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待士大夫可謂厚矣！惟其給賜優裕，故入仕者不復以身家為慮，各自勉其治行，觀於真、仁、英諸朝，名臣輩出，吏治循良，及有事之秋，猶多慷慨報國，紹興之支撐半壁，歷代以來，捐軀徇國者，惟宋末獨多，雖無救於敗亡，要不可謂非養士之報也。” ——《廿二史札記》
都說宋朝是讀書人最好的時代，而從在宋朝滅亡500多年後，生活在待遇士大夫亦頗優厚的清朝的趙翼對宋朝那滿是追憶和嚮往的記錄來看，想必“宋朝遇士之厚”已然是百代之共識了。那麼宋王朝到底做了些什麼？才會讓後世的文人士大夫對他如此魂牽夢繞，念念不忘呢？
一：崇文重教——改革並完善科舉制度
就在前一篇文章中，我們就曾對建國之初的宋太祖迫於現實的無奈而不得不選擇與當時剛剛崛起但勢力卻極為可觀的庶族士大夫合作的事實有所分析。但政策雖說是定下來了，可對於剛剛從“五代十國”的大亂之世走出來大宋百姓而言，他們又哪裡能夠馬上領會宋太祖趙匡胤的良苦用心呢？畢竟，就當時“天子無定位，城頭變幻大王旗。”的社會現實而言，誰又能保證宋王朝能夠一直走下去呢？所以，對於當時渴望建功立業的有志青年而言。“棄武從文”都是一筆不划算且不明智的買賣。
有鑑於此，雄才大略的宋太祖隨即決定以舉行科舉的方式來向天下的文人士子表明自己矢志求治的決心和魄力。於是，在繼位僅一個月後，宋太祖悍然無視國家尚處於戰爭之中的現實，在汴梁開科取士。以此來向天下人展示大宋王朝渴望“偃武興文”，與天下人士子共治天下，天下百姓共享太平的心願。
不僅如此，為了使更多的人能夠感受到朝廷“無材不取”“無材不用”，凡有一己之所長皆可以舉仕以為民但誠意，武將出身從宋太祖開始了其對科舉制度大刀闊斧的整改運動。
1、一改隋唐以來獨重進士與制科的慣例，對科舉的類目和等級進行細化，以此為天下人才廣開方便之門。
宋之科目，有進士，有諸科，有武舉。常選之外，又有制科，有童子舉，而進士得人為盛。神宗始罷諸科，而分經義、詩賦以取士，其後遵行，未之有改。
2、為防止隋唐以來就普遍存在的“科名多為勢家所取”的情況再次發生，進而最大限度的保證寒門庶族子弟權利，宋太祖專門下令，凡“食祿之家，有登第者，禮部具姓名以聞，令覆試之，合格乃賜第。”且不說這條政策能否得到嚴格的落實，可單就宋太祖對待天下寒門士子的態度而言，就足以令那些日夜期盼能夠“行聖人之道，致堯舜之政”的讀書人喜極而泣了。
3、在全國境內設置專門的應考場所，而對於前往地方主考的考官也是一再甄選。不僅如此，他還發明瞭空前絕後的“糊名法”，進而行之有效的避免了私相授受和偏幫偏信之事的發生，一定程度上確保了考試的公平公正。
4、對於多次參加科考，卻因為才力不濟而始終未能獵取功名的人，宋太祖為了“嘉勉其志”，不惜特地為他們增設“恩科”之稱，後世所謂“恩科進士”就是由此而來。
開寶三年（970年），詔禮部閱貢士及十五舉嘗終場者，得一百六人，賜本科出身。特奏名恩例， 蓋自此始。
5、而相對於以上幾條措施而言，一方面為了使天下士子能夠死心塌地的為趙家服務，另一方面則出於儘可能避免門生故吏遍佈朝堂的派系勢力的產生。貌似粗豪而實則精細的宋太祖竟破天荒的提出“親臨試”的要求，而也正因此，後世經過皇帝親自選拔而獲得功名的人也就有了所謂“天子門生”的響亮稱呼。試問，在皇權至上的時代裡，還有比這更榮寵，更激動人心的事情嗎？
昔者，科名多為勢家所取，朕親臨試，盡革其弊矣。
而就在宋太祖這一系列的組合拳得以徹底貫徹之後，那些心懷觀望之情的文人士子終於按捺不住內心的激動和渴望，紛紛加入到獵取功名的行列之中。所謂“此消彼長”，隨著文章風氣的盛行，興武的念頭自然也就逐漸淡漠，建國不過數年的大宋王朝竟儼然有了些許“致治”的模樣。
二：偃武興文——丞相非文官不能任
國人向來注重修史，因為讀史可以明智，可以讓人“以史為鑑”。但人的記憶卻又是如此神奇——只相信自己願意相信的東西，而這也就是為什麼作為“五代十國”以來第一個實現版圖統一的大宋王朝，竟然會選擇性的對曾經繁榮強盛、萬邦來朝的大唐視而不見，而只將眼光死死的盯著由“四分五裂，兵燹遍佈”的五代十國的原因。
太祖謂趙普曰“: 五代 方鎮殘虐 ,民受其禍。朕今選儒臣幹事者百餘 ,分知大藩 ,縱皆貪濁 ,亦未及武臣一人也。”
“前車之鑑，後車之師。”正是出於對武將集團的厭惡和忌憚，生性機警的宋太祖才慎而重之的定下“虛外守內，強幹弱枝”的基本國策。而為了能夠徹底壓制武將的崛起與發展，深謀遠慮的宋太祖則索性將帝王的信任付託在士大夫身上，通過“宰相須用讀書人”的承諾來換取士大夫階層的忠誠。而大宋三百年的歷史也確實證明了其戰略的可行性與正確性。
而正是出於這樣的一種心理，所以，在因為戰功而迅速崛起的名將狄青被任命為樞密副使時，負責臺諫但文官集團才會像是被踩了尾巴一樣氣勢洶洶，急不可耐。甚至於連素有清譽的范仲淹、韓琦、富弼等人都對其群起而攻之。併為此而不惜搖動手中的筆桿，鼓動群情，煽動輿論，以狄青“家數有光怪，且姓合讖書。”“青每出 ,輒聚觀之 ,至 雍路不得行”為由對其進行人身攻擊。直至將青春正盛，年富力強的狄青逼死才善罷甘休。
所謂“上行下效”，就諸名臣不顧聲望廉恥而集體針對狄青的情況來看，趙匡胤當年所倡導的“以文抑武”的戰略顯然已經深入人心。但也正是因為這種片面極端的治國之術的引導，不僅使天下人在心中培養起一種“蔑視武人”的觀念，出現了“但願讀書，不願從軍”的惡劣後果。而且更重要的是，宋代亦因此而背上了“弱宋”的稱呼。但或許這也就是趙匡胤所期望達到的政治效果吧。畢竟，不管怎麼看，搦管臨朱，吟詩作賦的文人雅士都要比手持刀槍，橫行無忌的武人來的安全而靠譜。
三：君臣共治——殫天下之財以奉養文士
“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自有稻梁謀。”伴隨著宋真宗趙恆的《勸學詩》，大宋王朝的“文治”終於又踏上了一個嶄新的高峰。統治者極力倡導的“以文為貴”的思想開始深入人心，並在經過長時間的現實積澱和利益驅使之後成為一種潛意識的仰慕與追求。從此之後，宋人讀書求學之風大盛。而中國歷史上最早的書院亦因此而應運而生。
“為父兄者 ,以其子與弟不文為咎 ;為母妻者 ,以其子與夫不學為辱。”
自仁宗命郡縣建學，而熙寧以來，其法浸備，學校之設遍天下，而海內文治彬彬矣。今 以科目、學校之制，各著於篇。
當然，“世間熙熙皆為利來，世間攘攘皆為利往。”純粹的口號是不足以鼓動起天下人的讀書慾望的，即便貴為皇帝亦是如此。所以說，宋人文風鼎盛最重要的原因正在於讀書人能夠享受到最優厚的國家待遇。據《宋史.職官志》記載：
京朝官，宰相、樞密使月三百千，春、冬服各綾二十匹、絹三十匹、綿百兩；參知政事、樞密副使月二百千，綾十匹、絹三十匹、綿五十兩，其下以是為差；節度使月四百千，節度觀察、留後三百千，觀察二百千，綾絹隨品分給，其下亦以是為差。此正俸也。
其祿粟，則宰相、樞密使月一百石；三公、三少一百五十石；權三司使七十石，其下以是為差；節度使一百五十石……此亦正俸也。
俸錢、祿米之外，又有職錢。至崇寧間，蔡京當國，復增供給食料等錢。俸錢、職錢之外，又有元隨、傔人衣糧。衣糧之外，又有傔人餐錢。
此外，又有茶酒廚料之給、薪蒿炭鹽諸物之給、飼馬芻粟之給、米麵羊口之給。
其官於外者，別有公用錢。公用錢之外，又有職田之制，兩京、大藩府四十頃；次藩鎮三十五頃；防團以下，各按品級為差。選人、使臣無職田者，別有茶湯錢。
據此，我們也就可以理解為什麼即便是五百年之後的趙翼也要對宋代的官員感嘆連連，歆羨不已了。但這卻僅僅只是俸祿而已。因為在《宋史.職官志》中還記載著更加動人心魄的賞賜：
宋制：每三歲一親郊，大小各官皆得蔭子。趙思誠疏言“寒士在部，須待數年之闕。今親祠之歲，任子約四千人，十年之後，須萬二千員，則寒士有三十年不得選者。”是郊祀恩蔭已極冗濫。
此外又有賞賚，計每次緡錢五百餘萬，大半以金銀綾絹絁紬平其直給之。
換言之，正是因為有了朝廷這種不僅提供優裕的物質條件，使你免於身家之慮，而且還最大限度的滿足你精神層面的需求（進士及第者，升遷極快）並給予人格上的尊重（宋太祖曾立碑發誓不殺士大夫）等諸多因素的助推和催化，才有了後來“普天之下莫非讀書諷誦之聲”宏大局面。
但“萬事皆有其法，其過猶不及。”過度的宣揚和盲目的擴招勢必會造成“人才”的冗集，進而帶來異常沉重的財政負擔。但“疾馳之車焉能驟停？”事已至此，即便統治集團已經意識到了問題的癥結，但是由於利益的糾纏和既成的大勢，他們又能怎麼辦呢？也只能眼睜睜的看著大宋這輛大車在慣性的驅使下疾馳向萬丈深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