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三起三落,被踢出局後,他的企業市值已6000億 | 艾問人物

人生三起三落,被踢出局後,他的企業市值已6000億   | 艾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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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半導體之父”、中芯國際創始人、連續創業者、愛國企業家,貼在張汝京身上的標籤很多,但在《艾問人物》看來,他擇一事,終一生,只是一個有使命感的“普通人”。

在張汝京的人生路上,擺著幾份重要的選擇。每一次,他都選了那個更加艱難的,每一次,他都不曾後悔。

儘管人無完人,張汝京身上也存在爭議,但不可否認,他對半導體事業的專注,他的愛國之心,他對“中國芯”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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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國

“你什麼時候去大陸建廠?”張錫倫對兒子張汝京的這句發問被世人廣為傳知,從中也可窺見張汝京的家國主義的源頭。

來自家庭的愛國情結,讓張汝京每每面臨個人利益與家國大義的選擇時,都毫不猶豫地選了後者。

第一次,是被中國電子代表團的那句“我們在北京等你”種下種子,回到祖國創辦了世大積電。

第二次,是在臺積電沒有兌現“世大的第三個工廠,必須要建在大陸”承諾時,放棄金錢股票毅然裸辭,舉家遷到上海去辦廠。

第三次,是在張忠謀的一再進攻之下,選擇妥協,離開了一手創辦的企業。轉頭又重新開始,繼續為半導體行業的發展謀劃,建國內首個IDM廠。

“愛國是要付出代價的。”張汝京在後來的採訪中感慨。

為了中國芯片業,他甚至放棄了臺灣身份,九年不能回到故鄉。

不過,這份代價從他出生之前,就已確定。愛國,是種在他骨子裡的。

張汝京的父親張錫倫早年從中國第一所礦業高等學府焦作工學院畢業後,就進入了上海的一家鍊鋼廠工作,是當地有名的鍊鋼專家。

抗戰爆發後,張錫倫隨著上海工業的西遷到了重慶,其所工作的鍊鋼廠被編入了兵工廠。戰火中,張錫倫先生指揮鍊鋼,劉佩金女士(張汝京的母親)鑽研火藥,為前方源源不斷地輸送抗戰物資。

1948年1月,張汝京出生於南京,沒滿週歲就在襁褓中隨父母去了臺灣。父親張錫倫到臺灣的時候,還帶著當年建造鋼鐵廠的200多名大陸技術人員,為臺灣早期冶煉技術打下了基礎,成了當地冶煉技術的“扛鼎”人物。

張汝京母親參與創辦金陵女中,在教育上頗有見地,她從小要求張汝京刻苦學習,學好本事報效國家。

張汝京從小學直到大學都是在臺灣讀的,到1970年,張汝京從臺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畢業後留學去了美國,此後又獲得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工程科學碩士,南衛理公會大學電子工程博士。

1977年,29歲的張汝京就進入當時赫赫有名的美國德州儀器公司工作。

當時,德州儀器是世界上最大的芯片製造商,代表著芯片行業最高的水準。初出茅廬的張汝京,頂頭上司是行業頂尖大拿——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集成電路發明人之一傑克·基爾比。

那時,華人芯片之父張忠謀已46歲,經過10餘年奮鬥,已成德州儀器第三號人物,時任公司副總裁,二人並無交集。他們恩怨直到多年後才會一一展開。

張汝京從研發設計工程師幹起,不斷在半導體行業摸爬滾打,並參與建設了全球10多家大型芯片廠,鋒芒初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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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芯國際創始人張汝京)

選擇

1996年,中國電子代表團到德州儀器總部參觀,問張汝京:“你願不願意回國?”,並在臨走前留下一句“我們在北京等你”。

那時,張汝京便在心裡默默做了選擇:要回國建廠。

1997年,他返回臺灣,在投資人的助力下創辦“世大積電”,很快,世大半導體就建起了兩座工廠,一舉成為島上第三大芯片公司。

彼時,昔日上司張忠謀創立的臺積電已經是世界頂尖的半導體企業,佔據了世界半導體芯片69%的市場份額。

對於張汝京的能力,張忠謀十分清楚:他不能讓一顆冉冉升起的新星壯大,而後超越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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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積電創始人 張忠謀)

於是他繞過張汝京,直接與世大半導體的股東談判,以50億美金,高出世大身家8倍的價格買下世大。而張汝京卻一直被瞞著,到最後一刻才得到消息。

張汝京無奈只得同意被收購,但他有一個附加條件:“收購完成後,世大的第三個工廠,必須要建在大陸。”沒有人反對這個附加條件,收購也很快順利完成。

但張忠謀的臺積電卻遲遲沒有兌現承諾。

感到失望的張汝京決心辭職,臺積電不同意,並威脅說“如果離開,你在臺積電的大量股票將被收回!”

張汝京答:“那就,不要了!

錢、公司和股票都不要了,張汝京毅然來到上海,準備建廠。為了表明自己在上海建廠的決心,張汝京讓全家人包括他的妻子、孩子和90歲的老母親都遷居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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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汝京做出了第二個重要選擇,這是他人生的重要分叉路口,也是後來他和張忠謀在世人眼中形象的分界線。

2000年以前,中國半導體事業愁雲密佈。20多年的技術攻關、數百億的投入換來的只是一些落後的二手生產線,被寄予厚望的半導體企業最後只剩下上海華虹一個獨苗,還只是個及格生。

在國外“瓦森納協議”的捆綁,以及國內計劃經濟體制的框架下,中國大陸的集成電路產業走得步履蹣跚,“908”和“909”兩個“中國芯”工程均陷入困擾中。

2003年中芯國際第二次募資後,張汝京一方面在北京投資建設12英寸晶圓廠,一方面以低價購入摩托羅拉在天津的8英寸工廠。

不到四年時間,中芯國際擁有了4個8英寸廠、1個12英寸廠,一路勢如破竹。

蘇飛龍在《股權戰爭》一書中寫道,一條8英寸芯片生產線要耗資數億美元,一條12英寸生產線要耗資近10億美元,更別說多條生產線同時開建了。中芯國際的投資規模,使其產能得以迅速進入全球半導體代工行業的前三甲,僅次於中國臺灣的臺積電及臺聯電。

到2009年已在上海、天津、北京、深圳擁有多座晶圓代工廠,並託管經營成都成芯和武漢新芯的生產線,芯片加工技術從最初的0.35微米推進至45納米。

中芯國際的崛起讓眾人看見張汝京的愛國之心,更讓“中國芯”看到了希望。

風波

但是在這欣欣向榮背後,張汝京卻深陷旋渦與風暴之中。

中芯國際剛剛成立之時,由於中國大陸缺乏高端的半導體人才,原班人馬基本上都是張汝京從原世大積電(此時已經屬於臺積電)挖了一批原先的部下過來。在此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中芯國際的管理層班底核心都是臺灣人馬。這為日後的官司埋下了引線。

2003年底中芯國際即將上市時,臺積電開始向美國法院提起訴訟,狀告中芯國際侵犯專利權及竊取商業秘密。

雙方的知識產權拉拉扯扯近2年,2005年1月才達成庭外和解:中芯國際要賠償臺積電大約1.75億美元。

張汝京也對外界坦陳:“我們確實犯了錯誤”,當初從臺積電招聘的工程師習慣了臺積電生產線的操作方式,因此來到中芯國際之後照搬了對手的菜單,侵犯了對方的權益。

自從2005年達成和解,中芯國際一直努力建造自己的運營體系,張汝京坦言:“過程遠比想象中艱難”。

2005年,中芯國際在8英寸生產線還沒完全消化的情況下,倉促建起12英寸廠,當時張汝京就說,“大家都知道公司這樣做,馬上會從賺錢變成不賺錢,但是為了產業使命我答應了。”

2006年8月,臺積電再次以中芯國際不遵守和解協議為由,將其告上法庭,指責中芯國際在最新的0.13微米工藝中使用了臺積電技術。對此,中芯國際在中國北京和美國加州展開了反訴。

這場官司又持續3年。2009年11月3日,加州法院判決中芯國際敗訴,中芯國際不得不重新尋求和臺積電的和解。

張汝京則被迫離開一手創辦的中芯國際,時年他已61歲,他的工程師生涯在世人看來就此終結。

由於鉅額賠償,中芯國際融資和擴張能力基本為零,加上金融危機的影響,2010年中芯國際創下虧損超30億元的記錄。

隨後的動盪又加重了中芯的困境。2011年6月27日,中芯國際董事長江上舟突然因病去世。

中芯國際管理層出現嚴重動盪,大量中層技術骨幹流失,公司一度陷入停牌。2011這一年,中芯又虧損了15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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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東方財富網)

直到2011年8月邱慈雲博士獲委任首席執行官兼執行董事,公司才開始重回正軌。依靠國有資本壓住的陣腳,元氣大傷的中芯國際開始步入重振士氣的階段。隨後幾年發展,中芯國際的內部股權調整和董事會鬥爭逐步進入尾聲。

2014年,5年的競業禁止條款剛到期,張汝京立刻重出江湖,在上海成立新昇半導體公司,生產單晶硅棒,以滿足我國芯片行業對硅晶圓的需求,這一次,張汝京依然選擇了產業為先。

2014年-2017年,國家集成電路投資基金(大基金)成立,中芯國際也獲得鉅額資金扶持。

2018年,中國進口3121億美元芯片,已經是全球最大集成電路消費市場,然而只大還不夠強,核心技術缺乏,產業鏈不完整。

從2018年的中興事件、晉華事件,到華為及其關聯企業被列入美方管制“實體清單”,中美貿易摩擦背後的產業之爭漸漸浮出水面,越來越多有識之士明白,只有獨立創新,才能擺脫困局,中國的芯片產業需要加速前進,擺脫“缺芯少魂”的束縛。

2018年,在山東青島,張汝京成立芯恩集成電路公司,成為國內首個IDM廠商。但張汝京還想要再填補一個大陸集成電路產業的空白——建起一家先進的IDM企業。

塵埃落定,張汝京的人生幾起幾落,但他仍未失鬥志,仍未忘初衷,即使年逾古稀,依然在重新出發,而他離開的舞臺中芯國際也迎來了新的巔峰。

2020年4月9日,華為麒麟710A面世,這款芯片是華為設計、中芯國際代工,是真正的中國芯;7月16日,中芯國際迴歸A股,截至昨日收盤,中芯國際股價79.57元,市值5907億元。

目前,中芯國際目前在純晶圓代工領域排名全球第四、大陸第一,此次科創板上市,僅用時29天,可見國家之器重。不少人稱,官宣斷供華為芯片的臺積電站錯了隊,未來也許會丟失中國這片市場。

臺積電與中芯國際近20年的較量還在繼續,輿論的風向已開始轉變。

恩怨

“在這個行業,如果認真較勁起來,任何兩家有點規模的公司都會有知識產權方面的糾紛。”中芯國際老員工黃原曾分析道。

張忠謀為何要與中芯國際死死糾纏?

2000年,中國政策頒發了半導體業發展的政策,吸引了大批資金注入,中國半導體產業進入一個高速成長期。

但同時期的臺灣,為了保護島內經濟,對支柱的芯片業一直有種種嚴格限定,審批條文繁複苛刻。

張汝京是臺灣半導體界第一個到大陸投資的,因此成為頗受中國政府重視的創業者。中芯國際的第一大股東為大唐控股,第二大股東為上海實業,分別是中央和上海國資委的直屬企業。

張忠謀2002年便向臺灣當局提出在大陸投資的申請,第二年才得到批准,直到2005年才得以把一條8英寸芯片生產線轉移至上海松江。

張忠謀的臺積電是臺灣高新技術企業的代表,被盯得很緊。儘管有心在大陸開疆拓土,但也只能乾瞪眼,看著張汝京的中芯國際日漸壯大。

2004年,臺積電的市場佔有率降到5年來的最低點,而中芯國際短短三四年已經達全球6%,居全球第四。完全無視臺灣技術輸出禁令的張汝京在大陸站穩了腳跟。

這種對比,也許讓張忠謀覺得被背叛了。

而在臺灣同行看來這是破壞規矩,一不顧到同行利益,二不顧和臺灣當局達成的共識。

張汝京獨自吃大陸的蛋糕,似乎掀起了同行的恨意。懲戒“規矩破壞者”成了他們的共識。

從張忠謀打官司的節奏便可看出其手腕,恰逢中芯上市之際提出訴訟,而後一年再找出證據,其後又再度發起長達3年的官司,直至張汝京離開中芯國際後才作罷,其步步緊逼的節奏,糾纏7年的耐心,似乎不僅僅帶著維權的意味兒。

不完美

在與昔日上司張忠謀的較量上,也可窺見張汝京的不擅權謀,遵循大義,從他的種種選擇來看,他是一個被使命感驅動的工程師,而不是一個企業家。

張汝京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他對工作有使命感,對國家有強烈的歸屬感,對親友充滿信任,這份“信”是他披荊斬棘的利刃,讓他振臂一呼,便有百人追隨,但這份信,也讓他曾被人詬病任人唯親,管理不當,也是阻礙他向前的絆腳。

重情誼,卻耳根子軟,這讓他在人才管理上頗顯不足。

《艾問人物》瞭解到,2000年他來大陸創辦中芯之時,一批世大的舊部跟隨他來到上海,對這些嫡系,他的個人感情很深,給予很大的權力與信任,即使才德不濟之輩,他也寧願用閒職養著。

一有爭議,這些人就越級上告到張汝京那裡,“他(張汝京)的耳根子很軟。這讓管理層夾在中間很難做事”。

據數位員工透露,中芯某一負責安保的高層是張汝京的親信之一,“啥事不幹,作風很惡劣,我們90%的員工都對他不滿,他還把自己的幾個兒子、女兒都塞到公司的要職上。要知道,他的薪水是我們這些人的幾十倍。”

另一方面是基層員工的極度不滿。中芯國際在行業內一直是員工流失的重災區。相比同類公司,薪酬、福利、晉升等毫無競爭力,住房、在崗培訓類的福利政策受益面很窄。公司內部流傳著張汝京的一句名言——“不用怕人走,再招就是了。”

按理,芯片人才比其他行業更看重工作經驗,一般工作兩三年才能較好地保持產品的良率。頻繁的員工跳槽給中芯的發展造成了很大困擾。早在兩年前,黃原的“徒弟”就趕鴨子上架當了北京12英寸工廠的技術主管。因為缺乏有經驗的技術人員,工廠事故不斷。

中芯國際對幹部本土化問題從未給予重視。全公司1000多名臺籍員工佔據了絕大多數管理崗位。出身上海某名牌大學的黃原曾幾次和臺灣同事競爭相同崗位受挫,對方工作能力、態度、學歷樣樣不如他,但是“臺灣籍的人上位就很快”。

由於張汝京是個虔誠的基督徒,中芯國際內部因此籠罩著一股信仰文化的色彩。公司流傳著一種說法,晉升到一定級別後,如果你不是基督徒,就很難獲得重用。公司員工為了取悅大老闆、以獲得提拔的機會,迅速皈依受洗的不在少數。

這些問題曾給中芯帶來不少弊病,也反映出他在企業管理上的不足,但沒人可以否認他給中國半導體行業帶來的貢獻,他為這份事業所做出的的犧牲與割捨。

《無限遊戲和有限遊戲》一書寫道:“當一個人被他人以頭銜相稱,人們的注意力便放在了已經結束的過去,關注的是一個已經終結的遊戲。”

張汝京並不完美,但褪去光環,他的名字已被大家真正記住,而他也將以他的名義繼續奮鬥下去。

網易有道CEO周楓曾說:

技術原本只是一把錘子,使命感才是這把錘子最終可以帶來什麼價值的最終解,這個問題在當今技術和互聯網滲透到各行各業的情況下,變得越來越重要。每位技術工程師雖然可能每天都周旋於程序、語言、算法,心裡始終都要明晰一件事:我所從事的事情是否真正推動了正向的社會進步。

這句話不僅適用於工程師,也適用於每一位企業家,每一個普通人。


參考:《半導體教父張汝京 失敗者的9年》南方人物週刊

《“中國芯”二十年浮沉,獨家覆盤中芯國際控制權紛爭史》界面

《 張汝京 中國芯酸往事》混沌派


“你覺得做什麼最掙錢?”

“經濟不景氣,你怎麼看?”

“將焦慮拋之腦後好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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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FS全球創始人大會(Global Founders Summit)是艾問的旗艦活動,全面服務和鏈接創始人、投資人、媒體人群體,向世界講好中國創始人的故事,在全球佈局中輔佐企業成功商業落地。


END

作者:淺溪

編輯:楊潔琳

圖編:萬姍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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