遺症除了消化了好長時間產能過剩外，還讓我們想起來都後怕。何況，這辦法以前搞得，現在卻搞不得。為什麼？以前我們基礎設施薄弱，早幹晚幹，早晚都要幹；現在繼續幹，就沒有那麼急切了。
眼見著這次不能再用老辦法了，怎麼辦？不能被突發情況打亂了自己的步伐和章法，沿著既定路徑走下去，是一百年不動搖的事。但不動搖不是一成不變，有些本來就要乾的、有些原計劃下一步再幹的、有些準備一點一點、慢慢乾的，都可以在應對危機時，提前幹、提速幹、下力幹。這之中，城市化就是這樣一個可以提前、提速、下力去幹的大事。是啊，中國從傳統農業國變身為現代國，城市化是必由之路、必達目標。中國的現代化一定是城市化牽引下的資源大整合、人口大流動、需求大聚集；中國的鄉村振興也一定是城市化引領的變身塑形、脫胎換骨、涅槃昇華。
近日，中央發佈了關於要素市場化改革的文件。這個文件從治本上發力，從要素的市場化入手，系統設計，不僅對舒緩後疫情時期的經濟困頓，而且對把中國經濟導向高質量發展之途，都是一個重大政策動能，也為提速城市化供給了巨大政策利基。特別是關於土地、勞動力方面的改革意見，對提速城市化、促進農民進城都有很大的政策意涵。如何把這份文件細化落實，讓農民更多、更好分享政策紅利，帶著實實在在的政策“禮包”進城，有三個問題需要認真研究和回答。這也必將成為提速城市化的關鍵之處。
第一個就是如何讓農民“進得起”城？
在城市化歷史運動的概念下，農民進城不是指農民進城購物、探親、旅遊，也不是指進城謀生、打工，而是指能在城市住下來、把家搬到城市、成為城市的一分子，也就是不再是農民，不再是農民工，而是完完整整的市民。所以，在這個意義上理解農民進城，就得現實地回答如何讓農民“進得起”城的問題。以現在農民的情況來看，要想在城市落得下腳、扎得下根，不是那麼容易的事。起碼他得要在城市有房子住吧。當然，他們可以租房，在城鄉接合部租農房住，實際上現在就是這樣的。如果政府今後大力發展廉租房，也是他們的一個希望，但拖家帶口的長期在城中村住，畢竟不能算進城，更不能算市民。
所謂農民“進得起”城，指的是，農民來到城市不是除了力氣就一無所有，不是身無分文、進城只是來掙錢的，他一定是帶著“身家”進城的，他一定既是食力者也是食利者，既是勞動者也是帶資者。但對農民來說，他能有什麼“身家”？能有什麼財產性收入？土地和房子，就是他最大的家當。這次中央的要素市場化改革意見把土地放到第一條，推出了多項政策利好，讓農民有了更多獲得財產性收入的契機。諸如，農村建設用地入市、農村徵地制度改革、宅基地制度改革都會為農村集體和農民獲得更多土地增值收益。又諸如，建設用地整理、建設用地增減掛鉤、建設用地和補充耕地指標跨區域交易等，也都會給農村集體和農民帶來更多財產性收入。如果再加上農民的土地承包權、集體收益分配權等的收益，加上宅基地和房產的財產權利，農民的整體財產性收入整合起來也是一筆財富，如果農民能夠帶著自己的這些土地“身家”進城，足以讓他“進得起”城。如果政府在提速城市化的大格局下在城鄉接合部大力、大量發展成本價住房和廉租房，一部分在城裡有活幹、有收入的農民，闔家遷到城裡、完成從農民向市民轉化，就會成為現實和趨勢。
第二個是如何讓農民“進得了”城？
城市生活不易，城市就業也難。如何為農民提供更多的城市就業機會，是農民進得了城的先決條件。不可能指望農民把農村的財產性收入打包，拖家帶口進城當“寓公”，那是昔日的煤老闆和再昔日的土財主幹的事，今日進城的農民一定是自我預期能在城市養得起家才會全家進城的，也只有對自己和環境有信心才會作出家族命運歷史性轉軌的決定。要知道，從熟悉的鄉村小路進入城市街巷，絕不是小路與街巷的區隔，而是從一個世界進入另一個世界，從一個文化到另一個文化，從熟悉到陌生地活出另一個自己。但這種轉換，前提條件就是要在城市有穩定的收入。可喜的是，要素市場化改革為勞動力流動暢通了通道，除了戶籍制度改革繼續深化外，勞動者職業技能社會化評價和互通銜接，在長三角和珠三角等城市群實現戶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計互認，都為農民工的區域流動創造了便利，有利於農民工在區域城市群內自由就業和就業範圍及空間的拓寬。這之中，還需要政府實施就業優先的政策，在產業佈局、公共設施建設、基本服務上統籌考慮，千方百計向就業傾斜。有就業、有更好的就業，在城裡活得下，才是真正的“進得了”城。
第三個是如何讓農民“進得好”城？
農民進城是一個波浪性的歷史行進，一定是村看村、戶看戶、人看人的示範性、引領性行動。一個人、一家人的成功或失敗，一定會成為一群人、一個地方人的樣板和教訓。所以，推進城市化提速，促進農民進城，政府一定要把工作做實做細做好，絕不可以蘿蔔快了不洗泥，追求速度和數字。一定是以穩為先，穩中有進，穩中求進，穩妥推進。為了這個目標，寧可慢一點，不留問題死角，不拔苗助長，不搞盆景，順著事物固有的邏輯，做我們力有所逮、條件允許的。比如說，我們要對進城農民施行同城化、同等化政策，不求脫離條件的高水平，一定求一碗水端平，在教育、醫療、公共服務方面不搞“二等公民”那一套。任何政策的實施只同常住人口掛鉤，逐步取消戶籍人口與常住人口的種種差別。這次文件提出，“建立城鎮教育、就業創業、醫療衛生等基本公共服務與常住人口掛鉤機制，推動公共資源按常住人口規模配置。”這就為農民工更好融入城市、成為城市當然的成分創造了政策通道。這是政府的意志和決心，也是農民對未來的預期，是他們的指望和希望。
讓農民“進得起”“進得了”“進得好”城，是城市化的要求，也是提速城市化的保障，必將成為中華民族突破百年未有之變局、開啟三千年未有之新局的契機。
後疫情，是一個倒逼。提速城市化，此其時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