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楚辭昭日月，青史頌情操
只要是中國人都知道屈原，他身上有著諸多的標籤，愛國詩人，浪漫主義詩歌開拓者等一堆，以及附加和衍生的端午節、龍舟和粽子，最關鍵的是，他為我們多了一天的假期。
但是，據聞一多先生考證，端午節最開始並不是為紀念屈原形成的，而是數千年前南方吳越民眾舉行圖騰祭的一個節日，而吃粽子的習俗至少在屈原幾百年前就已形成，因為在許慎的《說文解字》中對此就有記載，後世因屈原地位的影響而疊合在一起，漢朝以後，這一節日方始從南方向北方推移，直至今天。
我倒是覺得聞先生多此一舉了，想這端午節至少在宋時便在全國盛行，而屈原忠君愛國的節操也被後世廣為讚賞，已是形成了沉澱在國人血液中的固有觀念，是中國曆代仁人志士榜樣的源泉，又何必要將這節日同紀念屈原生生地割裂呢？
我一生喜歡集郵，五十年代郵電部曾出過一套“世界四大文化名人”郵票，即哥白尼、但丁、莎士比亞和屈原，可見他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他在中國文化先賢的群像中，定是首屈一指的。
屈原，名平，字原，戰國時楚國貴族，曾任三閭大夫、左徒等職,兼管內政外交大事，後因遭貴排擠，被流放沅湘，秦將白起攻破楚國郢都後，抱石自沉汩羅江。
我們都習慣於叫他屈原，但要是按正規的稱呼，則應該叫他羋原，因為他並不姓屈，而姓羋，“屈”只是他的“氏”，在電視劇《大秦帝國》中就稱他是羋原而非屈原，不過，對於一般觀眾來說，這是否會造成有人識不得屈原的形象也未可知，這倒也是個兩難的選擇。
中國古代詩歌有兩大源頭，即《詩經》和《楚辭》，前者因為短小活潑，我還能背得幾首；於《楚辭》，認真來說，除了幾句裝潢門面的，如“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之外，是一首完整的也背不出來的。
記得看過一檔詩詞類的電視節目，作為嘉賓的範曾大師鼓勵一位小姑娘背《楚辭》，後來當小姑娘背出後，範大師竟專門畫了一幅《雄雞圖》相贈，可見，要背一首《楚辭》有多難。
我最早想要背《楚辭》，是緣自看香港的電影《屈原》，裡面的那首插曲《橘頌》，很是令人神往，回來後遂決心先將其背熟，找來書籍一看，遠比電影中的那幾句歌詞要長了很多，於是，又放棄了。
不過，倒是將這《楚辭》認真的進行了研讀，字典、辭海、辭源這些參考書整了一堆，花了好幾天的時間，略微識了個皮毛，結合其他歷史書籍，對屈原生平及作品，有了個大致的瞭解。
《楚辭》是中國文學中的絕品，其音韻九轉千回，其文辭優美典雅，泛黃的書頁之間，彷彿浮躍起騰騰雲氣，又彷彿攜帶著陳年老酒的醇厚香氣，令人不忍釋卷。
作為一位偉大的愛國詩人，他“深固難徙，廓其無求”，他深受著他的國家，在朝堂暗流湧動，小人得勢，君主昏庸之時，他“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又因其“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其見解和薦言不為楚王所納，所以被排擠而不得志。
他出身楚國貴族，而楚國實行的又是貴族政治，所以，他在曾在楚國為高官亦是很正常之事，這同其能力並無多大關係，他曾為左徒，但這是個什麼官卻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因為這個官職是楚國所特有，甚至有人說是屈原所特有。
我學文學史最早看的是遊國恩先生的《中國文學史》，據他所言，左徒的地位僅次於令尹，也就是相當於副宰相一職了，當然，也有人認為是類似於太傅或巫官，說法多多，我是採信遊先生說法的,因為，屈原曾為外交使節出使齊國。
當時處於七國紛爭之際，西秦勢頭正強，下之則是東邊的齊國；而楚國位於南方，是地域最大的國家，為抗強秦，楚國內部呈“聯齊抗秦”和“聯秦擊齊”兩種勢力，而屈原是“聯齊抗秦”政策的堅定支持者。
但當時主持秦國外交的是天下第一說客張儀，他憑著一張能言善辯的嘴，比百萬雄師還有力，威逼利誘，把楚王哄得來團團轉，也使得楚齊聯盟瓦解，屈原的努力付之東流，最後楚王也客死秦國。
屈原的政治和外交才能有多高，這個我們不得而知，但從來剛直的性格和文人氣質太重的特性來看，應該不會很高的，也就是說，以他的才情和君子之風與如張儀這樣的說客兼謀略高手對陣，根本就不在一個頻道對話，成敗在一開始便註定了。
屈原不見於朝廷，被放逐，時間長達九年之久，他的作品也都是在這放逐的時間中所作，他徘徊於沅、湘一帶，目及“百姓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內心痛苦不已，自己也“顏色憔悴，形容枯槁”。
楚國在秦國的打擊下，日漸衰落，“被髮行吟澤畔”的屈原無力報國，唯有無盡的悲傷和失望相伴；及至首都淪陷，他萬念俱灰，於是，他抱石走向了江心，一顆不朽的靈魂隨著江水消失，化為古老的楚歌在岸邊迴盪。
然而，自我從開始接受知識的年代到現在，官方對屈原的認知就有一個漸變的過程，弄得我也是隨波逐流，一頭霧水。
最開始是偉大的愛國詩人，他的一生是同腐朽勢力抗爭的一生；及至“評法批儒”，屈原又轉身為“法家詩人”，而到了八十年代後，對屈原的評價又多了很多負面說辭，，而且現在網上還形成了一股潮流。
愛國詩人一直是屈原的底色，他自沉汨羅的悲壯在任何年代都是被人們頌揚的，現在常有一種觀點對他進行指責，那便是所謂的“愚忠”。
忠君愛國，是現代人常常掛在嘴上去評價古人的一個詞，其實，這是兩個概念，不同時期，這兩個概念所佔比例是不同的，不僅側重點不一樣，而且相互間也是以矛盾體的形式共存的，甚至有時是不可調和的。
屈原所處的七國戰亂之時，國的觀念是很模糊的，在此之前的春秋之際，有百餘個大小不同的諸侯國擠在一堆，打成一團，今天是宋，明天是晉，“城頭頻換大王旗”，而當時的優秀人才，朝秦暮楚，哪裡能發揮自己的價值便投靠哪裡，無所謂什麼自己的國家。
以秦國為例，商鞅、範睢、張儀，李斯等等，都不是秦國人，他們都是兜售了一大圈，最後被秦國君主識得其價值，遂為秦國效力，在統一天下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我們從那著名的《諫逐客書》也可看出內中的緣由。
這其中的楚國倒是一個特例，楚國一直實行的本國貴族政治，外來人才極少能在楚國的朝堂上爭得位置，所以，楚國是一個相當封閉，自以為是的國度，包括這個國家文化、信仰等等，都與其他各國完全不同，呈現另一番別樣的色彩，比如《楚辭》。
君主的利益很多情況下是同民眾的利益不一致的，相應的政策和措施肯定於兩者是不能兼顧的，此時的忠君和愛國就會出現矛盾，為君主的利益辦事，就會損害人民的利益，所以，在一般情況下，“忠君愛國”是不能相提並論的。
封建社會乃是家天下，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屈原是楚國貴族，與其說他效忠的是楚國，還不如說他效忠的是以楚王為代表的王族更準確些，所以細究起來，這其中愛國所佔比例應該是要打些折扣的。
魯迅先生對些曾在《從幫忙到扯淡》文章中說，“屈原是‘楚辭’的開山老祖，而他的《離騷》，卻只是不得幫忙的不平。”從魯迅的評價中，我們應該能夠悟出屈原愛國情結中的真諦。
楚王昏聵，一系列的昏招使楚國的形勢是江河日下，但屈原對楚王的忠誠是從來就沒有改變，要說這就是“愚忠”怕也勉強，即使他被貶為三閭大夫，也是一如既往。
三閭大夫是個閒職，說得好聽些是主持宗廟祭祀，一年內難得有幾次，職責上應該還有著教育王族子弟的差事，其實說白了，主要是替楚國王族寫家譜，並沒有什麼正經事做，這也是屈原在被放逐前最後擔任的官職。
屈原一生經歷了兩次放逐，他自沉汨羅江時約62歲左右，他絕大部分作品是在放逐期間所作，反映了他清高自詡而內心極度苦悶的心情。
屈原的《楚辭》對後世的影響極大，是除《詩經》外的又一高峰，蘇軾大才，但他對屈原可以說佩服得五體投地，他說：“吾文終其身企慕而不能及萬一者，惟屈子一人耳。” 而梁啟超更是將屈原推為“中國文學家的老祖宗”。
《楚辭》是東漢時的劉向所編曲，主要是屈原的作品，還包括如宋玉、東方朔等人的詞賦，文字古奧，要讀明白實非易事，歷代對屈原的作品評價是相當高，贊其為“金相玉質，百世無匹”。
屈原的聲名是隨著《楚辭》而為人們熟知的，可以說，他並不是一位政治人物，而是一位文學人物，在思想和功績上乏善可陳，可以說，沒有他的文學作品，他可能就被湮沒而無人知曉。
作為中國第一位詩人，他的出現標誌著中國詩歌進入了個人創作的新時代，他最經典的作品當屬《離騷》，這首2400餘字的浪漫主義長詩是《楚辭》的代表作，也是中國浪漫主義詩歌的鼻祖和奠基人。
後世對屈原的評價多多，南朝文學理論家劉勰在《文心雕龍 辨騷》中有一段暢快淋漓的評說，很是精準和引人入勝，他說：
“故其敘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快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是以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沿波而得奇。”
而《楚辭》對中國文學歷史的影響是巨大的，“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苑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豔詞，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後來的詩人有時便直接以“騷客”代稱之。
但很詭異的是，在《史記》之前，對屈原是無一字記載，就是說，從戰國屈原在世到西漢司馬遷這數百年間，屈原幾乎就是個空白，而後世對屈原的研究，亦幾乎全部緣自於《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很有些孤證的意味；於是，後世便有了很多的考證，比如國學大師胡適就很懷疑是否真有屈原的存在。
這的確是個問題，但是我相信，關於屈原雖然缺乏文字記載，但在民間，他的事蹟應該是廣為流傳的，不然，賈誼不會在路過湘水時作《吊屈原賦》，也就是說，早在賈誼和司馬遷之前，屈原的故事和精神就已被人民群眾所熟知了。
儘管屈原是被稱為改革派，其實這其中有很多臆測的成分，且不說相比於其他六國，楚國的革新進步是最差的，這雖然同楚國內部頑固的貴族勢力有著極大的關係，但是，即使是屈原有改革的願望，在成效上幾乎為零。
這也說明屈原缺乏基本的政治智慧，不管他是改革的領導者還是參與者，楚國都是一個固步自封的國度，在各國都忙於改革時，唯有楚國是停滯不前，這在一個信奉巫神的社會，也很難取得實質性的進展。
司馬遷是將屈原和西漢時的賈誼放在一個傳中的，這很耐人尋味，可以肯定的是，司馬遷認為二人有很多的相似之處，故而合為一傳； 但其最醒目的標籤是懷才不遇和被放逐。
其實，要說懷才不遇還是有點不合適，二人都曾被君主重用，只是因為觀點不為君主所容而被放逐，要是全部將原因歸於小人進讒，也有些勉強，那是君主的意願，小人們只能起點推波助瀾作用，何況，導致賈誼被放逐，周勃和灌嬰等人並非小人。
可是，總是以香草美人自喻之人，曲高和寡，如何能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來推進楚國的改革，而在後世給他改革派的頭銜中，我們實在是看不出有哪些措施，僅在其詩歌中，有著如“舉賢而授能”等空洞之語。
而且，屈原是主張效法先王的，所謂“循墨繩而不頗”，這同當時法家所提出的“不法古，不循今”的觀點是不相符的，至少是不是改革的主旋律當是肯定的。
屈原是一個追求完美之人，他從不委屈自己，卻也從未曾原諒過他人；這在他的詩歌中多有描述，他一味的抱怨自己不受重用，總是強調自己堅決不與小人為伍，這自是一種品質高潔的表現。
一個至善至美之人是不容於社會的，這是屈原的悲情最根本所在，也可以說是性格缺陷，儘管這點又是被後世所高贊，但想要效法，那成本是很高的。
司馬遷評價屈原有兩點，一是迂腐，二是倔強，前一個評價當然不是好詞，這也是屈原拒絕向世俗低頭的高光之處，他雖然“數責楚王”，但對楚王還是抱有極大的希望，他不惜以一已之力，“競乎危國群小之間”，他覺得整個楚國官員都處於昏庸狀態下，“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以這樣的心態處世，失敗的命運就是再也避免不了的。
他不被楚王信任，“謇朝遂而夕替”，他內心是極度痛苦的，他痛苦的並不是被放逐，而是自己的一顆忠心被君王如草芥一般地遺棄。
當他行吟在江邊湖畔時，聽到故都淪陷，國破家亡的慘痛讓他再也沒有活下去的勇氣，生命於他已失去了意義，只有一死來尋求精神上的徹底解脫。
決心離開這個世界是需要極大勇氣的，除非絕望之極是不會尋此之事的，但反過來說，這也是一種不寬容，拒絕所有人理解的表現，唐杜牧曾有詩詠項羽“勝敗兵家事不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捲土重來未可知。”說的就是這樣一種情結，屈原和項羽在這一點上是有共通之處的。
二人都是楚國貴族，也是中國歷史上文武的兩座高峰，而兩人都有一個明顯的特點，就是認識不到自己的不足，項羽在烏江只說“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
而屈原在他的作品中，亦無一句對自己有何反省，只是一味的指責他人諸多的不是及自己所受的委曲，這也可以說是屈原的性格缺陷，說白了，就是一種極度自戀的心結。
“寧溘死以流亡兮，餘不忍為此態也!”他愛惜自己的羽毛達到了極致，不願自己的清白受到點點的沾汙，寧願一死來證自己人品的高潔，“夫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這就是一個潔白無瑕的屈原為理想而投江的緣由。
屈原的死，為中國士大夫開了一個以死明志的先河，繼而上升為捨生取義的氣節，從屈原到文天祥，再到明季的方孝孺，無一不是這一精神的體現，也是中華民族浸入骨髓的寶貴財富。
日本著名作家川端康成說過“花開即死亡，死亡是極致的美麗，死亡等於拒絕一切理解。”用這句話來套用屈原，我覺得是最為合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