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的熱播劇《清平樂》中，出現了許多語文課本上的人物，大家也親切地稱呼他們為“背誦默寫天團”。
宋代是一個以文人治國的朝代，文官隊伍十分龐大，而產生這一切的重要原因，則是科舉制度在宋代的完善與發展。
確立殿試：參加者即可中功名
殿試是科舉考試中最高的一層，是在省試後，由皇帝主持的考試。殿試是由武則天創立的，但是在唐代並沒有形成一種制度，最終是在宋朝才確立下來的。
說到殿試確立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是源於宋太祖趙匡胤。我們都知道，趙匡胤杯酒釋兵權的故事。對於趙匡胤來說他最忌憚的，就是底下的官員形成勾結的小團體。
在唐代，殿試還沒有形成的時候，科舉考試的“考生”和“主考官”往往容易產生比較密切的聯繫。同科考中的進士稱為“同年” ，進士稱主考官為“座主” ，這些考中的進士則會自稱為“門生”，他們會和考官之間形成一種密切聯繫，久而久之就容易產生朋黨。
宋太祖開寶六年 (公元 973) ，原本在省試結束後，選出來的考生確定了，這一年的科舉考試就結束了。然而，有人告發翰林學士翰林學士李仿知貢舉，在考試錄用過程中照顧同鄉。
於是，宋太祖就命令，從落選的人中選了195人，和已經中選的36人，加試了一輪殿試。命殿中侍御史李瑩等為考官，以詩賦為考題。結果在殿試中，有127人及第，而原錄取的人中有10人落選。發榜後，李仿等人被降職。
從此之後，科舉考試的殿試製度就被正式確立下來了，一直延續了下去。
宋代開始確立的殿試，也使得唐詩科舉中，銓選制度被廢止。所謂銓選，可以簡單理解為官員的審查，也就是現如今的政審。
在唐代，進士及第後還不能立馬做官，還需要經過吏部主持的銓選，他們通常會通過“身”“言”“書”“判”等對錄用的人進行身份審查，有不少人雖然通過了科舉考試，但因為沒有通過銓選，最終不能出仕。
到了宋代，由於有了皇帝親自主持的殿試，所有考中的人，就是“天子門生”。因此，也就無需吏部在對錄取的人進行銓選了。
不過，殿試剛確立的時候，考試頗為嚴格，有不少考生通過了省試，但是殿試沒有通過。在仁宗時 ，有個叫張元的考生 ，好幾次殿試都沒有通過，於是心懷不爽，一氣之下投奔了西夏。
於是，宋仁宗在嘉祐二年（1057年）對殿試做出了新的規定，殿試成績只排名，“凡與殿試者始免黜落”。這樣只要參加殿試的考生就能夠獲得功名，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考生們的壓力，科舉成功的機會也大大提高了。
廣泛擴招：極大改善官員隊伍
在宋代，科舉制度形成了嚴密的三級考試方式。考試規模變大，組織起來也就麻煩一些，再加上宋朝受到戰亂等影響，科舉考試並不像唐朝那樣，幾乎每年都會舉行。
不過，雖然宋代平均三年才開榜一次，但是宋代錄用的官員規模是十分龐大的。有數據統計，在唐朝290年時間裡，一共舉行了266次科舉考試，總共錄取進士6603位。平均一年錄取進士23位。
到了宋代這一數據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宋代一共舉行了130次科舉考試，但是總共錄取了十萬多進士，平均一年錄取700多人。僅宋太宗在位二十二年，進士就錄取了近萬人。
從20多人，到幾百人，這樣大規模的擴招，促進了宋代人對於讀書、取士的認同。宋代非常依賴文官隊伍，宋真宗還專門作詩，呼籲大家讀書入仕：
男兒欲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窗前讀。
就這樣，在宋代官方“學而優則仕”的號召下，社會上形成了提倡讀書、大辦學堂的熱潮。尤其是一些出身貧寒，沒有家庭背景的人，他們通過科舉尋找到了實現自己人生價值的道路。
在之前，為官更多地要靠家族的關係。但是科舉制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以恩蔭和世襲及其他方式選拔官吏，很多寒門的學子，只要他們讀書好，就可以通過科舉為官。
有數據顯示，唐代的369名宰相，出自98個家族，但是宋代的134名宰相，則出自126個家族。這說明，在宋代，為官依靠家庭背景的可能性在降低。
在《宋史》中，對於宋代宰相有個形容詞叫“起自孤生”，這是說，這些人原本在社會上沒有什麼關係，都是孤零零的讀書人，但是通過科舉考試，進入到了官僚隊伍。
也正是因為宋代的科舉考試，取士不問出處，大批有真才實學的知識分子，得以通過自身努力，進入到官吏行列，進而湧現出了像呂夷簡、范仲淹、王安石、文天祥等有品行、有能力的官員，為當時的社會發展作出了貢獻。
考官鎖院、考卷糊名：多舉措防止考試舞弊
古往今來，說到考試，人們最在意的一個問題就是舞弊。一旦組織考試的過程中，缺乏對於舞弊的防範，輕則擾亂考場秩序，重則破壞考試的公平。
宋代科舉制度，參加的人多，也相應地需要一套更加嚴密的考試組織方式。在宋代，為了防止考試作弊，也相應制定了針對考官和考生的措施。
在考官的監督上，宋代實行了考官鎖院制度，這個制度是說在確定了科舉考試的考官後，他們就要與外界隔離。
雖然早在唐朝時，就有了考官鎖院制度，不過那時只限於省試這一個環節。到了宋代，在發解試、殿試中，都實行了考官鎖院制度。
在《涑水記聞》中，就記載了關於考官鎖院的詳情：
傳入院中，試官復批所欲告家人之語及所取之物於歷；罕遣吏隔門呼其人讀示之，往來無一差失。自知舉至封彌、謄錄、巡鋪共一歷，人皆見之，不容有私，人甚便之。事後遵以為法。
除了考官鎖院，在宋代科舉考試中，還設置了監試官，來監督、防範考官的不法行為。
在考生的監督上，宋代對於科舉的考卷，採取了封彌謄錄制度。所謂封彌，就是把考卷寫有考生名字的部分糊上。而謄錄，則是指由專人負責，把考生的試卷重新抄寫，防止考官通過字跡來辨認考生。
關於宋代科舉的考卷糊名，還有個有意思的故事。
蘇軾有個追隨者，叫李廌，元祐三年，他報名參加科舉考試，而這一年考試的主考官是蘇軾。
雖然蘇軾成為主考官後，就要按照鎖院制度隔離起來。但是他和李廌都很有信心，蘇軾非常熟悉李廌的文風，覺得在判卷時可以識別出李廌的答卷。
就這樣，閱卷的過程中，即便是在糊名的情況下，蘇軾還是發現有一篇文章文風非常像李廌，於是就給排在了第一位。
但是蘇軾萬萬沒想到，在發榜的時候，第一名並不是李廌，而是一個叫章援的人，他是章惇的兒子，章惇則是王安石的擁護者，而蘇軾本人則是反對王安石的。
就這樣，由於宋代科舉考試嚴密的制度設計，蘇軾雖然想照顧自己的人，卻無計可施，最終把一個敵對者送到了第一位。
不過，也正是因為有了考官鎖院、考卷封彌謄錄制度，可以有效地避免考官與考生之間相互勾結、弄虛作假。宋代的知識分子們也普遍信任科舉制度的公平性，就像詩詞中所寫，“唯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
寫在最後：
雖然說，宋代的科舉制度在前代的基礎上，有了發展進步，制度設計也更為完善。不過，不可否認科舉制度本身是有弊端的。就宋代而言，由於大量的錄取進士，也帶來了冗官和層屋疊加、複雜的性質機構，這些不僅加劇了宋代的財政負擔，也導致行政效率低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