壓縮歷史的座標軸，孔子得以與明朝的倆人相遇。倆人見孔子，是“望之儼然”（遠看莊重嚴肅），孔子曰：
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兩人頓時感覺“即之則溫”（接觸後，很和藹可親）。接著孔子說：師也過，商也不及（師的言行過於激進，商稍微不足）。倆人“聽其言也厲”後，點頭稱是。 “師”是明朝薊遼督師袁崇煥，不僅將當年的“五年復遼”說成是“聊以聖慰”，還擅殺平遼總兵毛文龍，落得凌遲的下場。而“商”是時任南京兵部尚書的史可法，他何以不及，落得兵敗被俘呢？兵部尚書
歷史上的知名人物，出生時大多有傳奇色彩，史可法也不例外。
史可法
《明史·史可法傳》：史可法，字憲之，祥符人。祖應元舉於鄉，官黃平知州，有惠政。語其子從質曰：“我家必昌。”從質妻尹氏有身，夢文天祥入其舍，生可法。以孝聞。
說其出生之時，母親夢到文天祥進入屋內，文天祥是宋代的民族英雄，因不肯投降元朝，而殺身成仁，似乎史官的筆下，也隱含了後來史可法的相同命運，其因孝順為人所知。1628年，即崇禎元年，史可法高中進士後，出任西安推官;1639年，為岳父守孝期滿被任命為戶部右侍郎，總管漕運，巡撫鳳陽、淮安等地;至崇禎十七年（1644年），已是擁有實權的南京兵部尚書。
1644年三月，大順軍攻破北京城，崇禎皇帝心灰意冷，在煤山自縊。在中華大地的北方同時存在了大順與後金兩個政權。而明朝特有的“兩京制”，即除了首都北京之外，還留有一套行政系統在“留都”南京，以防不測之時。相對來說，南京的六部多為虛銜，沒有實權，但地位一般與北京相應的部門相當。但南京的兵部尚書、守備太監是握有實權的官職。
1644年政權分佈圖
而史可法作為是時南京的“一哥”，得到北京淪陷的消息，準備率兵北上“勤王”之時，竟然道聽途說，相信崇禎太子逃出的消息，而按兵不動，直到差不多半個月之後，從南下逃亡的大臣確認崇禎皇帝自縊，才想要以自殺殉國。真的為皇帝擔憂，也不必猶豫半個月之久吧。關乎“國本”，哪怕派人打聽消息，可否？此為一“不及”。
定策失誤
國不可一日無君，大明還坐擁“江南富庶之地”在內的半壁江山，當務之急是迎立新君。當時，崇禎的三位皇子為大順軍俘獲，按照血緣關係親近來看，應該立福王，原因有二：
- 明神宗長子朱常洛（明光宗），也即是崇禎皇帝父親這一支的“全軍覆沒”。按兄終弟及，應該是明神宗三子福王朱常洵這一支。朱常洵身故，應由其子朱由崧繼位；
- 桂、惠兩位藩王輩分高崇禎一輩，不符合朱元璋《皇明祖訓》中：凡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須立嫡母所生者。庶母所生,雖長不得立。且桂、惠兩位藩王遠在廣西，而福王近在淮安。
然而，當年神宗皇帝因寵愛鄭貴妃，一直想立朱常洵為太子，正是由於東林黨人的據理力爭，神宗才未能如願。所謂的“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更像標榜的主義，正如《潛伏》裡面謝若琳所說：嘴上說的都是主義，心裡想的都是生意。此次迎立新君，東林黨人不是從大局考慮，想的是一旦福王繼位，會因神宗朝的舊事，讓自己將失勢，極力擁立光宗皇帝的侄子潞王。
此時作為兵部尚書史可法的意見，變得舉足輕重，其傾向東林黨的建議，同時也認為按照《皇明祖訓》，應該迎立福王。搖擺不定之時，曾在老福王手下服役，時任鳳陽守備太監盧九德，出面聯絡高傑、黃得功、劉良佐擁立福王朱由崧。三人通過擁立，迅速提升了在朝廷的政治地位，何樂而不為呢？如此，一下架空了三人的上司鳳陽總督馬世英。而原本馬士英與史可法商議後，是準備擁立桂王的。見此情形，馬世英見風轉陀，也加入擁立福王的行列。
馬世英
不明就裡的史可法還在與馬世英的信件中，繼續陳述福王的“七不可立”：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等。事畢，尷尬不說，還授人以柄。在福王是監國還是稱帝的問題上，史可法以“太子存亡未卜，倘南來若何？”為由，傾向福王監國，將福王得罪得徹徹底底。此為二“不及”。
偏安一隅
崇禎一死，需要有個強權政治人物凝聚力量。但史可法的二“不及”，對於南明政權是致命的。是說福王得不到以東林黨人為主的文臣支持，只好將眼光投向武將，原本作為維繫這一平衡的史可法，卻因為自己的猶豫，不僅遭到福王的記恨，而且讓馬世英等武將有可乘之機，以定策有功變得跋扈，居功自傲，導致內訌，同室操戈，造成了南明政權內部的分裂，而一度居於權力中心的史可法，就此大權旁落。
先是朱由崧與馬世英“演雙簧”，將馬世英召入內閣輔政，排擠史可法。無奈之下的史可法只好自請，督師江北四鎮：
- 黃得功：年少從軍，因戰功而封為靖南伯，駐守真州；
- 高傑：原為李自成部將，因給李自成戴綠帽而投奔明朝，駐守揚州城；
- 劉良佐：因常騎一匹雜色馬，人稱花馬劉，駐守壽縣。需要特別說明的是，他弟弟劉良臣早在1631年隨祖大壽投降後金；
- 劉澤清：大順軍迫近北京之時，他謊稱墜馬，拒不奉詔北上。陰差陽錯加入了擁立福王的隊伍，駐守淮安。
江北四鎮
此時的史可法雖有收復失地之志向，但也只是志向，不僅體現在外部是擺出重兵防守的，大有偏安江南一隅之勢，而且內部還得不斷調停四鎮之間的矛盾升級。如高傑貪圖揚州的富庶，欲將家眷安置在城內，但因其曾在揚州燒殺搶掠，揚州百姓拒絕其入城，引發了高傑的攻城。最後是史可法的調停，才讓事態平息。故言史可法缺少決斷力，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只能做個“補鍋匠”。
當朱由崧繼位，是為弘光皇帝。弘光朝臣竟然可笑的認為：吳三桂投降後金，聯兵擊敗大順軍，光復北京，稱為“借虜平寇”。以致於史可法駐守與山東相鄰的江淮，即便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即可收復大片失地，史可法仍按兵不動，擔心觸怒後金，坐失良機。此時後金軍隊主力正與大順軍鏖戰西北，無暇顧及佔領的廣大地區，此為三“不及”。
結局
擊潰大順軍的後金政權，騰出手來對付南明政權。首先是，劉良佐和原高傑兩部投降了後金，接著是總兵張天祿、張天福。史可法只能死守在揚州城，部將認為揚州城地形較低，城外能俯瞰城下，應該將樹木砍掉，否則於己不利。史可法答覆的是：
那是人家的祖墳，我不忍心砍伐。你們認為難守，我來守。兵敗城破，史可法自刎未遂，終於雄起了一回，大呼曰：“我史督師也！”最後，被俘遇難。總的來說，史可法空有赤誠之心，卻無安邦之才。但其廉潔勤慎和寧死不屈，似乎又讓人肅然起敬。南明也不是一個史可法可以支撐起來的，誠如開頭所說的，或許這時候需要的是“師也過”，但也僅僅是苟延殘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