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大尺度跟這部電影比,都是小菜一碟

一場疫情,讓我們經歷了各種意義上的“見證歷史”。


今年2月底的柏林電影節上,同樣有一部號稱“留名影史”的特殊電影,讓影迷大呼見證了歷史。


有人說它是一個世紀以來最偉大的電影神作,有人說它是極端變態的社會實驗;有人不吝五星好評,頂禮膜拜;也有人送上一星差評,口誅筆伐……


今天,我們就來看看這部年度最大尺度、最瘋狂、最具爭議性的電影——《列夫·朗道:娜塔莎》。


任何大尺度跟這部電影比,都是小菜一碟


從海報可以看出,英文片名“娜塔莎”之前,還有三個字母“DAU”,這是因為本片只是列夫·朗道DAU系列中的一部。


而這個“DAU”,就取自前蘇聯物理學家列夫·朗道(Lev Landau)名字的後三位字母。


列夫·朗道是近代科學界的重量級人物,1962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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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夫·朗道


在他50歲生日那天,蘇聯科學界把他的十大貢獻刻在石板上作為壽禮,像崇拜先知一樣,稱其為“朗道十誡”。


至今,朗道仍被公認為“全世界最後一位全能的物理學家”。


於是,2006年,俄羅斯導演伊利亞·赫爾扎諾夫斯基本打算拍一部列夫·朗道的傳記藝術片,紀念這位物理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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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亞·赫爾扎諾夫斯基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項目變得一發而不可收拾。


2007年,在得到一位富豪的資助後,DAU的製作從一部電影擴充成為集電影、表演、建築、科學、社會、信仰、藝術研究等功能於一體的龐大綜合項目。


劇組在烏克蘭哈爾科夫市1:1復刻了一座50年代的蘇聯城鎮,邀請400多位真實的科學家、藝術家、哲學家和許多素人進駐這裡。


他們摒棄外在現實,將自己完全植入設定的歷史背景中,在這裡工作、生活,甚至相愛、生育,扮演著普通蘇聯居民和電影演員的雙重角色。


在機構當中,從服飾、道具到食物、貨幣、詞彙等全部參照50年代蘇聯的物品和習慣進行復原,機構還印發專門的報紙,以對DAU的內部時間和歷史事件進行提示。


可以說,這些參與者就像是穿越到舊時代的蘇聯,跟我們所處的外部構成一個奇妙的平行世界,因此DAU也被稱為“真實版《楚門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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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沒有劇本,每個演員都是按照導演給的人設在這裡自由生活,所以在項目進行的4年時間裡,大多數時候並沒有拍攝工作。


導演和攝製組只是間歇性、有意識地捕捉一些特定的生活片段,最後得到700小時的35mm膠片視頻,剪輯成了14部系列片和1部獨立母片。


整體故事發生在1938年到1968年(即列夫·朗道逝世那年)之間,串聯起列夫·朗道的後半生。


今年在柏林電影節展映並引起轟動的《娜塔莎》和《退變》,是系列的前兩部,4月16日在DAU官網上線播出。


今天,我們就藉著《娜塔莎》來管中窺豹,看看大家圍繞“列夫·朗道DAU”所爭論的到底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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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DAU的朋友們,應該已經對《娜塔莎》的故事有所瞭解。


本片的劇情非常簡單,甚至還未涉及到主人公列夫·朗道,大部分時間都在描述女主角娜塔莎和同事奧莉雅的日常生活。


娜塔莎是一個40多歲的女人,閱歷豐富,精明能幹;奧莉雅是個20來歲的姑娘,性格歡脫,天真爛漫。


白天,她們在蘇聯研究院的食堂做服務員,客人多是科研人員、軍人和家屬,跟她們都很熟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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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下班後,她們會小酌幾杯,聊聊男人、情感等常見的女性話題。


她們偶爾也因為雞毛蒜皮的事情發生爭吵,但很快又會像什麼都沒發生一樣和好如初。


而核心事件的起因,是最近來了一位法國科學家呂克,跟研究院合作完成一項科研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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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呂克是學界泰斗級人物,當地科研人員對他非常崇拜,工作之餘,他們請娜塔莎和奧莉雅作陪,在食堂裡宴請呂克。


酒席上,呂克和娜塔莎相談甚歡,當晚就天雷勾動地火,發生了一夜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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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後,劇情急轉直下。


沒過多久,娜塔莎就被蘇聯國家安全局特工帶走,進行嚴酷的審訊。


原來,娜塔莎和呂克的一夜情,被認為是間諜行為,審訊者給她扣上了通敵叛國和反革命的罪名。


正是這場長達40分鐘的審訊戲,成為了影評界和觀眾爭議的焦點。


這段戲情節極度殘酷,風格寫實,包括強制娜塔莎脫光衣服、扇耳光毆打,用啤酒瓶口插入等暴力虐待情節,都會讓人產生生理不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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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單從電影文本來看,這部《娜塔莎》至少表達了兩層主題。


一方面,它具有強烈的政治批判色彩,用娜塔莎被控莫須有罪名的遭遇,來批判前蘇聯集權統治的腐敗弊端。


同樣是在體系內工作,科研人員光明正大地“跪舔”國外科學家就沒事兒,女服務員和科學家兩廂情願的一夜情,卻被控上叛國這樣的大罪。


這前後情節的反差,暗含了十足的諷刺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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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塔莎剛開始還打算反抗,但在意識到審訊者背後的龐大體制機器後,她選擇了妥協,開始笑臉相迎。


這其中,既有對極權的揭露,也有對生存意義和人性善惡的拷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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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塔莎被逼寫悔過書


另一方面,本片也可以說是一部借古諷今的女性主義電影。


當科研人員想要巴結和迎合外國科學家的時候,他們把娜塔莎和奧莉雅當作陪酒女推出去;


但當他們不需要的時候,就像卸磨殺驢一樣對娜塔莎進行控罪、毆打和辱罵。


結合殘酷的審訊戲碼,這種行為也遠遠超出了物化、虐待女性的範疇,而是以最大的惡意去玩弄和凌掠他人的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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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難發現,單純從電影角度來看的話,《娜塔莎》畫風凌厲寫實,主題直白卻深邃厚重,甚至在價值觀上也是正面取向,基本沒有承受爭議的空間。


那麼,影評人憤而離場、觀眾怒打一星的憤怒,到底從何而來呢?


其實DAU項目的原罪,就來自於影片的拍攝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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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部分觀眾看來,導演是以藝術之名,行社會實驗、踐踏人性之實,不僅是把罪惡歷史復刻呈現在我們眼前,同時也是實施了罪惡本身。


這主要是因為影片在直觀視覺上,實在過於逼真,早已模糊了現實與虛擬、真實與表演的界限。


我們作為觀眾,在看片時都能感到一陣惡寒,演員又得經歷怎樣的心理陰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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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在DAU系列另一部《退變》中,一名演員就曾在採訪中透露自己在拍攝中受到了嚴重的心理創傷,難以談論當時的情景。


在那一幕中,他差點遭受強姦。而施暴的演員,是受導演邀請的新納粹分子。


巧的是,在《娜塔莎》中扮演施虐者、國家安全局特工的那個演員,在現實中也確實是克格勃特工出身。


這種刻意的選角,本身就是電影“真實性”的活證據。導演拍攝的並不是既定好的劇本,而是這些人的生活和行為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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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誠懇地說,看完影片後,我覺得其中的暴力呈現,跟影史上很多令人不適的禁片相比,其實夠不上所謂“變態”的程度。


審訊戲裡最暴力的鏡頭,其實也帶有明顯的表演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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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塔莎》聯合導演葉卡捷琳娜·奧特爾,在柏林電影節回答記者質疑時曾說過——


“一個人無論身心哪個層面在攝影機前赤裸,他們都必須感覺自己是安全的才行。像娜塔莎和阿基潑的審訊室這樣的場景裡,信任和誠實都是必不可少的。”


影片的主創們也表示,演員始終擁有喊停、離開片場的自由,在拍攝過程中,鏡頭始終不是隱蔽的。


因此從這一點上來看,DAU項目受到人們的討論和爭議是必然的,但不至於當成洪水猛獸來批判。


任何大尺度跟這部電影比,都是小菜一碟


因為我們以為的全知,並非真正的全知。


如果未知全貌就樹立道德大旗、大肆攻擊,這事實上也是用一種傲慢、偷懶的態度去惡意揣度導演的創作“惡意”。


我永遠相信一點,道德的底線是法律。


所以儘管,我認為從電影藝術的角度來說,DAU算不上一部優秀的電影,但也遠沒有現在豆瓣評分反映得如此糟糕,大多數打一星的用戶,都是揮舞著道德的大棒,發洩著心中的不滿情緒。


既然DAU還未曝出涉嫌法律層面的東西,那麼就讓道德的歸道德、藝術的歸藝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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