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義利思考，也是墨子倫理思想的重要內容之一。與中國倫理思想史上的其他義利觀相比，墨子的義利觀有獨特思考。
所謂“義”，一般指人們的思想和行為合乎公認的社會道德準則；“利”即利益，主要指物質利益或功利。
在義利關係上墨子提出了“貴義尚利”、“義利合一”的思想。
墨子曰：“夫義，天下之大器也。”（《墨子·公孟》）
又說：“天下莫貴於義。”（《墨子·貴義》）所以要“貴義”，在他看來是天意，即“天欲義而惡不義”（《墨子·天志上》）。
在墨子看來，天是人間禍福、人世是非的最高主宰。天的本質是義，義自然是天地萬物最高尚的德行和原則。
因此墨子說：“有義則生，無義則死，有義則富，無義則貧。”（《墨子·天志上》）
在墨子那裡，義成了考察是否是非的絕對標準。
而且在墨子看來，為義就可獲利：“今用義為政於國家，人民必眾，刑政必治，社稷必安。所為貴良寶者，可以利民也，而義可以利人，故曰義天下之良寶也。”（《墨子·耕柱》）
可見，在墨子那裡，貴義重義是其基本的價值選擇。
墨子不僅貴義，而且重利。墨子以救世濟時為己任，“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孟子·告子下》），力倡“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尚同中》），從來不諱言利。他說：“仁人之所以為事者，必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兼愛中》）
基於這樣的認識，墨子講兼愛時，常愛利連言，《墨子·尚賢中》言：“愛利萬民”、“兼而愛之從而利之”，《墨子·兼愛中、下》言：“兼相愛交相利”、“愛人利人”，愛人必須利人，愛人就是為了利人，這是墨子一貫的思想。
由於墨子講愛必言利，故十分重視實利和實用。在墨子的價值學說中，舉凡有利有用的就是合理的，就是有價值的，否則就是不合理的，沒有價值的。他說：“用而不可，雖我亦將非之。豈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墨子·兼愛下》）有用就是善，善必然有用，有用就是真理，是真理必然有用，這就是墨子的價值觀。
為了檢驗是不是善政，墨子為天下王公大人確立了“三利”的準繩，即上以利天，中以利鬼，下以利人。
如果三利無不利，就是天下之善政，如果三利無所利，就是天下之惡政。他提出“尚賢、尚同、兼愛、非攻、節用、節葬、非樂、天志、明鬼、非命”十大綱領，就是本著實用原則提出來的，也是根據是否有實利來進行檢驗的。
他向弟子傳授心法曰“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喜音湛湎則語之以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非攻。”（《墨子·魯問》）這就是其實用主義的自白。
那麼，我們可不可以說墨子唯利是圖呢？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墨子所言之利非自私自利，而是公利、利他。其所謂：“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墨子·非攻》）的利指的都是公利；其所謂“交相利”，“愛人利人”之利，即利他。公利、利他是墨子反覆闡明，竭力倡導的。
但與此同時，他並沒有簡單排斥和否定個人利益，不過，他反對虧人自利，損人利己，至於不虧人、不損人的自利，即正當的個人利益，墨子是持肯定態度的。這裡重要的是看是不是自食其力，是不是靠自己的勞動去獲得。“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墨子·非樂上》）
凡是農夫“耕稼樹藝”，婦人“紡績織”，百工“製作器具”，以至王公大人“聽獄治事”，士君子“治理官府”等等，都被墨子視為“賴其力者”，都該有應得的個人利益。反之，如果“不與其勞，獲其實”（《墨子·矢志下》），諸如偷人桃李、搶人牛馬，甚至攻伐無罪之國、強佔別人土地財產等等，就是虧人自利的不道德行為，是應該堅決反對的。
墨子既貴義又重利，那麼義利是一種什麼關係呢？
墨子曾言：“天欲義而惡不義”（《墨子·天志上》），又說：“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墨子·法儀》）。
由此不難看出墨子所言之義即是相愛相利，即愛人利人。也就是說，在墨子那裡，義利是合一的。
這種義利觀反映了當時小生產者要求團結互助的理想和願望，同時也是個體勞動者希望依賴集體力量以保護“自利”的思想的體現。
由這一階級的歷史侷限所決定，墨子的義利觀也不可避免地包含有消極的因素。如墨子雖主張義利統一，但事實上卻是以利取代了義。
因此在《墨子》書中，用義不義論證問題者甚少，而以利不利作論據者甚多。
《墨子》一書給人的感覺是處處言利，而對正義的提倡，大義的闡述反甚寥寥，這就有失偏頗了。
在公道無人實施的社會里，又如何能夠兌現所謂的善惡之報呢！
還有，“墨子過分強調了實利，以至於用是否有利來衡量是否有用，用是否有用來衡量是與不是”。
而其所謂利又侷限在溫飽冷熱等起碼的物質欲求上，故非禮非樂，反對一切禮樂文章。除了追求飽食暖衣這種動物式的生活外，墨家沒有提出任何建立高尚文化設施的設想。此外，“墨者過分追求功利，稍微偏離為天下求利的前提，或者一旦興天下之利成了少數權勢人物謀私利的藉口，極易陷入追名逐利的泥潭”。
君臣言利，父子逐利，夫婦講利，舉天下一大利海，環中國一大欲壑，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但是人慾無限，物質有極，物不勝欲，必致爭戰，天下未有不陷入困境的。
不過，墨子的義利觀之中也含有積極的因素。
如墨子講兼愛，但其從不空言兼愛，而是講“兼相愛，交相利”。
在墨子那裡，愛人必以利人為目的，有愛而無利，則等於無愛；厚愛而薄利，則無異於薄愛。
墨子講義又講利，將義通約為利，利又指天下萬民之利，即墨子將興天下萬民之利作為自己的道德追求，將自己的人生價值定位於興公利、謀利他上。這對於改善當今社會損人利己，損公肥私，惟利是圖，見利忘義，無視國家民族大義的不良社會風氣，對於樹立正確的義利觀具有著十分重要的借鑑價值。
在道德評價問題上，歷來就有兩種不同的意見，一種意見主張以行為動機為道德評價的根據，一種意見認為應當以行為效果為評價根據。
在中國倫理思想史上，行為的動機被人們稱之為志，行為的效果則被稱之為功。評價一個人，到底是以志為根據，還是以功為根據呢？墨家學派認為這兩個方面都不能達到對一個人的真實評價，應當把志和功結合起來。
據《墨子·魯問》篇中記載，魯君曾問墨子說：“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學，一人者好分人財，孰以為太子而可？”墨子回答說：“未可知也，或所為賞譽為是也。
釣者之恭，非為魚賜；餌鼠以蟲，非愛之也。吾願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觀焉。”（《墨子·魯問》）這段引文表現了墨子實事求是的觀人思想。
在他看來，魯君的兩個兒子，一個好學習，另一個好分人財，這都是其表現，僅看其表現，還不能夠判斷誰好誰壞。因為好學與好分人財的行為，可能皆出於沽名釣譽的動機。這好比釣魚，釣魚的人一副恭敬的樣子，並不是出於敬重魚，其餵魚以餌，也不是真正想給魚好處。人也是一樣的，相同的行為有可能出於不同的目的，不同的行為也有可能是出於相同的目的。如果只看行為而不看動機，就不能達到對人的正確認識。
因此，在觀人中，必須通過行為來觀其意圖，通過功來看透志，然後合其志功而觀。
《墨子·公孟》記載了墨子同公孟子的辨論，公孟子對墨子說，一個人確實是善人，就一定會為世人所知，一塊寶玉確實無瑕，也一定會有人來買，而一個女孩確實長得漂亮，雖處於深閨不出，卻也總會有人來求婚。公孟子的意思是說，只要本質好，無需到處宣傳。墨子反問道：“今夫世亂，求美女者眾，美女雖不出，人多求之；今求善者寡，不強說之，人莫之知也。且有二生於此，善筮，一行為人筮者，一處而不出者，行為人筮者，與處而不出者，其糈孰多？”
公孟子說，當然是行路為人算卦的得糧食多。由此，墨子得出結論：“仁義鈞行說人者，其功善亦多。何故不行說人也。”（《墨子·公孟》）也就是說，張揚仁義，其動的功夫越大，其所產生的效果也就越明顯。在這裡，墨子以此批判了不重效果獨善其身的觀點。他曾對吳
慮說：“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義，而教天下以義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而進於義，則吾義豈不益進焉？”（《墨子·魯問》）
吳慮是魯南鄙人，冬陶夏耕，自比於舜，過隱居生活。墨子勸他向別人多宣傳“義”，要注重功效，鼓動天下人都來行義。
在墨子看來，一個人是否懂得道德，不是概念問題，而是行動問題。他說：“瞽不知白黑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雖禹湯無以易之，兼仁與不仁，而使天下之君子取焉，不能知也。”（《墨子·貴義》）墨子認為，一個有道德的人，不僅是在概念上了解什麼是仁義，更重要的是在行動中對善惡的行為能夠取捨。
注重實際功效是墨家整體倫理思想顯著的特點。他們講兼愛，不把兼愛僅僅看成是一種心中的情感，而把其看成是一種實際的活動，反對空談仁義大道德。這一點是十分難能可貴的，也反映了墨家的務實主義精神。不過，墨家也同樣注重行為的動機。墨子提出的合其志功而觀的思想，表現了墨家對於志功關係的靈活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