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9年6月24日，時年三十出頭的瑞士商人亨利·杜南帶著一卷厚厚的讚美詩，慕名來到索爾費裡諾，這是位於意大利北部一個毫不起眼的小鎮，如果不是因為法國皇帝拿破崙三世當時在此地臨陣督戰，它可能根本不配在歷史上留下名字。
亨利·杜南試圖找個機會接近這位大國君主，即使法王只是稍微正眼瞧他一下，這也會給他即將在阿爾及利亞開展的貿易活動提供莫大的便利。然而，亨利·杜南親眼目睹的戰場慘像卻徹底改變了他接下來的人生。
作為第二次意大利獨立戰爭中的一次戰役，18萬法意聯軍和17萬奧地利軍隊迎頭撞得頭破血流，僅僅一天時間，法意聯軍就倒下了一萬七千餘人，對面的奧地利軍隊則倒下了兩萬兩千餘人，更多的士兵則因缺乏護理在負傷後的數小時至數天內痛苦地死去，或在淪為俘虜後慘遭虐殺，索爾費裡諾變成了人間地獄。
驚駭之下的亨利·杜南忘記了此行的初衷，他利用手頭的財力組織起義務救援隊和戰地醫院，不問國籍和立場，儘可能地挽救這些可憐士兵的性命。這一幕就是國際紅十字運動的先聲。1863年2月9日，亨利·杜南聯合日內瓦的另外四位知名人士，創立了“傷兵救護國際委員會”，至1876年正式更名為“紅十字會”。
巧合的是，就在杜南抵達索爾費裡諾的第二天，1859年6月25日，在地球的另一端，英法聯軍的15艘艦船駛入了渤海灣的海防要塞大沽口，直接威脅到大清帝國的統治中樞，因而這一入侵行動遭到了空前激烈的抵抗——槍炮對轟、登陸與反登陸，未能達成作戰目標的英法聯軍最終撤出戰場。英軍損失了81人，法軍損失了12人，隨軍還死了一個美國人；清軍則損失了32人。事實上在同期的東方世界，無論是動員能力堪憂的晚期封建王朝，還是勞師遠征的歐洲殖民者，基本上也就只能支撐起這種規模的戰役。
第二次鴉片戰爭前後斷斷續續打了四年多，涉及到廣州、天津、大連、煙臺等多處軍事重鎮的反覆爭奪，乃至帝國首都的失陷與皇家園林的毀滅，但英法聯軍與清軍傷亡的總和仍然不能與發生在意大利小鎮索爾費裡諾的一場戰役相比。
紅十字會脫胎於血肉模糊的戰場，它為越來越殘酷的戰爭機器披上了一層溫情的面紗，但也正是近現代戰爭驚人的殺傷效率促成了紅十字會的誕生與發展。
19世紀80年代，紅十字運動傳播至臺灣。而其在中國大陸的發展，則要等到1894年7月25日清軍運兵船在豐島受到突襲，經歷洋務運動初步武裝起來的中國與急於檢驗明治維新成果的日本，總算打了一場有點起色的戰爭，雙方的戰鬥持續到1895年4月。日本方面戰死1千餘人；中國方面則戰死1萬餘人，北洋水師全軍覆沒，制海權完全喪失，陸軍全線潰逃，戰火迅速燒向鴨綠江以西。
儘管日本在1886年就已經加入國際紅十字會，並宣佈履行《日內瓦公約》中有關善待俘虜的的條款，但這不過是對日軍傷員的福音，而並沒有阻止日軍對放下武器的中國軍民大開殺戒：在平壤槍決600多名清軍戰俘僅僅是個開始，日軍登陸遼東後，只旅順一地，日軍就屠殺了將近兩萬手無寸鐵的居民，全城僅有負責埋屍的36個人倖免於難。然而，日方的戰地記者和宣傳部門卻大肆宣揚日軍“文明之師”的形象，西方輿論應聲附和，幾乎沒有任何譴責或制裁行動。
只是由於日本輕易贏得的全面勝利引發了俄羅斯的擔憂，為了確保在遠東擁有不凍港，俄羅斯糾集法、德兩國向英日同盟施加壓力，迫使日本將旅大地區拱手轉讓給沙皇。
甲午戰爭的慘敗終於驚醒了天朝上國的迷夢，一部分睜眼看世界的士人痛下決心呼籲進行政治改革，西方列強所帶來的一切暴力機構和非暴力機構——軍隊、租界、銀行、教堂，當然也包括紅十字運動，開始深入這個古老國度的腹地。可悲的是，40餘年後，更加滅絕人性的災難還將以相同的方式在金陵城中再度上演。
作為舶來品，從一開始，紅十字會就作為西方國家隨軍醫療隊的準軍事組織的形象出現在中國人面前，而非提供中立救援的社會公益組織的形象。即使是相對開明的一些中國知識分子，也首先注意到了紅十字會在戰時收容傷員、避免瘟疫橫行、安撫民心軍心等對軍隊戰鬥力提升有所裨益的方面，亦或是作為中國與世界公法接軌、與西洋諸國同進退的步驟之一，而不是作為其實質精神內核的國際主義和人道主義。
而對遠離直接戰爭的中國內地平民而言，紅十字會自然不可避免地與活動日愈頻繁的基督教傳教士、教堂建設與外國教會勢力的擴張緊緊綁在一起，畢竟兩者的標誌都是十字，且在人員和社會功能上更是有著極大的重合度。
甲午戰爭爆發的兩年前，1892年，加拿大醫學博士、傳教士啟爾德攜家帶口來到四川成都，希望能夠進一步增強基督教在中國西部地區的影響。他在這裡創設了一家“福音醫院”，從名字就可以看出這家醫院的性質。來到中國的第二年，啟爾德的妻子便染上霍亂，經濟窘迫、舉目無親的啟爾德只能眼睜睜看著她死去，幸而次年他遇到了第二任妻子——同是加拿大醫學博士的啟希賢，這才得以將自己的醫院勉強維持下去。很多類似啟爾德的“福音醫院”這樣的外來醫療機構都面臨著同樣的困難，在相當一段時期內，他們難以得到普通大眾的信任，偶爾才有信仰基督教的中國人上門尋求診治，而一旦形勢有變，他們就往往很容易淪為反洋教鬥爭的犧牲品。
隨著教堂對中國農村土地的侵佔、教義對中國宗教倫理的挑戰、教民對中國百姓有恃無恐的欺壓，越來越激化了基督徒與非基督徒之間的矛盾，而腐敗無能的中國地方政府卻根本無法代表國人利益向教會討要說法。甚至哪怕釀成了民變，基督徒與非基督徒之間爆發武力衝突，官府也總是以鎮壓勢單力孤的普通農民為第一要務，再變本加厲地剝削敲詐以賠償基督徒的損失。這樣荒誕的場景在19世紀末期的中國屢見不鮮。毫無疑問地，與教堂相輔相成、且本身也負有相同傳教使命的學校、醫院、紅十字會等，在非基督徒眼中當然也同樣在抵抗之列，不可能被心平氣和地接受。這些主觀看法和客觀條件的存在對紅十字運動在中國的發展造成了深刻的影響。
1895年4月7日，啟希賢生下了他們的長子啟真道，僅僅10天后中日馬關條約簽訂，舉國群情鼎沸，中國人民的排外情緒空前高漲。當年端午節，成都城中為慶祝節日而聚集起來的遊行人群很快將矛頭指向了外國人和教堂，啟爾德的“福音醫院”也被一群示威者包圍，擔心妻兒安危的啟爾德朝天鳴槍示警，試圖驅散人群，但他的這一舉動卻徹底激怒了圍觀市民，混亂之中，一家人險些死於非命。
這一事件成為“成都教案”的導火索，短短兩天內，成都幾乎所有基督教堂及醫院、住宅等附屬設施被憤怒的民眾搗毀，緊接著積怨已久的四川大地雲集響應，有70多座教堂被毀。
事件的結局一如既往，清政府照單接受了各國領事的全部賠償要求，處死6人流放17人，同時罷免了一大批四川官員，將成都開放為商埠並設領事。賠償款項被用於教堂的重建，到了年底，啟爾德的“福音醫院”也在原址上重建了，啟爾德重操舊業。這一次，啟希賢也在附近建立了四川省第一家女子醫院，以適應中國“男女授受不親”的文化傳統。但能像啟爾德一家人這樣對中國人民的利益懷有最起碼尊重的傳教士，在那個時代——或許不只是那個時代——還是太少了。
啟爾德只是眾多在宗教熱情的支撐下趕赴東方的基督徒群體的一個縮影，他們與中國傳統文化之間的巨大隔閡，加之西方列強優勢地位所帶來的種種特權，使得這些基督徒各自迥異的個性、意願和品行在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狂潮的大背景下都顯得不再重要。西方列強一貫的強硬炮艦政策的威逼，清政府對外屈膝投降對內殘酷鎮壓的尿性，並不能真正解決問題，歷史終於還是走向了那個無可挽回的慘烈節點。
1899年10月18日，山東紅燈教起義第一次打出了“義和團”的旗幟。
1900年4月6日，英、美、德、法諸國對華髮出最後通牒。
6月23日，這是索爾費裡諾戰役與第二次大沽口戰役的整整42年後，八國聯軍集中50艘軍艦再次叩關大沽口，他們沿著與上次相同的路線再次佔領了天津和北京，倉皇出逃的清廷隨即改變立場，“結與國之歡心”，轉而與八國聯軍一同肅清義和團。
轟轟烈烈的義和團運動遠沒有就此終結，全國範圍內的反教暴動依然時有發生。1902年，四川紅燈教起義，啟爾德重建的醫院再度被毀。但這次，教會得到了清政府1500兩黃金的鉅額賠款，於是一幢規模遠勝之前的四層樓醫院——四川紅十字福音醫院在原址拔地而起。
取之於民，用之於民，今亦如昔，昔亦如今。大清帝國朝廷的權威，就在這樣毀而復建、週而復始的循環之中，不斷地削弱和崩塌。
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給中國北方地區造成了嚴重的破壞，清政府一度在京津重地集結了16萬軍隊，大量滯留在華北的中國南方官員、商人和外國人被困在兵荒馬亂之中。在江南紳商和租界政府的支持下，正在上海掛職戶部郎中的陸樹藩聯絡了很多社會賢達，組織起“救濟善會”對流落北方的同仁加以營救。“救濟善會”儘管沒有紅十字會之名，卻有紅十字會之實，其文件、站點、服裝、交通工具等皆使用紅十字標誌，並依照國際紅十字會的相關章程作為行動指南，其在具體援救行動中與八國聯軍遭遇時，後者也基本默認其作為中國紅十字會運動的代表，對其行動不加阻撓。
正當八國聯軍炮轟帝都之際，俄羅斯趁虛而入將整個中國東北佔領。攫取了巨量中國白銀的日本心有不甘，而割佔了大片中國土地的俄國則需要時間來消化。1904年2月8日午夜，日本故技重施突襲旅順港，日俄戰爭爆發，這是開啟東亞乃至世界近現代戰爭史的第一戰。在旅順城牆下，日軍付出了將近6萬人傷亡的慘重代價，俄方損失也不下5萬。清政府全程宣佈嚴守中立，並在中國東北劃出專門的交戰區以供雙方廝殺，失去朝廷護佑的當地百姓瞬間淪為敵對雙方反覆蹂躪的喪家之犬，不得不紛紛結社自保。
堆積如山的屍體大大刺激了紅十字會和準紅十字會組織的發展，1904年3月3日，由曾留學劍橋的紅頂商人沈敦和發起成立了“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但它僅存在了一個星期，就被3月10日成立於上海租界的“上海萬國紅十字會”所吸收。
這兩個準紅十字會組織都真正具有民間公益組織的性質，“上海萬國紅十字會”的最高權力機構為9名董事， 7名來自不同國家的租界，2名為華人（包括沈敦和），其中並沒有清政府派出的任何代表。中國準紅十字會組織的成立，為救援日俄戰爭戰場上無辜受害的中國平民帶來了希望，清政府由於已經宣佈中立，也不好干涉紅十字會在東北的一系列活動。
然而，誰也沒有想到，中國紅十字會的第一次完全獨立的行動同時也是最後一次——日俄戰爭方一結束，清政府便在1907年把盛宣懷推出來，不由分說地空降到了上海擔任紅十字會的會長，並拒絕了沈敦和等人將“上海萬國紅十字會”正式更名為“中國紅十字會”的建議，轉而正式更名為“大清紅十字會”，以體現中國紅十字會是居於大清帝國朝廷領導之下的官辦組織。
1910年5月16日，刻有“大清紅十字會”六字的官印運抵上海，獨立的中國紅十字會歷史還未開始便已終結。只是，大清帝國多舛的命運也早已經走入倒計時了。
一年後，1911年5月9日，在盛宣懷如法炮製的策劃之下，財源枯竭的清政府將商辦的川漢、粵漢鐵路收歸國有，準備抵押給四國銀行團，保路運動就此爆發，許多州縣宣佈脫離清政府統治，並與當地官軍發生激烈戰鬥。作為紅十字會四川分會的發起人之一，啟爾德親自帶領醫療隊奔赴前線，無論倒在眼前的戰士是政府一方，還是反政府一方，他都遵循著紅十字運動的精神，一視同仁地救治。當他在槍林彈雨中來回奔走時，他的心情與當年索爾費裡諾小鎮上的亨利·杜南會有幾分相似呢？
面對四川省無法收拾的殘局，清政府罷了盛宣懷的官，並急調湖北新軍入川彈壓，武漢革命黨人趁機於10月10日起事。隨著盛宣懷的倒臺，“大清紅十字會”的主事權再次回到了沈敦和的手上，一個巨大的難題困擾著沈敦和：這個組織的屬性究竟是“大清”，還是“紅十字會”？
幸運的是，一個現成的答案也擺在了他的面前。
10月28日，沈敦和打出“中國紅十字會”的旗幟，率隊趕赴武漢前線，再無顧忌地同時收治清軍與革命軍的傷員。窮途末路、無可奈何的清政府，在追認的任命書上，默許了“中國紅十字會”的正式名稱。
武昌起義的前一年，1910年10月30日，國際紅十字會創始人亨利·杜南在醫院逝世，享年82歲。也許跟他未能完成在索爾費裡諾的使命有關，晚年的杜南因經商失敗而負債累累、貧病交加，以至於1901年挪威政府授予他首屆諾貝爾和平獎時，他還在被各路債主逼債而無法去領獎。在遺囑中，他捐獻了自己所剩不多的遺產。
1919年4月29日，北京的北洋軍政府再次空降會長，將沈敦和擠走，中國紅十字會自此喪失了最後一點獨立性，徹底淪為軍政府的一個部門。第二年，沈敦和病逝。
同在1919年，啟爾德返回加拿大休假時，不幸感染肺炎去世，妻子啟希賢和兒子啟真道選擇繼續留在四川從事醫療工作。1928年，四川紅十字福音醫院更名為仁濟醫院，即華西醫院的前身。
回顧紅十字會在中國大陸從無到有，再從有到無的短暫歷史，我們終究沒有能夠搞清楚它是一個怎樣的組織。它是西方殖民者軍事活動的急先鋒，還是末代帝國控制社會資源的一次嘗試，亦或是由狂熱虔誠的殉道者、心懷理想和技術的醫生、或投機或奉公的官僚、死人堆裡爬出來的士兵在特殊歷史時期捏合出來的一個不明所以的怪胎？中國人之前是否也曾見到過這樣的組織，之後是否還有機會見到這樣的組織？它究竟是由怎樣的一群人組成，究竟如何運作，在戰爭和災難中起到多少作用？我們能在多大程度上理解它所能掌握的力量，窺探它所擁有的資源，觸摸到它背後的思想邏輯？然而，與杜南、啟爾德、沈敦和相比，終究我們距離那個時代已經太過遙遠，或許在他們面前觸手可及的答案，已隨歷史的風沙漸行漸遠，我們永遠也無從知曉了。
樹蔭寬時鳥自棲，2020年2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