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轿史料虽多，但是对轿务管理与轿夫生活却鲜有记录，根据泰山学院泰山研究院教授周郢的《明代泰山“山轿示禁碑”考释》（刊《民俗研究》2020年第2期），“山轿示禁碑”的重现为此提供了珍稀史料。碑文载录的是一起因支派山轿而引发的申诉案件。
据介绍，这起申诉案件的原告是泰山山民张豹等人，起因则是官府滥征山轿轿夫导致民不聊生。
官府为何要征用轿夫呢？原来，在明代的时候，根据规定，上级主管官员登泰山，当地官府要派出官备山轿及所属“白夫”抬送，“白夫”就是身着白色号衣的轿夫。万历《泰安州志》卷三载，泰安州有“走递青夫五十名”“走递白夫九十三名”，这里面的“青夫”“白夫”指的都是官方役使人员。之所以有专门的官方轿夫，则是因为当时登泰山的高官比较多，地方官府为了迎合讨好上司，专门为此设立了登山的“官轿”及常备轿夫，如果来的人较多，轿夫不够用，就会临时征调盘道沿线居民协助，但这只是偶尔征调而不是经常如此。
主管官员登泰山有“官轿”和常备轿夫，但不是主管的官员登泰山，根据规定只能由自己的随从抬轿。此外，明代在泰山还设有香税征收官，营香客店归香税官辖制，泰山上的香客店店主不仅要交纳香税，还要给香税官提供山轿服务。
明代嘉靖年间，曾有一非常受宠的道士，名叫陶仲文。当时陶仲文以一手忽悠人的方术位极人臣，特别受皇帝的信任宠爱。嘉靖中后期，皇帝更加沉迷于追求长生不老，多次派遣陶仲文到泰山修道，举办醮祭大典。“山轿示禁碑”中就记载了嘉靖三十二年（1553）陶仲文来泰山时的一次醮祭大典。
陶仲文当时为了突显自己身份高贵，特意让各道的监察御史都跟随他到泰山。本来泰安州的官员已经做好了迎接陶仲文一行人的各种准备，连上山的轿子和抬轿的轿夫也都定好了，没想到浩浩荡荡来了一群人。
俗话说，官大一级压死人，把陶仲文等人迎进泰安城后，泰安知州发了愁，这么多人都要上泰山，级别还都比自己高，为了保住自己的小命和脑袋上的乌纱帽，就是自己用两条腿爬山，也不能让各位上司徒步爬山，但是山轿不够用的怎么办呢？这时，一位下属出主意说：“官轿和轿夫不够用的，我们可以征用民间的轿子和民夫抬轿。”知州一想，有道理，但问题又来了，这么多人都要上山，民间的山轿明显也不够用呀。
一筹莫展之时，知州刚从外面回来的一位随从说：“大人，我看山上有不少百姓自己制作的小一点的筐式山轿，尤其是东岳庙会的时候会用来接送来泰山进香的香客，咱们是不是可以用这种山轿送陶大人他们上山呢？”知州一听，这个办法好，重赏了这个随从后，派人连夜到沿途强征民间筐轿，强拉山民充当轿夫，在第二天顺利将陶仲文一行人送上了山。
泰安知州的乌纱帽是保住了，却苦了当地的老百姓。怎么回事呢？原来，此事过后，不论大小官员，甚至是他们的属下随从甚至门生、厨役等，都狐假虎威恐吓泰山山民，违规索轿，随意征调山民当轿夫抬轿将他们送上山，造成了当时所说的“添设筐轿”的直接恶果。
而泰山山民因为畏惧官府，有苦不敢言，只能忍辱应承。时间一长，山轿就成了危害百姓的工具，以至于过半的泰山山民外出逃亡避祸。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积怨已久的泰山中路盘道沿线居民推举张豹等人写了状纸到泰安州申冤。之后，泰安州官员将状纸转呈给了道（明代泰安州隶属分巡济南道）、省（巡抚）两级主管官员处理。
当时的山东巡抚鲍象贤看到状纸后，极为愤怒，为此事专门批示，并明确表示了对滥征山轿、骚扰居民的现象应该禁止，并责成分巡济南道议定相关章程施行。
随后，按察副使分巡济南道的张任根据鲍象贤的批示制定了“法规”，并特别指出制止官员下属索坐筐轿奴役山民的行为，若是还有这种现象，受害者可以到泰安州上告，将给予这些人严惩。张任制定的严令，可以说是将这一为害民间的积弊进行了查禁。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刘小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