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日暖陽裡，鮮有引擎轟鳴聲從法蘭克福機場傳來。這個德國最大、歐洲第三大國際機場因新冠疫情而變得前所未有的安靜。僅4月6日至12日一週，法蘭克福機場的旅客運輸量就同比萎縮96.8%，航班起降量減少86.3%。
諾大的停機坪上，德國漢莎航空的機隊分散各處。從空中巨無霸A380到小型支線客機，許多飛機套上了引擎罩，預示著短期內無望重返藍天。漢莎航集團表示，集團所屬763架飛機中的約700架處於停飛狀態。
4月16日，記者拍攝的法蘭克福機場停機坪一角。(沈忠浩攝)
航空運輸業“急凍”是新冠肺炎“大流行”的自然結果，也是經濟社會“停擺”的生動寫照。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新預測，2020年德國經濟將萎縮7%。德國五大權威經濟研究所預測的衰退幅度為4.2%。
歐洲央行行長拉加德16日表示，伴隨著經濟產出大規模萎縮，歐元區勞動力市場正快速惡化。
對德國而言，連續5年屢創新高的財政盈餘給刺激經濟、穩定就業提供了空間。其中，政府貼錢為僱主減負、讓僱員安心的“短時工”制度正幫助德國經濟在危機中自救。
僅以漢莎集團為例，其13.5萬名員工中已有超過60%申請“短時工”。法蘭克福機場公司則為近萬名安全和地勤人員申請“短時工”。
法蘭克福機場鳥瞰。
顧名思義，“短時工”在僱傭關係中指減少企業全部或部分員工的工作時長，存在於德國法律中已有百年，自1910年以來幾經修改完善，成為德國諸多靈活就業政策中的一種。據統計，僅在上一輪金融危機中，“短時工”制度就幫助德國保住了40萬個就業崗位。
“短時工”不同於全職變兼職。原則上，傳染病等不可抗力，抑或經濟動盪，例如市場需求、原材料供應等大量縮減甚至中斷，是企業提出“短時工”申請的先決條件。
業內專家指出，若企業無法充分利用員工的勞動力，容易陷入困境或大量裁員。“短時工”制度允許企業在三個月或更長時間削減全部或部分員工的工作時間，在此期間，僱主按實際工作時長支付工資，進而壓縮成本，還可以根據需求變化靈活調整勞動力投入，使企業在經濟低迷期得以生存。對僱員來說，得益於“短時工”補貼，其實際收入不會出現驟減，各項社會福利保障得以存續。
3月10日，德國聯邦經濟部長阿爾特邁爾(左)與聯邦勞工部長海爾在柏林介紹“短時工”新規。
為了應對新冠疫情造成的經濟“休克”，德國聯邦政府今年3月推出了有關“短時工”的新規定，計劃執行至2020年12月31日。
按照新規，德國企業向政府申請“短時工”補貼的門檻降低。如果因縮短工時，一家企業10%以上的員工損失超過10%的收入，則該企業有權獲得短時工補貼。同時，企業申請補貼可長達12個月，臨時工亦有權獲得補貼。
此外，被縮短工時僱員的社保金缺口一般由企業承擔。但在新冠疫情下，這部分資金缺口全部由德國勞動部門補齊。
從補貼額度來看，“短時工”規定下僱員可獲得淨工資損失的60%作為補償。例如，一名員工原淨工資2000歐元，因“短時工”淨工資降至1000歐元，則可獲得600歐元補貼。若員工有未成年子女，則補償比例提高至67%。
根據德國聯邦勞工局統計，截至4月13日，全德申請“短時工”人數已增至72.5萬。聯邦勞工局已投入超過8000名工作人員，負責審核“短時工”申請，約為平時的10倍。
另據德國伊福經濟研究所調查，德國工業界的“短時工”申請將急劇增加，25.6%的企業計劃在未來三個月執行“短時工”制度，為2010年以來最多。其中，汽車、機械製造和電子產業執行“短時工”比例最高。
大眾乘用車生產線上，工人佩戴口罩作業。
有消息稱，伴隨著本地及歐洲工廠大面積停產，德國最大汽車製造企業大眾集團申請“短時工”的總人數可能達到8萬。大眾乘用車品牌負責人布蘭德施塔特表示，大眾計劃從4月底開始逐步復工復產，申請“短時工”人數也將隨之逐步減少。
德國財政部長肖爾茨說，通過包括“短時工”在內的一系列政策，德國政府正全力保障企業和民眾利益，“不落下一個人”。
某種程度上，“短時工”既反映了德國靈活的就業制度，也體現了政府、企業、民眾團結抵禦經濟危機的狀態。得益於長期的制度性安排，德國政府和企業能夠面對經濟危機快速反應；得益於社會團結協作，德國在歐洲國家中擁有較強的抗風險能力和恢復能力。
面對眼前抗疫與恢復經濟的雙重挑戰，德國能否且如何以“優等生”身份渡過危機仍值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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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編輯：王婧
監製：蔣春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