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 迅
嶺南在中國古代文明社會的版圖上，被視作“蠻夷”之地，這裡山重水複，密林深谷，瘴氣瀰漫，被巍巍五嶺山脈所阻隔，故而地曠人稀，比黃河流域開發晚了幾百年。粵北連陽一帶，起初歸楚湘管轄的時間較長，基本屬於荊楚文化範疇；南（雄）、韶（州）則為古代南北通道，與中原接觸較多；南雄、始興二縣，地臨贛南邊境，並受江西文化風情的影響。因此，相對於粵東、粵西、南路及廣西而言，這些地方的開發，自然要更早一些。
粵北經濟在嶺南捷足先登，打開了文化交流的瓶頸，人才湧現，星輝熠熠。在古代，漢語文化的表徵就是詩歌，而“嶺南詩祖”張九齡就誕生在粵北韶關，這位唐朝宰相用驚豔世界的名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成為了《全唐詩》之首，也證明了嶺南詩歌在華夏文學寶殿中的重要位置。
張九齡：江山為事，獨領風騷
可以說，粵北詩壇的輝煌驚豔於唐代。
明丘浚《張文獻公集·序》說：“蓋自三代以至唐，人才之生，盛於江北。”清李玉鳴《瀧涯集·序》也雲：“嶺南詩學最盛，自張曲江文獻之宋，揚風扢雅，歷宋、元、明，代不乏人。”
據有關史籍記載，在唐代之前，粵北就有著名的文士湧現。西漢湞陽（今英德）人何丹，鄉里舉茂才；東漢桂陽（今連州）人唐珍，自幼被稱為神童，官至司空；而與唐珍同時代的曲江人郭蒼，精詩文；東晉曲江人張魴，廣涉經傳；南朝梁連州人廖衝，博學能文，兼通經史；南朝陳曲江人侯安都，雖是著名戰將，卻滿腹經綸。
在張九齡前後，粵北還有一些以詩文著稱的名人。張九齡的伯父張宏雅，比張九齡早半個世紀，首得進士及第，開粵北科舉風氣之先。比張九齡晚一個半世紀的連州人劉瞻，也兩度入相，名震天下。可惜，上述這些人的詩作都已失傳，他們的創作風貌無從可見。
大唐帝國是一個詩的國度、詩的世界。5萬首唐詩，登上了我國古典詩歌繁榮的“珠穆朗瑪峰”。而唐詩百花盛開結出的累累碩果，芳菲千年，歷久彌香。這種繁花似錦、天才爭鋒的局面，有賴於經濟、政治、文化、藝術等多方面的潛然孕育和有力助推，更是數以千計唐代詩人創造性地總結與運用前代詩歌創作的經驗，以推陳出新的姿態催生的智慧結晶。
事實上，唐代以詩賦取士，而詩學為一切舉子的必修課。愛好詩文，競相唱和，上行下效，蔚為大觀。在唐代300餘年的歷史裡，沒有一個仕人不與詩歌結下不解之緣，而詩歌則是仕人才情的表徵。
縱觀嶺南的文化發展史，有賴於邊將、謫宦以及僧侶南行時的文化傳播。據考，張九齡、劉瞻的先人都不是嶺南土著，是因戰事或任職的需要，輾轉居留於粵北；韓愈、劉禹錫在中唐被貶至陽山、連州，謫居較長時間。惠能在曹溪弘揚佛法，成為佛界的“南禪”之祖。由此可見，他們對粵北及嶺南中古封建文化的發展，作出了有目共睹的貢獻。
唐、五代是粵北詩學的鼎盛時期，其時的粵北開發雖處於肇始階段，可是人口眾多，經濟、文化的發展在嶺南佔有領先地位。據考，有作品傳世的13位唐、五代粵北籍詩人，大多崛起於科舉、混跡於仕途，並經受過底層生活的摸爬滾打。他們的作品，絕大部分收錄在彭定求等編輯的《全唐詩》。
張九齡（678—740年），是盛唐傑出的政治家和著名詩人。在古代，有人把張九齡的詩尊稱為發“張曲江體”；有人說張九齡“首創清澹之派”；有人說張九齡的律體詩“相與繼述，此體始盛”；還有人說，張九齡為“後出詞人之冠”；“超出一格，為李（白）杜（甫）開先”。這些評價，無不首肯了張九齡在詩壇的至尊地位及詩藝造詣。
數十年來，張九齡在初、盛唐詩風轉變中的助推作用，為一些研究者普遍認可。其實，張九齡有一代賢相的制高點，加上他那勢成風範的道德與文章，人們承認他為“盛唐文人所敬仰的時哲和文宗”，也認可他是“嶺南最傑出的詩人”，“開創了盛唐的詩風”，進而確立了張九齡“在文壇上的領袖地位”。
張九齡的詩作雖僅存210多首，四言、雜音、五言古體、樂府及五、七言律、絕與排律，各體大備，尤其五古、五律的成就更為出眾。他提出了賦詩“志善”、賦詩“光烈”、賦詩“揚美”的理論綱領。特別是在晚年，他被貶之後，寫了《登荊州城樓》、《荊州作》、《雜詩五首》及《照鏡見白髮》等一批具有切膚之痛的作品，並有堪與陳子昂共相媲美的12首《感遇》詩，把張九齡稱為“有真才實學、身體力行的文壇領袖”、“唐詩革新運動的有理論、有實踐的開拓者與奠基人”，並非過譽之詞。
在詩論方面，張九齡也有獨到高見。他的《陪王司馬宴王少府東閣序》一文，可以說是嶺南文人最早的一篇有關詩論的文章。張九齡指出：“夫道行與廢，命也，非謀之不臧；命通與塞，時也，豈力之為弊？古之君子推分，養其和，仲尼得之以絃歌，傅說因之以版築。”
張九齡主張：“以風月為懷，江山為事”，“歌《滄浪》以放言，詠《蟋蟀》而傷儉，蓋古人之作者，豈異於斯？盍賦詩以揚其美。”把這篇序結合張氏《晚登王六閣》、《晚憩王少府東閣》等詩來看，這些“雅正衝澹”的詩歌，正是其詩論的實踐。
在《益州長史叔置酒宴別序》一文中，張九齡指出詩人賦詩時所遇的情境：“聲欲成文，發中堂之弦管；志在擊節，感四座之衣冠。必名義而為言，雖聚散而何有。酒酣相顧，驪歌及作。白日西下，缺壯士之翻車；青山難登，忠臣之叱馭。凡我明懿，賦詩餞行。”
在張九齡的家族中，張隨（族侄）、張仲方（族孫）、張偁（從侄曾孫）等人，繼承其家學淵源，也有一些詩作傳世。雖然數量不多，也能反映唐帝國由盛而衰的某些側面，讓人看到世風變化對詩歌創作的影響。
中唐時期的曲江人劉軻，是一位頗有成就的歷史學家。一生著述甚豐，人稱其“文章與韓（愈）、柳（宗元）齊名”。只是他的著作幾乎全數亡佚，無法窺其全豹。今存遺文14篇，《牛羊日曆》一卷。詩僅存《玉聲如樂》一首，可見劉軻對詩歌創作也有較高造詣。
晚唐前期桂陽（今連州）人劉蛻，著述、詩作頗多。傳下來的《文泉子集》一卷，能堅持韓、柳領導的古文運動的宗旨，反對文壇上“纂組俳儷”的不良風氣。其中《文冢銘》一篇，最為世人傳誦。所作《覽〈陳拾遺集〉》詩一首，也能繼韓、柳之後，對陳子昂予以高度評價。
在晚唐的粵北詩人中，要數翁源人邵謁的成就較高。《唐才子傳》：“苦吟，工古調”。其詩學孟郊，今存32首，其作大多針砭時弊，題材多樣，思想深邃，風格沉雄，是大唐帝國行將沒落的真實寫照。明黃佐《邵謁傳》說：“謁以晚唐一介士，獲其永名，與諸名家並行，其詩當不下人矣。”
翻開每位晚唐代詩人的集子，常可發現，不少詩人在考取科舉之前，大多過著貧困苦寒的日子。“傷貧”自然成為慣見的題材。邵謁出身貧寒，卻勵志向學。史傳稱他“性剛躁，詩多刺時事”。邵謁詩集中最有價值的是他那些同情民間的疾苦，表露封建社會底層人物不滿情緒的詩篇。如《歲豐》詩：“皇天降豐年，本憂貧士食。貧士無良疇，安能得稼穡？工傭輸富家，日落長太息。為供豪者糧，役盡匹伕力。天地莫施恩，施恩強者得。”此詩別出機抒，從歲豐著筆，寫出沒有土地的僱農怨憤的心情，用意更為深刻。邵謁還關心勞動婦女的命運，如《寒女吟》，描述一位貧家女子，終年辛苦勞作，養蠶織素，仍過著困窮生活，年紀大了也無人聘娶：“家貧人不聘，一身無所歸。養蠶徒苦心，繭熟他人衣。”詩中還揭露軍富家女子卻不用勞動，身穿綾羅綢緞，盡享人間富貴。最後，詩人借女子之口向最高統治者責問：“他人如何歡，我意又何苦？所以問皇天，皇天竟無語。”這些詩歌與同時代詩人聶夷中、於濆、杜荀鶴的作品頗有相類之處。
在晚唐五代時期，連州接連出現了一批著名詩人，包括黃匪躬、吳靄、張鴻、陳拙、石文德、黃損、李廷珙、鄧洵美、胡君防、孟賓於、孟嘏等，其中以南漢的黃損及南唐的孟賓於創作成就最高。
據《唐子才傳》載，黃損早年曾與著名詩人鄭谷、齊已（僧）等人“共定用韻，為葫蘆、轆轤、進退等格”，為湖海騷人所宗，今存詩4首，兼有詠史、詠懷和紀事各種題材，有一定的思想性和藝術性。
孟賓於青少年時期力學不倦，成名甚早；但屢試不第，後因仕途坎坷，飽經憂患；孟賓於的《公子行》：“錦衣紅奪彩霞明，侵曉春遊向野庭。不識農夫辛苦力，驕驄踏爛麥青青。” 此詩寫王孫公子春日野遊時糟蹋莊稼的惡行，這在禍患頻仍、人民生活困苦的五代，有其深刻意義。他至今存下來的詩有10首，大多反映了較為豐富的社會內容，藝術風格也呈多樣化。陳堯佐序其詩集說：“如百丈懸流，灑落蒼以己度人翠間，清雄奔放”。在那個政權更替、世俗敗壞和詩風庸俗的時代，能有此脫俗之作是十分難得的。
晚唐詩人如聶中、貫休、黃損也有同題之作，內容多是描述貴家子弟的生活狀況，諷刺他們的驕奢與愚眛。黃損也寫過一首《公子行》，揭露唐五代時貴族公子的驕縱淫佚，諷刺頗為深刻：“春草綠綿綿，驕驂驟暖煙。微風飄樂韻，半日醉花邊。打鵲拋金盞，招人舉玉鞭。田翁與蠶婦，平地看神仙。”末兩句以普通勞動者與之對照，“神仙”二字甚為辛辣，鞭辟入裡。
據考，唐、五代粵北詩人有13位，詩280首，雖人數及詩作均未及全國的百分之一，但初唐、盛唐和中晚唐、五代等時期，粵北都有知名度較高的詩人面世，尤其張九齡、邵謁、孟賓於等 3人，卻以優質、唯美的詩篇躋身於唐詩寶典，令世人側目。
餘靖：詩文骨格，發於胸臆
宋代初期的詩歌承繼晚唐、五代的餘韻遺風，崇尚典麗、玩弄詞章之作。後經幾十年的繁複演進，在一片奢華絢麗的景象中，出現了宮庭貴族的“西昆詩派”。
到北宋中葉，在“劉（筠）、楊（億）風采，聳動天下”的逆流沖刷之下，歐陽修等人高舉反時文、反“西昆”和“變化復古”的大旗，倡導了詩文革新運動，掀起了宋代文學的繁榮鼎盛高潮，使詩歌重新走上健康發展的道路，日益豐富多彩，貼近時下。
靖康之變（1127年）和南宋末年，面對刀光劍影和民族危亡之際，陸游、文天祥等大家，自覺地以詩歌作為手中武器，積極投入抗敵救國的洪流之中，創作了大量的愛國主義詩篇，使宋詩撞擊成響遏行雲的洪鐘大呂。
宋初的粵北詩人，有連州人周渭、邵奕、吳世範、歐陽經等，均是五代入宋的遺民。他們親身經歷過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飽受顛沛流離的苦楚，因而深受道家思想的薰陶，從現傳的多首詩作中，讓後人看到了北宋初年社會動亂的吶喊和狼煙。
餘靖（1000－1064年），曲江人，北宋中葉傑出的政治家、外交家，也是著名的學者與詩人。他起初以學者身份晉升為朝官，文名早著。范仲淹推行“慶曆新政”時，他是核心人物之一，又是歐陽修開展詩文革新運動的同盟者和支持者。餘靖極為重視詩歌的社會功能，主張“有美必宣，無憤不寫”。即使是唱和或題詠、宴遊之作，也都是有所為而為，極少吟風弄月或茶餘飯後的“閒散”筆墨。
餘靖的詩頗重骨格，在理論上亦強調詩歌的社會功能，要“褒善刺過，與政相通”，做到“有美必宜，無憤不寫”。詩歌亦用以宣洩個人的感情，“導和暢，洩憤怒”；在藝術手法上，主張直抒胸臆：“取臂引類，發於胸臆，不從經史之所牽，不為文字之所局，如良工飾材，手習規矩，但見方圓成器，不睹斧斤之跡。”反對“摩曼之作”，這些觀點是與歐陽修所提出的詩文革新運動“變體復古”的理論同頻共振。《宋詩鈔》稱餘靖“為文不為曼辭”、“詩亦堅煉有法”；《粵東詩海》贊餘靖的詩“骨格清蒼，吾粵宋詩無出其右”。
餘靖在《送陳京廷評》詩中，描寫礦工生活：“扇橐大野烘，鑿礦重崖斷。閩吳荊廣人，奔走通昏旦。千夫即山鑄，畢給未酬半。三監居江湄，僦輦日充羨。”在李白《秋浦歌》之後，像這樣寫採礦和煉礦的詩歌尚不多見。此外，餘靖在詩中吟詠“五方純色儼衣冠”的羅浮五色雀；讚美“氣稟南方秀，生當火旺時”的“果中奇”——荔枝以及“素豔南方獨出群”的茉莉花，也是精彩之筆。南方的山光水色、花前月下、迷人風貌不時出現在他的筆端上，又讓人看到餘靖在憤世嫉俗的另一面。
與餘靖同年登進士第的，有曲江人王式、黃仲通，翁源人梅鼎臣，始興人許光、許致。比餘靖稍早的有連州人唐靜，相傳十歲能文，為晏殊、范仲淹所重，可惜未留下詩文。與餘靖相去不遠的粵北詩人，還有曲江人譚掞，始興人譚粹，樂昌人李渤、李巖兄弟，南雄人張漸，英德人鄭敦義，長寧（今新豐）人古成之。他們的存詩，大部分是記遊、題詠等“陳詞豔句”。當然，這些詩歌都有寓情於景，且不乏寄情道別之作。
自北宋中葉起，由於中原人源源不斷湧入，粵北戰事頻仍，加上中外交流的影響，廣東的經濟、文化重心漸次南移。這時，粵北湧現的知名詩人甚少，也鮮有佳作問世。北宋後期，連州人嚴武、英德人石汝礪、馮安上、馮晦等，他們的詩歌在地方誌中偶有選載，仍處“孤芳自賞”之狀。此際，除了嚴武一首從正面揭露官場腐敗之風詩作外，其餘都是寄情山水的留題詩；南宋前期的連州人廖顒、樂昌人宋時彥，南宋後期的英德人鄭玢、鄭康佐父子，在地方誌中也收錄了一些記遊之作，無非是“蜻蜓點水般的小玩意”。
在整個宋代，粵北的眾多詩人，除餘靖之外，其他人無法進入全省、全國名家的行列，當代知名學者陳永正所著的《嶺南詩歌研究》，也沒有提及宋代粵北詩人的名字，這無疑是一件文壇憾事。
廖燕：“文真妙文”，憤激之氣
我國自元代以後，通俗文學戲曲、小說蓬勃發展，傳統詩文脫離大眾，逐漸走向衰落。明、清時期，轉以八股文取士，且等級森嚴。許多知識分子既沒有必要精研詩學，更不願由此惹來禍端。有些人偶爾為之，也不過逢場作戲。詩人們一般都遠離敏感的政治問題，步入了萎靡不振、曲意逢迎的窘困之境。
然而，就在我國古典詩歌呈現一落千丈之際，廣東詩壇曾一度異軍突起，如春雷震響南粵大地。在明代，不但有孫蕡（南海）為首的“南園五子”和歐大任（順德）、梁有譽（順德）為首的“南園後五子”；在明末清初，更出現了屈大均（番禺）、陳恭尹（順德）、梁佩蘭（南海）三位蜚聲全國的詩人，號稱“嶺南三大家”。從此，嶺南詩派初露鋒芒，成為我國詩歌百花園中的一叢奇葩。與此恰恰相反，粵北詩壇早已相形見絀，日見衰落。這種變化，除了後繼乏人外，也與政治、經濟及文化教育的發展狀況息息相關。
明代粵北詩壇異常沉寂，猶如一潭死水，沒有半點觸底反彈的跡象。據考，今有詩傳世的，僅明初南雄人陳德文、陳進，明中葉翁源人黃器先、陳璘，南雄人譚大初、連州人李邦義、乳源人劉毅、鄧如昌，明末連州人莫與齊、仁化人劉獻臣、凌雲等。他們的詩作大都收錄於明清時期的縣誌裡，多是“不關痛癢”的紀遊詩，飄散著的是沒有季節之分的“風花雪月”，以及沒有切膚之痛的“無病呻吟”。
在“萬馬齊瘖”的氛圍裡，政聲昭著的明臣譚大初，有如一匹揚蹄嘶鳴的黑馬，不但敢於同嚴嵩的邪惡勢力作拼死之爭，還寫下一首《吊邱忠臣》，通過憑弔宋末本鄉守節盡忠的烈士，抒發愛國之情和民族大義，歌頌為國捐軀的獻身精神。李邦義生活在嚴嵩專政的黑暗時代，他的七絕《謝朝貴》，大膽申明自己的政治覺醒，公開表白不事權貴的決裂態度。這種“猩猩惜猩猩”的“同病相憐”，如同長夜中的沉雷，震人發聵。
廖燕（1644－1705年）是清初大思想家、著名學者、文學批評家和詩人。他出生那年，清兵入關，可是兵荒馬亂的切身體驗，令他積聚起強烈的民族恩怨。順治七年（1650年）他七歲時，清軍攻下韶州。順治九年正月，清軍攻克瓊州，廣東全境才初獲平定。但為時不久，南明永曆政權又再入廣東，粵北南（雄）、韶（州）、連（州）等地的抗清義軍乘勢出擊。直至順治十八年，廣東的南明勢力才被完全肅清。廖燕由於好學銳進，十八九歲便補為秀才。然而他不趨炎附勢，也不墜青雲之志，以致畢生不為官場所重用。他謁力主張讀“無字之書”，見識卓著，敢於離經叛道。廖燕著有《二十七松堂集》，編入詩歌549首。其文辭犀利，意蘊豐厚，論詩主“性情”之說，反對“襲人”、“牽強湊拍”及“無端之歌哭”其形象鮮明，直抒胸臆，獨行特立。
廖燕詩文兼備，也是清初傑出的文藝理論家，他主張文學創作應自抒性靈，表達個人的憤懣之情：“從來著書人，類皆自抒憤懣，方將是其所非，非其所是以為快。”山水“為天地憤氣之所結撰而成”；而寫詩，也應發洩這種義憤之氣：“故知憤氣者，又天地之才也。非才無以成其才。”由此可見，廖燕的詩作也充滿這種路見不平的憤激之氣。
廖燕強調寫詩要有真性情，這與“嶺南三大家”的觀點是一致的。他說：“性情真而文自至”，在《題籟嗚集》中更指出：“詩尤為性情之物，故古詩三百篇，多出於不識字人之口，然又非識字人所能措一詞。”他將詩三百篇作為不識字人的創作，實是一大翻案文章，令世人驚出一身冷汗。
廖燕《二十七松堂集》有《與陳元孝（恭尹）書》，陳恭尹的《獨漉堂集》亦有對廖燕的評論。陳稱廖為“人真妙人，文真妙文，雖欲不推為古文中第一手不可”。但因廖燕終身布衣，在世時傳名未遠。去世之後，他的著作不僅流傳於國內，其文集還一再刊於日本，風行一時，被譽為“明代文壇的大殿”，“幾乎介甫（王安石）”，獲得甚高的評價。
在清代，粵北詩人除廖燕之外，歐堪善有《瀧涯集》；趙希璜有《四百三十二峰草堂詩抄》；楊模有《文澤堂詩集》；張惟勤有古今體詩五百餘首，詩歌數量堪稱洋洋大觀。由於歐堪善與胡定曾同時在刑科、兵科擔任給事中，政聲尚可，只是存詩較少觸及現實矛盾，似有點避實變虛、避重就輕之意；林明倫的代表作雖僅有《吊五人墓》一首，但所寫是明末蘇州市民反抗魏忠賢閹黨的重大主題，表現了反抗暴政的堅定立場，有深刻的社會意義；楊模的詩，語言明快，構思新巧，有些反映了封建社會下層官吏離鄉別井、混跡仕途的艱難困境，表達了清廉自重、勤政愛民的氣節，具有一定的思想性。
縱觀粵北古代詩歌的演進，或升騰，或沉潛，或激越，或萎靡，構成了一條曲折迂廻的千里河流，讓古老的蒼天錄下了紛紛揚揚的泡沫和聲如驚濤的咆哮。其軌跡是：以唐、五代為驚濤拍岸的張揚和鼎盛，北宋次之，南宋及元、明清轉入了死水微瀾般的沉寂，清代又略有起色，蕩起了“靜水流深”的漪漣。這一切，猶如全國詩歌長廊投下的縮影，變幻出奇異的光束和深淺無序的色彩。可幸的是，在南國文學的天空中，唐代的張九齡、宋代的餘靖、清代的廖燕，出現了三顆耀目的星星，他們以“自帶的光芒和流量”躋身於中國詩壇，開闢出雲湧星馳、明月生輝的新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