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5月4日，101年前的今天，中國大地掀起了轟轟烈烈的五四新文化運動，這場運動開啟了中國教育新時代。教育的個性化、平民化、實用化、科學化等西方教育思潮令當時先進的知識分子心潮澎湃。杜威來了，帶來了實用主義，帶來了兒童本位論，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在接納西方教育思潮的同時，喊出了“打倒孔家店”，批判東方教育。“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時間過去了101年，我們回看，在當時西學東漸的歷史大背景下，五四時期提出的教育新思想，我們落實了多少，又走了哪些彎路？時代不同了，五四時期的教育思想對於當今的幼兒教育起到了什麼積極意義，又產生了哪些消極影響？作為21世紀的幼教工作者，我們如何立足本土，探索中國特色的幼兒教育道路？對過往深刻反思，才能繼往開來。
1920年5月，江蘇省教育廳歡迎杜威夫婦（前排中立者）
杜威：東西文化匯合 中國是交點
中國教育學會副會長、華中師範大學教授、
長江教育研究院院長 周洪宇
五四愛國運動前夕，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教育家杜威作為新知識界的嘉賓被隆重邀請到中國，開始了影響深遠的兩年訪華之行。杜威所宣傳的實用主義學說，因內容精深、適合所需、易於接受而成為流行於五四時期思想文化界的一股熱潮。杜威來華是中美教育交流史上的一樁美談，更是里程碑式的事件。起初邀請目的較為簡單，如陶行知所言，“幫助東方的人建設新教育”，並將杜威的學說“傳得廣些。”結果卻遠超預期，杜威對整個中國思想文化界產生了廣泛而持久的影響。胡適誇讚到，“沒有一個外國學者在中國思想界的影響有杜威先生這樣大的。”時人汪懋祖評價：“杜威博士來華，予吾人以新教育之概念與其途轍；孟祿博士又指示實際的方針；益堅其教育救國淑世之信心，遂有全國教育改進之運動。”
宣傳實用主義 實現中國教育“美國化”
杜威訪華對中國的影響主要在哲學與教育兩端，但相較而言，影響最大的當屬教育，亦如他在美國一樣。胡適有言：“他（杜威）在中國的演講也要算教育的演講為最多。”杜威來華目的之一就是宣傳他的實用主義教育思想，以期對中國教育產生重大影響，實現中國教育的“美國化”。
杜威來華期間，實用主義教育思想廣為傳播，有關譯介實用主義哲學和教育的書籍和文章多至不可勝數，其影響日漸超過以赫爾巴特為代表的德國教育思想在近代中國教育界的主導地位。從杜威初次訪華到克伯屈二次訪華的十年間，以杜威（1919年）開其端，孟祿(1921年)為中堅，推士(1922年)、麥柯爾(1922年)、柏克赫斯特(1925年)、克伯屈(1927年、1929年)殿其後，一批在世界現代教育史上聲名顯赫、極有影響的專家先後到來，連續不斷的推動實用主義教育思潮的傳播，猶如漣漪效應，其影響更加擴大。
就南京高師而言，杜威來華前後，從哥大師範學院歸國就職於南京高師、東南大學的郭秉文、陶行知、鄭曉滄、陳鶴琴，以及赴美留學來校任教的劉伯明、陸志韋等人，都深受杜威教育哲學影響，是杜威學說忠實的追隨者。他們翻譯杜威教育著作，宣傳杜威教育思想，結合實際予以評說，被時人譽為傳播杜威教育思想的廣播站。他們還貫徹杜威思想，應用教育實踐，大膽進行教育教學改革。比如，郭秉文執掌南高-東大期間，支持改“教授法”為“教學法”，推行課程改革，實行選課制，開辦暑期學校，首創男女同校，鼓勵學生自治等。又如，陳鶴琴將杜威教育思想推廣到幼兒教育，建立東南大學教育科附屬幼兒園(即鼓樓幼兒園)，開展幼兒教育實驗。
與此同時，以中國教育重心的轉移為背景，以哥大著名教育家來華講學為推動，以哥大歸國學生為主導，以實用主義教育思想為指導，在中國教育界掀起了一場現代教育改革運動。“從教育觀念到教育制度，從學校行政管理到課程、教材與教學方法，從初等、中等教育到高等教育，從普通教育到職業教育，對教育的各個領域、各個層面進行了轟轟烈烈的改革，且改革的廣度、深度和力度均前所未有。”1922年9月20日當時的教育主管部門通過《學制系統改革案》，即1922年“新學制”或稱“壬戌學制”。其中作為指導教育發展總綱的“七項標準”，是直接學習和借鑑實用主義教育思想的物化結果。南京高師的郭秉文、陶行知等人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成為了這場教育改革的參與者與引領者。
陶行知：杜威的道理“像單級電路通不出電流”
由於杜威以及後續學者傳播的實用主義教育是純正美國模式，因此在教育理論的建構和實踐的操作層面有走形和失真之處，時而又脫離中國的國情，但都被當時掀起的學習熱潮所掩蓋或忽略。經過時間的檢驗，其問題逐漸顯現。正如陶行知所言：“我拿杜威先生的道理體驗了十幾年”，但是覺得杜威敘述的過程缺少了思想的母親——行動環節，像單級電路通不出電流。在上述背景下，中國教育界投入到實用主義教育理論的本土化探索與學術再創造。南京高師的陶行知、陳鶴琴作為建立系統教育理論的傑出代表貢獻著自己的智慧。
陶行知將杜威的實用主義教育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經過改造和創新，形成了其“生活教育”理論，主張“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由這些熟悉的口號，人們便不能不聯想到杜威的有關主張，儘管兩者有明顯的不同。[8陳鶴琴將從杜威及其他美國老師那裡學來的理論，主要在幼兒階段加以實施，形成了“活教育”理論。主張教育的目標在於培養受教育者“做人、做中國人、做現代中國人”；主張以大自然、大社會為教育的起點，在方法上提出“做中學、做中求進步”，並在幼兒園推行單元設計教學。從陳鶴琴的“活教育”理論中，人們不僅看到了他自己的創造性的思考，也看到了實用主義教育的影子。
下一個百年 應平衡“西學東漸”與“東學西漸”
杜威訪華之前的一百年，是近代以來尤其是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社會的轉型發展期。在此期間，中西文化交流中“西學東漸”與“中學西傳”的兩種模式既有融合又有博弈；為改變時局，近代知識分子赴東洋、去西洋，探尋救國真理。
展望杜威訪華的下一個百年，在盤點歷史本身以及遺產的基礎上，應致力於平衡“西學東漸”與“東學西漸”，從“中西融合”到“文化互通”，注重吸收人類一切優秀文化成果，在中國化進程中，促進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化再造。正如杜威所言：“我向來主張東西文化的匯合，中國就是東西文化的交點，我相信將來一定有使兩方文化匯合的機會”；“中國這個古國不應純去模仿，應當自己創造”，“應當努力創造所有貢獻於世界的文明”。這個目標杜威供中國參見了百年，但需實現還需要下一個百年。
對話過去 明鑑未來
重慶第二師範學院 學前教育學院
張家瓊 劉小紅
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中國歷史上一次世界主義情懷的愛國主義運動，一場真正的社會和文化運動。前者集中體現在“五四”學生運動的浩蕩赤誠，後者體現在此後多年裡傳統與現代、新學與舊說、東方與西方、落後與進步以各種實驗、運動等形式較量和鬥爭。較量爭鬥間，新思想如春筍怒生，諸學說百家爭鳴。歐陽哲生評價它是“近代中國最重要的一筆思想遺產，從思想的豐富性而言，沒有任何時期可以與之媲美”，這一時期，各種現代性價值觀念在中國生根，帶給中國教育尤其幼兒教育以解放和新生。
提到中國幼兒教育的解放和新生，必然避不開一個引領者——陳鶴琴先生。
楔子：“教育救國”思想的生髮與承揚
1920年5月，北京《晨報》辦“五四紀念刊”，開啟了“五四”運動的文化轉向。顧頡剛撰寫文章《我們最緊要著手的兩種運動》，用學者的眼光審視1919年“五四”運動事件，提出依賴教育運動和學術運動改造社會的觀點——教育運動旨在使全體國民都有受教育機會，學術運動旨在促進教育的進步。這也與五四新文化運動船長蔡元培先生所提“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的觀點契合——“五四”學生運動後，他更強調“救國不忘讀書”，明確了“教育救國”論點。
“教育救國”思想在蔡元培的主張下，至此發展至方略的高度，助力了新教育思潮在整個20世紀20-30年代間的勃興和在實踐中的深耕，成就了中國新教育運動的燦爛輝煌。
選擇：關乎家國、教育和兒童的深切情懷
1919年國內五四運動爆發，陳鶴琴深受愛國青年救國圖存精神的鼓舞，決定放棄正在申請的博士學位，接受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郭秉文的聘請回國執教，與陶行知、鄭曉滄、俞子夷等在學校力倡新教育。1920年積極參與黃炎培、蔣夢麟等發起的新教育共進社擔任職務，參與杜威在南高師演講的活動。1921年主持接待來華考察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院長孟祿，並參與中華教育改進社事務，介紹歐美教育學說，根據中國國情大力提倡新教育。
基於回國兩年多的觀察，1922年陳鶴琴提出要想改革中國前途，教育非從初等教育入手不可，尤非從兒童心理與幼稚教育入手不可的觀點。此後一生，傾注心力於兒童教育事業。
開創：中國幼兒教育的現代化轉型
在中國教育歷史上，如此全面深入地對幼兒教育進行研究、實踐並全面構建體系的，陳鶴琴應是第一個。因此，他絕對無愧於今人賦予他的“中國幼教之父”的稱號。他如同在恪守顧頡剛所講的“教育運動”“學術運動”改造社會的理想一樣，始終堅持教育實驗和學術研究齊頭並進。他開創性的探索奠定了中國現代化幼兒教育發展的框架。
首先是對兒童心理的研究作為兒童教育基礎的思想和實踐。學術研究方面包括他對其子一鳴的心理學觀察記錄，1921年連續在《新教育》《教育雜誌》等雜誌發表的《兒童心理及教育兒童之方法》《心理測驗》等文章；教育實踐包括在東南大學與廖世承等一起，以東南大學為陣地促進中國測驗運動的發展。
第二是創辦幼稚園在內的教育實驗運動。1923年陳鶴琴利用自己家宅創辦鼓樓幼稚園，積極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現代化的幼兒教育，梳理出的《一年來南京鼓樓幼稚園試驗概況》及編撰的《幼稚教育》，涵蓋了幼稚教育目標、原則、課程、系列教學法、福祿貝爾、蒙臺梭利、幼稚園清潔檢查等方方面面的內容，為當時各地幼稚園和後來幼兒園清晰描繪了完整的組織管理和運行的框架。
第三是引領了幼兒教育研究的科學道路。除了兒童心理研究的範式，陳鶴琴先後創辦《幼稚教育》雜誌和《兒童教育》雜誌，致力於引領幼兒教育工作者形成研究兒童、研究課程、研究教育教學方法的興趣和觀念，確保幼兒教育的科學性。
陳鶴琴這些開創性的思想和成果，集中體現在後來的全國幼稚教育課程標準之中。作為中國第一份完善的幼兒教育階段的課程標準，它影響的不僅僅是當時。我們從當前不少重要的幼兒教育文件中，仍舊能看到淵源關係。
遠瞻：至今仍“新”的幼兒教育主張
陳鶴琴對中國幼兒教育的遠瞻，從其較早時期的三篇議論文中可見一斑。這三篇文章分別是發表於《新教育》的《現今幼稚教育之弊病》，刊發於《幼稚教育》的《我們的主張》和《幼稚教育之新趨勢》。這三篇文章一脈邏輯，可以較為完整呈現先生關於當時幼兒教育的觀點。而令人歎服同時也值得深思的是，這些觀點，至今仍可稱得上“新”（意味著許多至今未能落實）。
《現今幼稚教育之弊病》中，開篇提到的一個總的現象是“中國的幼稚園大抵是抄襲外人的，而外人的幼稚園已時有改進，但我們還是墨守成規，不知改良，以致陳舊腐敗不堪聞問了。”這個問題被提出，其實恰恰反映了陳鶴琴關於中國幼兒教育的思想和實踐，都不是“崇洋媚外”的，這在《我們的主張》中也有印證。隨後，他分別指出四種弊病：“與環境的接觸太少，在遊戲室的時間太多”“功課太簡單”（不豐富）“團體工作太多”“沒有具體的目標”。在《我們的主張》一文中，第一條即是主張“幼稚園是要適應國情的”，提出從設備、玩具、教育內容都應該適應國情和本社會的需要。其他14條，許多主張是被我們今天幼兒教育較好吸收了的，比如“家園共育的責任”“以自然和社會為中心的課程”“課程的預設與生成關係”“兒童健康第一的教育目標”“養好良好習慣的目標”“採取遊戲式的教學法”“小團體教學法”“教師要做兒童的朋友”“幼兒教師需要充分的訓練”等這些主張，在今天我們幼兒教育中，有些已經較好落實，有些被十分重視正在被努力踐行。這都體現了陳鶴琴幼兒教育思想和實踐對我國幼兒教育發展的深刻影響。
然而，尚有不少主張和當年提出的弊病與趨勢，在今天仍舊是“弊病”，仍舊是遙遠的“趨勢”。比如“外國病”、缺乏適宜的質量標準和目標、“注重戶外活動的新趨勢”“注重自由活動的新趨勢”“幼稚園與一年級之聯絡”（近年重視的“幼小銜接”）“蒙養園的運動”（0-3歲嬰幼兒的看護問題）等。這些在今天仍舊是現存問題、仍舊存在理想“趨勢”中的問題，恰恰反映了陳鶴琴幼兒教育思想的遠瞻。
結語：對話過去 明鑑未來
歷史從來都不是虛妄，對歷史的回望，有助於人類對未來道路做出更明智的選擇。比如，這兩年，“未來幼兒園”成為熱議的話題，那麼有必要首先回頭看看歷史是否完成了它當初的未來猜想？在完成和未完成之間，一定有值得我們當下反思的命題：
1.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場域裡，陳鶴琴等前輩熾熱的家國情懷和對兒童的熱愛是怎麼形成的，又是如何完美作用於兒童教育事業的？
2.如何處理“本土”與“外來”的關係？何以實現中國特色的幼兒教育理論體系和實踐圖譜？（陳鶴琴留學歸來，可是他近500篇文章裡，我們看到的是樸素和通俗的語言；實踐中我們看到諸多中國傳統元素的玩具和遊戲活動。）
3.何以幼兒園中充足的戶外活動和自由活動，在今天依舊難以保證？
4.何以“小學化”與“功課簡單”的弊病共存近百年，幼小銜接問題亦始終無解？
5.百年曆史迴響，我們應該堅持什麼？突破什麼？走向哪裡？
讓環境成為幼兒教育的“最佳合夥人”
揚州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教授 博士生導師
朱季康
“五四”時期前後，一些學者對西方幼兒教育家所關注的環境因素對幼兒教育的價值作了引介與思考。1920年，謝頤年在《兒童時期的重要與家庭的改造》一文中引用杜威的觀點，稱：“社會與個人間，是先有了社會的風俗，而後有個人的習慣。足見個人受四周境遇制裁與改化的力量，非常之大。”環境，做為一種影響幼兒教育的關鍵性因素，逐漸進入我國教育界的視野。他們心中的藍圖是構建與幼兒良好的環境因素，包括自然、社會與家庭環境，使之成為幼兒教育的“最佳合夥人”。
自然環境：幼兒教育的本真內涵
在現代社會中，自然界對於人類生活而言，已經是次要的環境因素，但其所具有的原生態特徵，卻是幼兒成長所需要的必然條件，是他們所需要的一種本真內涵。
為幼兒維護一種自然而無約束的環境，讓他們保持來自自然的純真本性，是讓幼兒們與自然環境相契合的前提要求。著名兒童教育家艾倫凱在其名著《兒童的教育》中提到幼兒教育的本真應創造一種能夠維持幼兒本性的自然環境，直至其成長至與成人界限的交接。這個理念就是要在幼兒的內心和外界間保持自然的聯接，在幼兒適應成人世界之前，要為幼兒提供一種從外部環境到內部心態的安寧狀態。為此，就需要積極引導幼兒去觀察、適應與學習自然。由此，使兒童得到自然環境的幫助，獲取自然界的知識，成為其邁開為世界一分子，為人的第一步。如讓幼兒觀察四季花開與蜜蜂採蜜，使他們認識花卉與蜂蜜的知識。通過這種讓幼兒與自然界四季生物親密聯繫的環境的建構，可以使幼兒獲得生長與發展相關的知識概念，瞭解到動植物等自然界事物的相互聯繫。這種環境有利於幼兒探索求知的啟蒙。幼兒成長中的自然環境是需要積極維護的，保持對幼兒健康有益的自然環境與保持幼兒內心的自然本性同等重要。
家庭環境：幼兒教育的本初空間
家庭教育是家庭生活的中心，是夫婦生活的目的，是幼兒教育的本初起點。“五四”時期，一些西方幼兒教育家們關於家庭環境與幼兒教育的關係理念也被引介進來。德國學者韋德曾經提出當幼兒能注視一物或玩弄一物有興味時，即可為實施教育之起點。從這個意義上看，幼兒教育啟動時的空間環境即幾乎等同於幼兒的家庭環境，家庭環境是幼兒教育啟動的本初空間。
他們認為幼兒成長的家庭環境因素包含著家庭物質與家庭成員兩個子環境因素。兩者都對幼兒的發育生長起作用，也同樣制約著幼兒教育的實際效果。幼兒健康成長所需要的家庭物質環境應是一個安全、衛生的空間與溫暖、充足的飲食及物質供應所組成的有機綜合體。良好的家庭環境可以改造教育幼兒，使之具有成為任何一種優秀人才的潛力。正如當時美國學者華生的觀點：“任何常態的兒童，只要有適宜的環境和教養，不管他的才能、嗜好、趨向、職業和祖先的種族如何，皆能造就為一種專家——醫生、律師、大商賈，乃至乞丐盜賊。”家庭環境中的空間、陳設、佈置、飲食等諸多方面都與幼兒的成長髮育有著莫大的關聯，尤其在培養幼兒想像力、激發其感情方面有積極作用。在家庭日常飲食的過程中，可以誘導幼兒知曉飲食的禮節，培養起他們對於勞動的習慣與興趣。如美國學者韋氏著書《白色的教育》，專心研究幼兒居所的色調與幼兒成長環境之間的關係。蒙臺梭利對幼兒的飲食研究也十分用心，在食品的新鮮度、多樣性上提出了很多科學性的要求。
社會環境：幼兒教育的本色底蘊
對於幼兒來說，託兒所等幼兒教養機構是對幼兒生長具有重大影響的社會環境因素，是幼兒社會環境的另一組成部分，是家庭環境的重要補充，是幼兒教育本色底蘊的顯示。
1916年，顧樹森、王維尹合作翻譯了《蒙臺梭利教育之兒童》一文，對蒙臺梭利關於兒童園環境對於幼兒的感化力作了直接而具體的描述。蒙臺梭利認為託兒所等幼兒教養機構的良好環境除了與家庭環境類似的要求外，還應有能夠起到啟迪教育幼兒社會性發展的特殊要求。同時，有效的溝通家庭成員與此類機構之間的聯繫，共同為幼兒建構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也是十分重要的一環。作為相對專業化的各類幼教機構，它們應負擔起對幼兒家庭成員實施幼教的指導責任。除了傳統的幼兒教養機構外，在當時的歐美諸國，一些新生的有助於幼兒成長的機構也出現了，如兒童博物館。這是一個可以讓幼兒得到充分自由、受著環境薰陶的天地，這種兒童博物館的設置確能對幼兒產生一定的教育效果，如兒童博物館。兒童博物館與普通的博物館不一樣，所陳列的則都是足以啟發兒童成長慾望的日常生活用品，且是允許兒童們任意摩挲撫玩的。對幼兒對實際智識的學習、幼兒疑問精神的養成與他們讀書興趣的誘進等方面，兒童博物館都顯得比許多託兒所、學校更有成效。這種契合幼兒環境教育的實踐讓幼兒自由地處於遍陳著有激誘性的材料的環境中，能充分發揮他們的好奇心和能力，得到更多的進步。
“環境足以影響兒童的行為。”無論是自然、家庭，抑或社會環境因素，其與幼教的聯繫觀念都成為了“五四”時期中國幼兒教育家所必須關注的內容。也對於我們今天以深刻的啟發。
本位在幼 置重於“未”
福建師範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 鄭敏希
時值2020年5月4日，我們距離1915年以創立《青年雜誌》為標誌的新文化運動、距離1919年在北京由青年學生們發起的那場愛國主義運動、距離1919年杜威來華講學，均已百年。我們常說：“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此時，我們反思當代的教育活動，恰是應和了樹人的百年之期。在談及新文化運動對教育所產生的影響時，劉曉東教授認為，這場對舊文化、舊道德進行猛烈批判的運動為抨擊舊兒童觀和舊教育觀提供了契機。他指出在舊見解中“本位應在幼者，卻反在長者；置重應在將來，卻反在過去。”
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將矛頭對準了封建社會中的種種頑疾，渴望通過文化的變革帶來社會的新生，而杜威的來華則將新文化的樣貌更為清晰地展現在眾人眼前。杜威指出，“現在，我們教育中將引起的改變是重心的轉移。這是一種變革，一種革命，是哥白尼在天文學中從地球中心轉移到太陽中心一類的革命。在這裡，兒童變成了太陽，教育的一切措施要圍繞他們而組織起來。”杜威希望以“兒童中心”取代舊教育中“教師中心”和“教材中心”的狀況，亦成為百年來我們在教育活動中不斷協調與嘗試實踐的教育理想。
近年來，我正從事於兒童哲學的研究與實踐，這是一場受杜威教育哲學影響頗深的教育實踐改革，在兒童哲學的活動中，原本古老、抽象的哲學思想，亦能在幼兒園中找到其生長的土壤。之所以能將哲學與幼童聯繫在一起，僅從以往哲學的教學方式中是絕對找不到其實現手段的，正是杜威所反對的“教師中心”和“教材中心”才給予了兒童哲學發展的空間。
在兒童哲學的實踐活動中，教師作為活動的促進者，主要的工作是為兒童提供與他們生活經驗相關，且能激發兒童興趣的素材，並在課堂上引導兒童自行提問並尋求解答。教師在這一過程中，儘可能多地協助兒童思考，鼓勵兒童相互協作，共同探究。兒童哲學課堂上所提的問題多是開放性的，即問題的答案並非只有一個，因此問題的答案既不存在於教材中，亦不存在於教師口中。兒童哲學活動沒有傳統意義上的教材，儘管有類似李普曼等人所撰寫的兒童哲學小說與教師手冊可以作為課程的參考，但小說的內容基於兒童的現實生活，且教師手冊中僅提供開展活動的方法與提問的策略，並不涉及標準答案。同時，各種不同類型的文本、影視資料、活動均可以作為兒童哲學的刺激物，因此教材的概念在兒童哲學活動中亦逐漸被淡化。
隨著教師與教材角色的改變，兒童在教學活動中的核心地位卻日漸凸顯，兒童哲學的創始人之一李普曼教授指出，“學校如以教育為其使命和目的，就應該全力幫助兒童去發現、去獲得與自己的生活經歷有關的各種事物的意義。”李普曼將教育看作是兒童發現意義的過程，同時強調意義不似物件般可以被傳遞、給予，發現意義是需要主體參與的活動，是對認識活動中兒童主體性地位的極大弘揚。因此，兒童哲學的教學目標並不存在於分散的知識點中，而是致力於兒童能力的發展之上，努力提高兒童在批判性思維、創造性思維以及關懷性思維等方面的能力，這些能力將伴隨著兒童的成長，為他們走向社會提供更好的支撐。
正如杜威在其教育即生長的思想中提到的：“這個朝著後來結果行動的累積運動，就是生長的涵義。生長的首要條件就是未成熟狀態。……但是，未成熟狀態這詞的前綴‘未’卻有某種積極的意義，不僅僅是一無所有或缺乏的意思。”百年間的破舊立新，將兒童從沉重的勞動中解放出來，給予他們以符合天性的教育，甚至將所謂高深的哲學搬進了幼兒園中，皆是對“未”的逐漸瞭解與尊重，相信在兒童的身上潛藏著人類發展的力量與未來社會的諸多可能。
蔡元培美育思想對幼兒美育建構的意義
《幼兒教育導讀》主編
熊志剛
五四新文化運動不僅給中國思想文化發展帶來深遠的影響，而且也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美育的科學化和大眾化，在這場激盪人心的文化運動中，蔡元培先生無疑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之一。蔡元培先生從當時的時代背景出發，在《對於教育方針之意見》中就國民教育方針上提出了五育並舉的教育主張。其中世界觀教育和美育，是針對“立人”的思想提出來的，其美育主張與王國維、朱光潛等人的美育探索共同開啟了中國現代美育思想發展的歷程。蔡元培先生由於其身處的社會地位的特殊性，他在新文化運動中的教育思想、美育主張自然受到了社會的高度關注。他首先針對當時新文化運動展現出來的弊端和即將出現的問題提出“文化運動不要忘了美育”的思想，在文化運動中存在有相當部分人的盲目急切、行動熱血衝動，缺乏對文化、對中國、對世界、對自己的正確認識，在價值觀、人生觀、世界觀上是殘缺的。針對這種現象，蔡元培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著名主張和號召，主張以美育來啟蒙、關懷人的發展，以美術的教育來提高國人的情操，使之擁有一種超越利害功利的興趣，消除人我劃分的偏見，這種“立人”的美育思想是對人類自身的一種終極關懷！與當前我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的“立德樹人”的思想具有文化傳承的一致性！
五四新文化運動帶有強烈的“啟蒙與救亡”的政治理想，以蔡元培先生為代表的美學家們希望通過改造人的內在和基礎的情感開始，通過審美教育來改造國人的世界觀、價值觀以及信仰，最後得以達到改造現實社會的目的。但是，以蔡元培為代表的中國現代美學家們的美育主張和實踐中的行動，卻客觀上在中國的現代教育思想上關注並推動了人的全面發展的教育觀。他們對中國現代美育思想的定位不約而同地選擇了“美育之父”席勒在其美育理論中主張美育作為人從自然狀態經過審美狀態達到理性（道德）狀態的中介地位的美育定位，強調了美育對於人類發展的基礎性地位。這種選擇彰顯了中國現代的美學家在吸收西方美學思想時並沒有完全拋棄中國的傳統文化，這與當時的文化運動中部分人以“打倒孔家店”為己任的盲動者、激進分子不同，他們從審美的角度切入問題，冀以美育的途徑，把西方現代美育理論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詩教、樂教思想相結合，從情感的內在性入手，強調了感性在人格培養中的基礎性地位，更加關注如何從感性入手來培養感性與理性協調發展的完全的人。
蔡元培在《美育與人生》一文中，鮮明地指出了美育的功能作用，他指出：“人人都有感情，而並非都有偉大而高尚的行為，這是由於感情推動力的薄弱。要轉弱而為厚，有待於陶養。陶養的工具，為美的對象，陶養的作用，叫做美育。”並進一步指出：“美育的目的，在陶養活潑敏銳之性靈，養成高尚純潔之人格，故為達到美育實施之藝術教育，除適當之課程外，尤應注意學校的環境，以引起學者清醇之興趣，高尚之精神。” 蔡元培先生關注美育使人高尚純潔的問題實質是從當時的時代背景出發的，希望通過美育達到改造人的目的。基於此，蔡元培先生提出了生活中踐行美育的具體方法措施，他把美育分成三個部分：“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並進一步指出三個部分應相互貫穿，相依相成！蔡元培先生的美育思想和實施方法給現代幼兒教育中的美育課程建構提供了積極的指導意義。他甚至具體提到當時的幼稚園美育課程的目標和建構，認為幼稚園的美育課程應迎合孩子的興趣，讓孩子自主接受舞蹈、唱歌、手工課，以培養孩子的美感。
蔡元培先生在美育主張中非常重視環境的作用，指出一定要讓嬰幼兒身處符合其身心發展需要的環境，要有適宜的音樂、雕刻、圖畫書的陳列，成人的語言動作、衣著打扮都要有一種優美的表示等。認為美育的實施需要一種普遍的環境對人的審美觀念、審美理想和審美能力的薰陶影響，這個環境包括物質環境、地理環境和人文環境，蔡元培先生對環境的重視具有獨特的視野和高度，他認為美育必須與文化建設發展聯繫起來，主張人們要多去美術館、博物館、音樂會、美術展覽會，甚至是植物園、動物園，國家和社會要廣泛地建設這些場館，要通過國內外的優秀文化來薰陶、培養國人的的審美情操，淨化國人的審美理想。蔡元培先生的美育思想以及美育實施的具體方法路徑，彰顯了“以人為目的”的現代教育價值觀，對當前國家教育部提出的要科學定位美育的課程目標、構建大中小幼相銜接的科學美育課程體系，加強校園文化環境的育人作用，統籌整合校園與社會的美育資源，保障美育的健康發展依然具有很強的現實指導意義。
101年前的新文化運動中，中國知識分子熱衷於對國人某些理性精神缺乏和道德墮落的反思批判，而當下的時代已進入到人工智能的時代，科學教育無疑在社會中佔據了主導地位，思想界和知識界開始關注反思知識理性精神建設帶給國人的現代文明焦慮。本是人類製造了機器，但是卻變成了機器的奴隸，受到機器的指揮和驅使，人與人之間的面對面互動越來越少，並很快成低齡化趨勢，孤獨、冷漠、甚至殘忍成為人類科學文明帶給人的情感疾病。蔡元培先生早在100年前已經認識到這個社會未來的情感疾病，他在論及科學與美育時，明確指出：“科學愈昌明，宗教愈沒落；物質愈發達，情感愈衰頹”。指出：“人類與人類便一天天隔膜起來，而且互相殘殺”。蔡元培先生大力張揚美育，就是預見了人類需要在人工智能時代當自身被科技文明成果異化時，能通過美育找回自己失落的情感。
蔡元培先生關於科學與美育的主張和見解，對當前的幼兒園科學教育開展有很好的啟發，幼兒的科學教育首先是要培養幼兒對科學的情趣，保護好幼兒的好奇心、這種好奇心的保持一定是建立在濃厚的興趣之上的，如引導幼兒對光的認識時，可以與色彩聯繫起來，幼兒園遊戲中的很多玩具都在某種程度上與一定的有趣的科學現象有聯繫，尤其是現代的玩具或者教具，總是與一定的聲光電有聯繫，都可以成為美育的資料。在科學教育中滲透美育的元素和思想意識，寓教於樂，符合幼兒的思維發展和認知發展，使科學教育富有趣味性、遊戲性，激發幼兒的主動探究的慾望，能用自己的方式去主動體驗、操作、創造，保證了幼兒的快樂健康成長！
五四時期留下了哪些幼兒教育遺產
《教育發展研究》副編審
南鋼
五四新文化運動是我國近代以來影響最為深遠的一次思想啟蒙和文化重建運動，它對我國國家道路選擇、社會制度建構、現代思想重塑乃至國民性格轉型等都有著重要意義。百年來，人們對五四時期留下的歷史文化遺產展開了多方面的深入研究。今天，五四時期留下的豐厚精神文化遺產已經融入民族復興的偉大征程，化作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的核心要義，成為實現兩個百年目標的重要指引。去年，我國發布了《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明確了未來我國教育現代化的時間表和路線圖，那麼如何保證我國教育現代化的進程，離不開對作為中國教育現代化發軔階段的五四時期教育遺產的挖掘。
五四時期是一個思想文化大變革的時代，受新舊衝突和中西論爭的影響，各派思潮迭起、多方思想碰撞、多元知識匯聚、多種理論生成，呈現出百家爭鳴錯綜複雜的思想譜系和知識圖景。就教育而言，一方面，作為知識傳播的基本途徑，教育成為各派思想理論擴大自身影響的主要陣地和渠道，另一方面，作為人文社會科學的重要分支，教育學科也在與各派思想理論的互動中不斷選擇並建構起近代的教育學知識體系，促進了近代教育改革，推動著我國教育的現代化進程。那麼，從幼兒教育的角度來看，五四時期留下的遺產有哪些呢，我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基於“兒童的發現”的兒童觀變革。“兒童是什麼”是事關整個幼兒教育體系與發展的首要問題，五四時期，伴隨著西方民主思想的傳播和對傳統封建宗法等級思想的批判， 傳統父權家長制下的“長者中心”兒童觀日漸式微，取而代之基於“兒童的發現”的“兒童中心”兒童觀。在傳統社會，兒童是父母的附屬品和私有財產，沒有獨立人格，僅是一種工具性的存在，旨在傳宗接代、延續香火，以免招致“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罵名。五四時期，伴隨社會上興起的婦女解放運動，特別是杜威來華講學，兒童中心開始走進國人的視野，發現兒童、解放兒童也成為這一時代的普遍呼聲，如魯迅就發出“完全解放了我們的孩子”的吶喊，主張對孩子要“完全的解放”、“盡力的教育”、“合理的做人”，這樣才能煥發兒童的創造性，發展成一個“獨立的人”。1923年，凌冰在《兒童學概論》中進一步指出：“兒童不是一個‘具體而微’的成人。他的身體，他的各種天性，他的知力，都是未甚發達，不是和成人一樣。所以教育兒童的方法，也不能和教育青年或成人的方法一樣。”之後，近代教育家普遍以兒童的發現和解放來觀察兒童、研究兒童，這成為近代幼兒教育的重要特徵。
第二，基於個性主義的幼兒教育模式建構。五四時期是一個破舊立新的時代，作為對封建專制思想的批判，個性解放成為這一時期的重要潮流。這一時期，人們對傳統漠視幼兒個性和人格獨立的做法進行了猛烈批判，為幼兒個性自由的實現奠定了輿論基礎。個性解放首先要尊重人的尊嚴，肯定人的價值，其次要順應並促進人的本性的自然發展，再次是發現幼兒的獨特個性特徵並實現其發展，最後是形成個性獨特的“我”之存在。在五四個性解放的洪流中，我國通過對兒童心理和教育研究成果的譯介和研究，展開了個性化幼兒教育模式的初步探索。如在教育理念上，自蔡元培就提出了“與其守成法，毋寧尚自然、展個性”的主張，影響了整個民國時期的教育實踐；在教育宗旨上，1922年《新學制》明確把“謀個性之發展”作為七項教育標準之一；在教育原則上，自《教育雜誌》於1920年第12卷第1號發表《美國之自動教育法》後，自動主義便成為此一時期影響最大的教育原則，旨在使兒童成為“自動的求知者”、“自動的思考者”並“能自動的將知識應用到實際上去”；在教育方法上，明確要求“個人各秉特殊之天性，教育即當因個人之特性而發展之，且進而至其極”；在師幼互動上，要求從“研究應如何教人”轉向“覺悟人應如何教”，體現出兒童本位的追求。
第三，基於科學主義的幼兒教育實驗。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德先生”和“賽先生”的熱切呼喚，使科學精神和科學主義成為這一時期批判傳統的有力武器。近代科學特別是自然科學的飛速發展不僅使人們相信自然科學的力量，也使自然科學方法成為科學研究的普遍方法。受其影響，教育學唯有把自身建立在實驗心理學的基礎上，也才能成為真正的科學。在此背景下，一方面，近代教育家將西方近現代兒童心理學的理論成果與研究手段引入兒童教育領域，自覺運用統計、測量、調查、實驗等科學方法研究兒童教育，使兒童教育研究逐步走上與兒童心理學相結合並以之為基礎的科學化道路，其主要代表是陳鶴琴，他不僅出版了當時對智力測驗運動產生較大影響的《智力測驗法》一書，而且基於第一手觀察資料寫就《兒童心理之研究》，甚至還創辦我國最早的幼兒教育實驗中心——南京鼓樓幼稚園開展持續性的課程改革試驗。另一方面，教育家們對國外教育教學改革模式進行了本土化改革試驗，其主要代表是俞子夷，他深受杜威的影響，力圖把杜威的實驗主義帶入中國，堅決反對把兒童培養成“小名士、書呆子、文憑迷”，主張以兒童生活為中心，從兒童自發活動出發，促進兒童的經驗生成和智慧發展，而他對設計教學法、複式教學、道爾頓制等的本土實驗都體現了這一思想。
第四，基於發展道路的幼兒教育中國化探索。民國初年雖然有三種類型幼稚園，但影響較大的卻是宗教式幼稚園和日本式幼稚園，國人自辦的普通幼稚園不僅數量少，而且規模小，致使我國幼稚園的發展出現了諸多問題。陶行知先生從近代中國的實際出發，曾深刻揭露了幼稚園的外國病、花錢病和富貴病，批判其不適合中國國情，要求應辦中國的、平民的和大眾的幼稚園，從而開啟了幼兒教育的中國化探索。具體來說，五四時期幼兒教育的中國化探索主要從三個方面展開，一是幼兒教育理論的中國化。如陳鶴琴建構了包含目的論、課程論和方法論在內的完整的活教育理論體系，陶行知則以“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為基礎構建了生活教育理論，它們共同構成近代中國最具本土化的教育理論。二是幼兒教育改革實踐的中國化。如陳鶴琴在鼓樓幼稚園的本土化改革實踐、陶行知在燕子磯幼稚園的改革探索以及張雪門關於如何建立具有中國本土特點的正規的、標準的、高水準的幼兒教育機構的論述等，極大地推動了幼稚園改革實踐的本土化進程。三是幼兒教育制度的中國化。這主要體現在1922年《新學制》將“蒙養園”改為幼稚園，成為近代學前教育機構通行的“學名”。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幼兒教育進行了有益探索，成為解放後推進幼兒教育改革的寶貴經驗，代表了中國幼兒教育的發展方向。
今天，立足新時代來審視我國的幼兒教育改革，固然有許多改革的難點和焦點問題，這雖是新問題，但卻可以從歷史遺產中汲取智慧。事實上，當我們今天在梳理五四時期留下的幼兒教育遺產時就會發現，這些遺產不僅沒有過時，相反在今天愈發顯示出其重要的當代價值和現實意義，諸如構建中國特色學前教育體系、深化農村學前教育改革、推進普惠園建設、提升學前教育質量、體現兒童立場等，都可以從五四的幼兒教育遺產中獲得諸多啟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