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進的水墨人生,一生坎坷,名作跌出,晚年巔峰作品寄託怎樣願景

撰文/趙能靜

浙江自古以來除了“東南興勝”的自古繁華之外,在藝術創作上也一度領先其他地方。比如今天本文的主人戴進就是代表了江浙畫壇的一位人物。正因為這個藝術創作的的領軍人物戴進是浙江人,因此,畫壇上將這一學派命名為“浙派” 。浙派的最初和興盛的時期,上至皇親皇室,下至普通百姓對於浙派繪畫的精妙絕倫無不點首稱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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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到了明朝中期的繪畫流派“吳門派”藝術風格興起之後,吳派的大師沈周、文徵明對於浙派繪畫也頗多美譽。直到明代晚期的董其昌還對於浙派繪畫的鼻祖戴進給與了相當高度的評價,他說:“國朝畫史以戴文進為大家。”因此,戴進在明代畫史上的地位毋庸置疑,是有目共賞的。 有關戴進個人的記述大概見諸郎瑛《七修類稿》、李開先《中麓畫品》和毛先舒《戴進傳》等文字。其中《七修類稿》中關於戴進的記載比較全面詳細。

藝術家在古代的資料都很少,這似乎是一個傳統,但是也是有深刻原因的,因為作為畫家歷來除了宋代以外,大部分沒有什麼社會地位,因此並沒有許多人對其關注,往往是經過多少年,當畫家早已作古留下珍稀的畫作後,許多人才努力追尋那些殘存的記載,可惜幾乎是遙不可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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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時期毛先舒寫的的《戴進傳》中這樣一段記載稱,以擅長繪畫出名的戴進,在其早年並非以繪畫營生,最初只是想當名個金銀器工匠謀生,結果陰差陽錯,這個行當沒做起來,於是“遂學畫,名高一時。 對於繪畫,戴進顯然有天賦和家庭薰染的,因為他的父親本身就是一名畫家。

明代南京人周暉寫有一本《金陵瑣事》的書,記載了戴進和父親一同進南京的往事:戴進在永樂初年曾跟父親去南京,誰知他們行李被挑夫偷去,然而戴進憑藉記憶,竟然把挑夫容貌畫了出來,於是官府按圖索驥,因此追拿回了丟失的行李。因此可見戴進的記憶力的描述力是相當不凡的。

在這本書裡,還描述了戴進的一些願望,希望可以像宋代一些畫家那樣,可以進入供奉宮廷,做一名宮廷畫院的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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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曾多次參加皇家畫院的畫師考試,並把自己的作品進呈皇帝御覽,然而最終不知何種原因,總之他的理想並未實現。根據後來的李詡寫有的《戒齋老人漫筆》記載,戴進在明宣德年間與另外十七人一同進京參加畫院考試。考試主題是畫龍。然而,戴進畫的龍只有四個爪子。皇帝看後非常反感。按照傳統來說,皇帝所用之龍必須是五爪金龍。戴進畫了四爪龍,顯然是故意居心不良。於是戴進因此被斥,不被用,而剩餘那十七人都被畫院錄用了。這種記載似乎不能是歷史的真相,但是也算是一種失利後的一種解讀。

此外,明代郎瑛《七修類稿》和明代李開先的《中麓畫品》中也記載,戴進曾經將自己的四季山水畫作呈現給明宣宗御覽,但是因為畫院畫家謝環進了讒言,最終戴進不討宣宗喜歡,我想這其中還是由於明宣宗對其藝術方式的不認可,或者不喜歡他的畫作這應該是本質原因,但是對於戴進的藝術遭到輕視顯然是被一些諱言的。其實藝術行業,本來就沒有統一標準,最多的都是仁者見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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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戴進並未因此放棄自己進入宮廷的努力。這次獻畫的失利,他也並未立刻離開京城,而是留居京城了較長時間,大約有十年之久。一個人的黃金十年,戴進在京城中是否浪費還是許多,已經不可而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戴進的創作和交遊範圍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這現藏於上海博物館的《金臺送別圖》便是這一時期的作品。

畫作上有戴進題寫“錢塘戴進敬為翰林以嘉先生寫” 此中”以嘉” ,名為衛靖,江蘇崑山人。洪武中以能書入值文淵閣,進禮部主事。他任內閣翰林時,曾離京外放,離別之際,同僚送行。戴進所繪此圖便是如此場景,因此名曰“金臺送別。”顯然戴進的“圈子”並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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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戴進帶著複雜的心情離開京師遠赴雲南。郎瑛的《七修類稿》記錄了事情的大概。"聞雲南黔國好畫,因往避之” ,後來結識了”黔國公“ ,這位遊國公名為沐晟,為明朝開國功臣沐英之後,其爵號後為其子沐斌所襲,鎮雲南。後來很多書上都曾稱,戴進在進入宮廷失敗後去了雲南,入了黔國公府上。

現存不少作品確實可以證明戴進與黔國公之間的關係。比如傳為南宋李唐所作的《醉歸圖》曾被黔國府上收藏,而戴進畫作《太平樂事冊頁》第十幅,構圖、內容幾與李唐一致。顯然,戴進是參考了李唐畫作後而將此圖創作出來。

《醉歸圖》右上角有“黔寧王子子孫小永保之”的收藏鈴印,可反映此圖與黔國沐府之間的關係。經由黔國沐府收藏的畫作,被戴進融會創作出一幅新的畫作來。

晚年的戴進,歸隱杭州。後生活困頓忙終。其墓即位於西湖邊的橫春橋,早已荒蕪。

戴進的一生確實不能用幸運來說,而是相當淒涼

《明畫錄》卷二評價戴進的山水畫說:“其山水源出郭熙、李唐、馬遠、夏圭,而妙處多自發之,俗所謂行家兼利家者也,神像人物雜畫無不佳。“

這段記載將戴進的山水畫風格做了一個簡要的表述,並說明了戴進的山水畫與南宋宮廷山水畫一脈傳承,戴進是浙江人,南宋亡於蒙元之後,大量宮廷畫師流落民間,從而形成了南宋宮廷繪畫湧現於民間的情況。戴進受到這一因素影響,其早期的山水畫就有明顯的南宋院體的風貌, 《洞天問道圖》中的山石畫法有李唐、劉松年之氣,皴法以斧劈皴為主,佈局嚴謹,是傳統的對於宇宙和道家思想的追問。洞天,接下來便是福地,然而與道家思想緊密聯繫的山水畫這種暗含了某種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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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進的後期作品的精神佈局是宏大的,甚至在他的筆下,那些山水,佛道,無不注入一種幽深不可捉摸,呈現給人許多虛無縹緲之意。《風雨歸舟圖》的風格是戴進偏中期的山水畫作。此圖絹本水墨,款識為“錢塘戴進寫” ,鈴印“靜菴”。顯然這種畫作背後有關某種精神意義上的迴歸融入了某種夙願。

戴進的人生充滿了風雨,而這幅畫或許表達了自己想要回歸雨後的生活。

這幅畫布局舒朗,粗第為主,水墨暈染,但構圖和水墨技法依舊保留南宋院體面目。這幅作品最有趣的地方無疑是戴進以溼潤的筆墨暈染出天空中山雨裹風的迅猛,若隱若現的景物,給予人悠遠的感受,畫家一改傳統風雨題材畫作以側面烘托的手法描繪降雨的套路,而對山雨進行直接描繪,給人耳新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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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春山積翠圖》也表現了戴進渴望迴歸安靜的春色山中。這時戴進已經是62歲,是其中晚年作品中面目較為清新者,亦為戴進作品中鮮有時間紀年者。甚至藝術的山巒總是需要年歲的積累才能最終成就一副跨越性的傑出之作,當戴進全身心投入這種藝術上的歸宿時,已然心胸豁達,雲淡風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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