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Mia
“申報備案公示時，製作機構須向有關廣電主管部門承諾已基本完成劇本創作；電視劇網絡劇拍攝製作不超過40集，鼓勵30集以內短劇創作；每部電視劇網絡劇全部演員總片酬不得超過製作總成本的40%，其中主要演員片酬不得超過總片酬的70%。”
今年2月，廣電總局發佈《關於進一步加強電視劇網絡劇創作電視劇網劇創作生產管理有關工作的通知》，以紅頭文件形式將限集令、限薪令、劇本完善方能備案三大規定落實下來，隨後引發一系列連鎖反應。
時隔70多天，限薪令疑似在疫情下再升級：中國電視劇製作產業協會首都廣播電視臺節目製作協會發布最新倡議書，指出目前各電視平臺、視頻網站平臺，購片與自制訂購價格已經下降30%-40%，建議我國電視劇網劇製作成本將控制在一集400萬以內，攝製人員酬勞同步降低30%，編劇、導演、男女主演片酬最高不超過製作成本的10%，全體演員酬金不超過製作成本的40%。這也就意味著主演單集片酬不超過40萬，總片酬不超過1600萬。
該風向似與前段時間李蘭娟院士提議“高薪酬應該留給德才兼備，對國家對社會有貢獻的高端人才，如教育、科研等等。因為他們才是國之根本，為年輕一代樹立正確的人生導向……他們才是最值得我們去追捧的明星”有關。從2015年廣電總局出臺《關於進一步加強電視劇播購工作管理的通知》起，限薪令已經走過了五年多歷程。從綜藝限薪到電視劇網劇限薪，限薪令究竟有幾分落到實處？又會帶來哪些蝴蝶效應？
加重寒冬抑或擠出泡沫？
同存在於“劇本完成才能報備”政策規定的爭議一樣，在“限薪令”升級對於影視行業帶來的影響方面，因立場和經驗不同，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聲音。一種聲音認為是不利，一種聲音認為是利好。
“感覺更像是投石問路，畢竟現在還是‘倡議書’的階段，紅頭文件還沒有下來，沒有實際的約束力。而且現在開工的劇組也很少，橫店一天只有十個左右劇組開工，具體有什麼影響還不好說，不會這麼快地落實下來。”一位宅家待業的編劇如是說。“其實現在大家都有困難，我個人也非常理解，如果提前打招呼，可以攜手共渡難關，適當降薪OK，如果不事先聲明變相剋扣，那就再見了您嘞。”
“可能對中腰部的演員影響比較大。今年行情慘淡，大家都接不到活兒，自降身價放低要求的傾向會更大一些，差不多的戲就會接。”一位明星工作室的影視文學策劃這樣認為。
不少從業者表達了對這一政策的負面看法。
有的認為“很難真正貫徹執行，鑑於此前也有王千源6190萬片酬那件事的先例。”有的認為“有點扯，商業市場干涉太多也不利於發展吧，現在這幾大政策越來越嚴苛，加上劇本完成才能報備這些，今後明顯會產量下降，從業人員退出，是以後讓大家都別看電視劇了嗎？”上述看法提到的事件是去年6月，一組微信截圖被曝出，疑為《七日生》劇組方人員表示“合約與現在現在國家新規不能相撞”，疑似王千源經紀人表示“這個政策就是一陣風……籤我們更換的主題工作室合約……剩下的工期等簽好合同再開始”，讓稅務風暴之後、三大平臺聯手六大影視公司發出演員單集片酬不超過100萬、不超過5000萬的聲明之後，這一事件無疑捅破了“限薪令”那層脆弱的窗戶紙，暴露出其落地的困難。
在不少網友譴責王千源方的同時，也有人指出“法不溯往，劇方缺乏信義，這次就是王得罪了人，有人要整他”。據瞭解，演員個人類型“越具有不可替代性，在市場上的議價能力就越強”，比如硬漢類型就屬於較為稀缺的演員資源。另一類似事件是《異鄉人》劇組公告流出，楊爍被曝出因8700萬片酬和限薪令的衝突而罷演，身陷負面輿論之中。可以預見的是，在價格機制真正成熟完善之前，製片方與演員、經紀人甚至攝製人員等作為甲方和乙方，利益衝突將始終不斷。
近日，也有不少成功限薪降價的案例。例如《安家》曝出主演孫儷片酬僅為1620萬，合30萬一集，比《羋月傳》時期的單集85萬片酬、此前網傳的8000萬片酬相去甚遠。“網劇一哥”白一驄在採訪中表示“頭部演員降了近九成，正常藝人薪酬至少比巔峰時期降兩三倍，行業價格混亂是因為大家都抱著趕緊撈錢的心態。”
而並未成功“限薪”“限價”的不止一部。當代明誠2019年財報顯示，於十日前剛剛收官，東方衛視和北京衛視收視率雙雙破2、豆瓣評分3.5分的44集低分高收視劇《如果歲月可回頭》賣出了4.71億高價。
另外，該劇也有靳東全資控股的賢君影視參投，此前還參投了《我的前半生》《精英律師》——明星資本並沒有完全消失，只是更低調了一點。那些多了影視投資／監製等另一重身份的頭部演員，顯然有片酬之外的盈利方式。
對於限薪令升級是“投石問路”，以及可能“加重寒冬”的說法，鯤池影業聯合創始人、資深製片人翁志超有著不同的看法。“這個升級新規定會執行下來的。之前‘主要演員片酬不得超過總片酬的70%’也是電視協會先發文，然後廣電總局出紅頭文件，對於所有制片方和平臺方來說，都是好事兒。所謂的‘大頭部不願意’，很難。因為這是一個行業的風向標，如果大頭部不願意，大不了不找他們演就是了，演員就是這樣，過一段時間沒人找也就自降身價了。以前是平臺要頭部，現在平臺自己也是投資方。不管怎麼限，演員還是比很多人多賺很多的職業。”
他認為這意味著以內容為核心，成本更加回歸。而“攝製人員限薪”也是合理的，“部分攝製人員要價太高了，隨便一個導演都100萬／集或者60萬／集的報。”長期來看，仍將推動行業擠出泡沫，朝精品化轉型。
幾家歡喜幾家愁：明星網紅化趨勢或進一步加強
在那份“站不住腳”的渾水協助Wolfpack做空愛奇藝報告中，提出的一點“抬高內容價格”，表現出了對中國內容市場的不瞭解——新媒體版權價一般遠遠高於衛視版權價。按照《獵毒人》《如果歲月可回頭》兩部劇集94集共計4.58億的採購價格計算，約合487萬每集，在2018年已經算是相當有性價比的購價。但這份報告從另一個角度折射出了限薪令之前，長視頻網站所面臨的採購天價尷尬境地，以及在美國做空機構眼中，中國電視劇版權價格“不可思議”的程度。
限薪令對於視頻平臺的利好得到明顯的顯現：2019年愛奇藝財報顯示，2019年愛奇藝全年內容成本為222億元，同比增長僅6%，增速首次降低到了個位數，2019年第四季度，愛奇藝的內容成本為57億元，同比下降13%，連續四個季度保持下降。由於電視劇製作週期時長，因此從2018年下半年開始執行的限薪令影響直到去年才明顯表現出來。在限薪令升級之後，平臺話語權或將進一步增強，議價能力進一步提高，虧損再度收窄。
有幾家歡喜，便會有幾家愁。降級接戲成為普遍趨勢：僧多粥少，競爭激烈，一線演員接二線演員的戲，二線接三線的戲，三線接四線的戲，以此類推，七八線演員無戲可接。
短視頻重度用戶、直播愛好者或許會留意到，上短視頻平臺、直播平臺的明星越來越多了，明星網紅化趨勢增強。有MCN機構在此前的採訪中提到，“以前的趨勢是網紅進軍影視圈，現在是反過來的，越來越多的經紀公司找到我們合作孵化藝人的短視頻直播賬號。
”這一方面與疫情期間商業活動和通告減少，無工可開有關，另一方面，也與限薪令有關，藝人和經紀公司不得不尋找其他的商業變現途徑。面對疫情下復工難、項目減少、降收入，不同的影視公司採取了不同的過冬方案。某影業製片人提到，身邊有公司選擇了轉讓項目份額，有的選擇了全面轉向中小項目而非商業大製作。
當“謹慎立項，慎重開機”成為今年政策調控方向的主旋律，“難”成為今年影視行業的主色彩，這一年會成為質重於量的轉折點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