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告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從此，中國工人階級有了自己的先鋒隊，中國人民革命鬥爭有了堅強的領導核心。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給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帶來了光明和希望。它像光芒四射的燈塔，指明瞭中國人民的鬥爭道路。
中國共產黨成立後，掀起了以城市工人運動為中心的革命風暴，同時黨的勢力逐漸向農村發展。受此影響，孟津在大革命後期，即開始出現黨領導的活動。孟津當時沒有黨的組織，但有著光榮傳統、富於鬥爭精神的孟津人民中的一些先進分子，其中主要有趙俊德、鄭寶鍾等人，在孟津大地上積極傳播共產主義思想，義無反顧地投身於無產階級革命事業。
趙俊德，孟津縣會盟鎮潘溝人，出身貧寒。1922年，考入國立武昌高等師範學校生物系。1925年，在中共一大代表李漢俊（武高教授）的影響下，由錢介磐（中共早期黨員，著名國際問題專家，當時國共合作，擔任國民黨湖北省執委會執委兼宣傳部長）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是學校學生領袖之一。1926年春，趙俊德在河南信陽的一所中學任實習教員結束後，偕同學張展儒（女，黨員，湖北黃陂人）、王中珍（女，黨員，籍貫不詳）回到孟津老家考察農村現狀，開展黨的活動。他們利用探親訪友、研討時政、贈送進步書籍等方式，向青年宣傳馬列主義。他們幫助趙俊德的愛人雷淑芳學習新文化讀物，鼓勵她衝破封建禮教，走向社會，參與革命鬥爭。趙俊德還經常到國民黨縣政府所在地（今會盟鎮老城村）瞭解情況，向同窗摯友介紹南方農村革命和工人、學生運動的情況，結合實際講解馬克思列寧主義知識，啟發青年投入革命鬥爭。他多次走訪母校—孟津縣第一高等小學，瞭解學界思想動態，與青年教師談論時政，傳播進步思想。雷淑芳回憶說：“那段日子，受愛人進步思想影響，我心裡如同點亮了一支火把，看到了女子解放的道路，十分嚮往共產黨”。趙俊德等3人同年8月離孟後，雷淑芳進入縣城女子學校讀書，次年到縣立第八高等小學—負圖寺小學擔任教員，1929年被吸收參加黨組織，成為孟津縣新發展的第一名共產黨員，投身革命洪流之中。
趙俊德回校後，即被武昌第一中學校長李良傳（中共黨員）聘為學校教務長。他函邀孟津同窗雷少卿（會盟鎮雷河人，洛陽第四師範畢業）赴該校講義處任職。雷在此受大革命高潮影響，閱讀進步書籍，受到不少新思想的啟示，於1927年春經趙俊德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後，雷少卿回鄉擔任洛師附小黨小組組長，兼洛陽互濟會書記，並在孟津的革命鬥爭中發揮了作用。
鄭寶鍾，孟津縣會盟鎮鄭河人。1925年夏，考入黃埔軍校第四期步兵科。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畢業後到北伐革命軍張發奎部擔任連長。1927年，汪精衛“7.15”反革命政變後，為免遭國民黨反動派的捕殺，奉黨組織之命，與黨員王汝泮（後叛變）、梅雪馥（女）、梅雪琴（女）化裝回豫，隱蔽於今會盟鎮雷河村（鄭河）。隱蔽期間，鄭寶鍾常以探親訪友為名，深入貧苦農民之中，用南方農運壯舉和北伐故事，啟發人們的革命覺悟。同時，向村中進步青年宣傳馬列主義和反帝愛國思想。其童年摯友趙良岑受影響最大。當時，趙良岑家是老城一帶有名的富戶。鄭寶鍾早在黃埔時，就給他寄過不少革命書籍，這時又對他進行了較系統的馬克思主義教育，使其思想上發生了巨大轉變，“知共產黨乃救國救民之先鋒”，“深信資本主義的剝削制度終必滅亡，共產主義終必實現”。在鄭寶鐘的教育培養下，趙良岑走上革命道路，擔任了黨的地下交通員。
1928年初，鄭寶鍾在駐保定國民革命軍第八方面軍53師宋天才旅任少校參謀期間，與一批共產黨員和黃埔同學在部隊中組織“兵暴”。為籌集所需經費物資，他約趙良岑到天津，把黨員王亞夫（湖南人）、陳惠萱（王妻，湖南人）接回孟津。然後，又派呂雪影來到孟津與趙良岑等接頭，建立了“兵暴物資籌備轉運站”。當時，趙良岑的父親已去世，其母善良好客。王亞夫等抵孟後，住在趙良岑家，以經商為名開展活動。他們通過在豫的知交、熟人、同鄉等關係，與地方商界、醫界、軍界廣泛聯繫，購置槍彈、藥品、布匹，經隴海鐵路運至義津鋪車站（今白馬寺站），轉藏於趙良岑家，然後陸續轉運部隊。為解決資金困難，他們一是帶槍到黃河北打土豪；二是借國民黨在經濟管理上的腐敗混亂現象，到長沙印製國民黨交通銀行偽鈔；三是走漢口、跑天津、上北京等地，向國民黨軍政界販賣生活奢侈品。
兵暴物資籌備轉運站建立只有幾個月，當年夏即行撤離。撤離之前，王亞夫、呂雪影曾與洛陽特支書記萬壽山等人對孟津建黨問題多次交換意見。
1928年11月後，鄭寶鍾所在部隊先後移駐開封、鄭州、洛陽、臨穎等地。鄭寶鍾始終堅持積極發展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如，1928年在保定介紹趙子湘（孟津雷河人）入黨。同年，與司軍三（孟津營莊人）在鄭州介紹同鄉親戚趙介民加入共青團（後趙介民擔任共青團洛陽中心縣委書記）。這些都在客觀上為孟津的建黨創造了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