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殉國以後,有多少人還記得你?


從細微處,審視我們民族的心靈與淚水。

1937年

1937年元旦,南京城裡,在西安事變後護送蔣介石返程,被軟禁的張學良,在日記中寫道:

“昨夜夢中過新年,同鄉二人來訪,述及亡國衰家之苦,大家對泣,恐非東北人不知其滋味,因夢中涕泣,被看守我的人叫醒。我心中十分慘然。”

拋棄東北、不事抵抗的張學良,除了在夢中感時哀傷,其實並不能真正理解人民的苦難,這一年八月,淞滬會戰正式拉開帷幕,一名在中國航空公司的美籍飛行員,記錄了他在上海街頭的所見:

“我第一次從人性的角度——不是從軍事角度——看到了戰爭。一個女工沿著一條小街奔跑,臉上充滿恐懼和憂傷,她懷抱著一個兩歲的小女孩,小孩的整個面孔已被炸掉······我希望我不要像現在這樣,老是記住當時的情景。”

在上海,無數的難民開始洶湧湧入租界避難,當時,上海租界地帶與華界有圍牆和柵欄隔離,恐慌的難民們圍聚、撲打在租界邊緣,

“一線之隔,一邊是天堂,一邊是地獄。地獄裡面的人飢寒交迫,天天幻想著天堂。”

你殉國以後,有多少人還記得你?

▲1937年上海:租界內外,是生與死的區隔。

但天堂並不存在,這一年12月17日,在南京,隨著古都的淪陷,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教育系主任、美國傳教士魏特琳,則在艱難困苦中,努力保護著南京城裡的中國婦女:

“又有許多疲憊不堪、神情驚恐的婦女來了,說她們過了一個恐怖之夜,日本兵不斷地光顧她們的家。從12歲的少女到60歲的老婦都被強姦。丈夫們被迫離開臥室,懷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

1938年

亂世之中,最難是別離。

1938年10月,隨著武漢保衛戰的失敗,國民政府決定組織向大後方撤退,漢口燕山亞細亞火藥公司的職工潘士豪帶著妻子,也踏上了流亡之路。

去往重慶的船票只有一張,潘士豪對妻子說,你先走!他把逃生的機會讓給了妻子,自己則歷經艱辛坎坷,最終在三個月後才抵達重慶,他原本以為,此生或許將與妻子永遠分散了。

沒想到的是,在重慶相國寺碼頭,他竟然神奇般地遇到了妻子:

“她一個女子,一路上平平安安的,那時候,人心太好。”

亂世中的婚姻,註定坎坷波折。在重慶神奇重逢後不到幾個月,妻子在大後方困苦的環境中因病去世,此後終生,潘士豪都沒有再婚,他用餘生來懷念妻子,他總是對人說,妻子很美,他一生都忘不了她,所以他一生,都要為她守候!

你殉國以後,有多少人還記得你?

▲1938年,一張通往重慶的船票,是生命與自由的象徵。

1938年11月4日,代理陸軍大學校長蔣百里,在帶領軍校學生輾轉遷徙中,也在廣西宜山積勞成疾去世,臨死前,他留下遺言說:

“戰爭目的在屈服敵人的意志。屈服一個將軍的意志使他放棄抵抗,這是可能的;屈服一個政府的意志使它改變政策,也是可能的;但要屈服一個民族求生存、求自由的意志,這是古今中外都不可能的。”

“千言萬語,對日本人,勝也好,敗也好,就是不能同它講和。”

1939年

抗戰第三年,1938年5月6日、7日,就在日軍大轟炸剛剛過去不久,重慶南開中學就如期召開了春季運動會,當時,南開中學校長張伯苓在開幕式上慷慨激昂地致辭說:

“敵人想威脅我們屈服,我們偏不怕他威脅。”

6月下旬,電影《孤島天堂》在香港首映,電影講述的是在上海淪陷成為“孤島”後,一群愛國青年剷除漢奸特務、隨後加入游擊隊的故事。

在電影院中,每當播放到劇中人物說道:“中國是不會亡的!”的臺詞時,觀眾們就集體起立,報以狂風暴雨般的掌聲。

你殉國以後,有多少人還記得你?

▲《孤島天堂》劇照:描繪在大後方堅持抗戰的人們。

為了支援祖國抗戰,旅居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的3200多名華僑機工,也在華僑領袖陳嘉庚的號召下,分批迴國參加抗戰,並參與了搶修滇緬公路,和運送國際援華物資的工作。

由於對機工年齡要求為20歲以上40歲以下,因此,一些不符合條件的熱血青年,甚至採取虛報年齡等各種辦法,以求矇混過關回國參加抗戰。

當時,機工一律要求男性,為了支援祖國,祖籍廣東臺山、生於馬來西亞檳城的女孩李月美,當時僅有21歲,看到祖國招募機工的廣告後,李月美多次前往報名,卻由於是女性被拒絕,為此,李月美通過女扮男裝前往應徵,最終如願以償來到祖國,成為援華機工的一員。

一直到1940年,在一次在滇緬公路上運送抗戰物資途中,李月美駕駛的車輛不慎翻車,她身負重傷,由此她女扮男裝、回國抗戰的真實身份才為人知曉。

你殉國以後,有多少人還記得你?


▲女扮男裝、回國參加抗戰的李月美。

此後,李月美又改當護士,繼續穿梭在抗戰戰場上,一直在1945年抗戰勝利後,這位“當代花木蘭”才復員退伍。

而在整個抗戰期間,在回國支援抗戰的3200多名南洋機工中,最終有1000多人在滇緬公路等各條戰線上為國捐軀。

1940年

由於武漢的淪陷,湖北省政府此時也西遷到了位處鄂西的恩施。15歲的少女聶華苓,也跟隨著從武漢等地撤離的學生們一起,入讀了西遷的湖北省立聯合女子中學。

聶華苓回憶說,在恩施,“下午課後·····三三兩兩的女孩在河邊散步····坐在石頭上看書,想家。人人眼巴巴盼望有家信。許多的女孩家在淪陷區,收到一封家信,有的笑,有的哭。”

有一次,有一個東北女孩在河邊一邊做功課,一邊唱起了《長城謠》:“長城外面是故鄉。高粱肥,大豆香,遍地黃金少災殃。”“一個女孩跟著哼起來,有的趴在桌子上哭了,有的大聲唱起來,歌聲透著哭聲。”

而在重慶,為了躲避日軍的轟炸,《大公報》則將印刷機搬到了防空洞裡,堅持抗戰報道。此前,抗戰爆發後,《大公報》從天津一路輾轉搬到上海,又從上海搬到漢口,再從漢口搬到重慶,對於抗戰始終堅持不渝,社長王芸生對外界說:

“本報同人,幾枝禿筆,一張爛紙,顛沛流離,從事言論工作,以綿薄之力貢獻於抗戰。”

你殉國以後,有多少人還記得你?

▲抗戰期間,工人們堅持在重慶防空洞裡,印刷抗戰報紙。

同年11月30日,日本正式承認汪偽政府,在上海,這一天的《申報》則以“氣候轉冬,冬賑緊張”報道說:

“隆冬已屆,嚴寒迫人,且米價高漲,街頭凍餓而斃之貧民,據普善山莊報告,日近百起。而奄奄待斃者,尚不知其數。”

就在這則報道的旁邊,則是一個佔了半個版面的“利華奧”牌巧克力廣告,廣告詞寫著:

“萬千人士一致讚美,因取食便利,增加精力而著名。”


貧富生死對比,是戰爭年代最無情的告白。

1941年

殘酷的戰爭,也使得無數人精神失常了。

在日軍頻繁的大轟炸下,重慶許多市民,最終因為無法忍受戰爭的殘酷以致瘋癲:

“有的全家死盡,七八個屍體橫放在儲奇門外的河邊;有的全家死了剩下一二個,哭得不知人事,抱著那留下惟一的手膀或頭顱,在馬路上亂跑,與瘋人無異!”

也就是在這一年,日軍開始正式推行“三光”政策(殺光、燒光、搶光),在長城腳下的潘家峪村,這個原本有1700多人的村莊,被日軍在一天之內屠殺了1230人,大屠殺後6天,新華社戰地記者雷燁來到潘家峪,拍下了一組村莊被日寇屠殺後的慘狀相片。

後來,雷燁總是難以忘記,當時他所見到的人間煉獄般的慘狀:

“聽不見昔日牧羊少年的歌聲和老人的咳嗽聲,沒有炊煙也沒有燈光。黃昏裡,在潘家峪,我們向誰告辭呢?”

大地無言、村莊無聲。

你殉國以後,有多少人還記得你?

▲日軍燒殺屠戮後的潘家峪:到處是屍體與廢墟。

然而生活總要繼續,愛情總要繼續。

1941年,在重慶,中央大學學生王作榮,經常回憶起當時與女友範馨香談戀愛的情景:

“我們都很窮,一包花生米,兩枚橘子便能打發一下午,而這兩樣東西是最便宜的。有時我請她吃牛肉麵,我不吃;請她在學校看話劇,我不看,在門外等。不只我倆如此,別的戀愛中的同學也一樣。”

同樣在重慶,在大轟炸過後的大廢墟之上,來自重慶全市的二十多個合唱團,搭起了一個個棚架,搞起了千人大合唱,以紀念國民精神總動員三週年。

當時只有17歲的南開中學女生齊邦媛,就參加了這場千人大合唱,她後來回憶說,在那場大合唱中,他們一起唱起了《八百壯士歌》(又名《中國不會亡》):

“中國不會亡,中國不會亡···四方都是炮火,四方都是豺狼,寧戰死不退讓,寧戰死不投降!”

你殉國以後,有多少人還記得你?

▲1941年 ,重慶軍民舉行大合唱歌頌抗戰。

在昆明,由於劇烈的通貨膨脹,薪水難以養家餬口,西南聯合大學的教授夫人們,以原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的夫人韓詠華為首,大家開始自己製作糕點,並拿到市場去售賣,以支持先生們在學校繼續傳道授業,維持中華民族的文化薪火傳承。

當時,教授夫人們給糕點起了個名字,叫做:“定勝糕”

1942年

在湖南,第三次長沙會戰也慘烈進行,國軍第十軍師長黃鐘在日記中寫道:

“終日在激烈戰鬥中,瀏陽門、北大馬路均起巷戰,新軍路肉搏四次·····野外無鳥獸,城內無行人。此為激烈日,亦為決戰日。鹿死誰手,唯在能守。”

此前,楊度在《湖南歌》中寫道:

“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

整個抗戰期間,湖南出兵超過200萬人,出糧超過5000萬擔;而第三次長沙會戰,最終以中國軍隊大獲全勝告終。日軍在會戰中傷亡達5萬多人,由於被中國軍隊四處追擊、日軍不得不狼狽撤退。

此前,日軍會將陣亡士兵火化後帶回本土,但此次會戰由於屍體太多無法全部火化,日軍先是被迫將士兵屍體斬下左手燒成骨灰,再後來被中國軍隊追擊太急,只能改成割下一隻耳朵帶走,再後來,狼狽得只能是割下屍體的小手指帶走了事。

1943年

全面抗戰進入第六個年頭,戰爭帶來的衍生災難,也深深地刺痛著這個民族。

在1942年的河南大饑荒蔓延下,1943年1月,《大公報》記者張高峰,從河南葉縣發出了通訊報道《飢餓的河南》:

“記者首先告訴讀者:今日的河南,已有成千成萬的人,正以樹皮(樹葉吃光了)與野草,維持著那可憐的生命,‘兵役第一’的光榮再沒有人提起,‘哀鴻遍野’不過是吃飽穿暖了的人民,形容災的悽楚字眼。”“隴海路上河南災民成千成萬逃亡陝西···火車載著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樣,沿途遺棄子女者日有所聞,失足斃命,更為常事···”。

在隨後刊發的社論《看重慶,念中原》中,《大公報》社長王芸生寫道:

“誰知道那三千萬同胞,大都已深陷在

饑饉死亡的地獄。餓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攜幼,妻離子散,擠人叢,挨棍打,未必能夠得到賑濟委員會的登記證。吃雜草的毒發而死,吃幹樹皮的忍不住刺喉絞腸之苦。把妻女馱運到遙遠的人肉市場,未必能夠換到幾鬥糧食。這慘絕人寰的描寫,實在令人不忍卒讀。”

你殉國以後,有多少人還記得你?

▲抗戰時期,餓死在路邊的河南災民。

困苦不僅是在前線,即使是在重慶等大後方,由於劇烈的通貨膨脹,戰士們也只能是過著半飢半飽的日子,甚至隆冬臘月都沒有棉衣可穿,當時,國軍一個上將的收入,還不如一個普通工人,惡劣的伙食,也導致了國內士兵體質嚴重惡化,1943年,國內有一次空運1800名新兵到印度蘭姆伽受訓,結果有1200多名、比例高達68%的士兵由於體格不合格被淘汰。


你殉國以後,有多少人還記得你?

▲無數這樣的年輕人,在那八年中為我們拋頭顱、灑熱血。

為了支援前線抗戰,國內的獻金救國運動也一直在持續進行,當時,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馮玉祥,就奔走了大後方20多個縣市進行募捐,並向民眾講解前線戰士們的艱難處境,每次有義演的時候,馮玉祥還經常會登臺演唱一首民歌《爸爸在家》:

“爸爸在家受欺凌,孩子們在外真心疼。一定打回老家去,救我父母,救我弟兄!”

每次唱完這首歌,臺上臺下,經常都哭成一片。就在1943年這一年的獻金救國運動中,四川全省各界前後獻金總金額達到7億元,其中多數都用來購買了飛機、坦克等武器支援前線,部分則用於慰勞前線戰士。

1944年

為了打通中國大陸交通線,這一年,日軍在中國發起了豫湘桂作戰,在衡陽,由方先覺軍長帶領的國軍第十軍困守孤城47天,以1.7萬人對抗日軍9萬大軍的圍攻,最終全軍陣亡達6000多人,一直到1946年抗戰勝利後,國軍將士們回到戰場搜尋將士們的遺骸:

“我們差不多每天都是一邊流淚,一邊工作。這古戰場並不古,不過在一年半以前,這些古人,都還是我們生龍活虎的戰鬥夥伴。如今,荒草沒徑,鏽損的槍支、彈殼、炮彈皮、炸彈片,遍地皆是,慘白色的骸骨東一堆西一堆,草長得最高最茂的地方,必然是骸骨最多的地方。”

你殉國以後,有多少人還記得你?

▲抗戰勝利後收集的、衡陽保衛戰部分陣亡將士遺骸。

面對國家危亡,國民政府也向廣大學生們發出了“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號召,在此情況下,國內青年學生們踴躍報名參軍,當時,中央大學、重慶大學兩個學校的報名人數,竟然達到了在校生的三分之一;當時,甚至連中國聾啞協會的會員,都要求參軍報國。短短几個月時間,全國共有12萬青年學生投筆從戎、共赴國難。

1945年

1945年,儘管抗戰瀕臨勝利,但戰爭,也在無情地摧毀人性、婚姻和愛情。

此前在1939年,演員趙丹帶著妻子葉露茜,從上海一起奔赴新疆,希望為西部民眾帶去抗戰戲劇藝術,趙丹沒想到的是,他卻被新疆軍閥盛世才當做間諜逮捕;1943年,趙丹的妻子葉露茜被釋放,由於誤會以為趙丹已經遇害,隨後,葉露茜與劇作家桂蒼凌結婚,並前往昆明定居。

1945年終於被釋放後,趙丹隨後趕赴昆明,見到了葉露茜,後來,趙丹向女兒回憶當時的情景說:

“我一見你媽咪,就恨不得一下擁抱她,日夜思念的愛人啊!可你媽卻這麼冷靜。我一看她已懷身孕,馬上意識到她已是別人的妻子了。我心如刀割,五臟六腑被撕裂了一樣,我忍不住雙膝跪下,哭訴懇求她:‘把肚中孩子打掉,跟我回去吧!’可你媽咪絕望地回答我:‘一個家庭已經被破壞了,我不能再破壞第二個家庭。’”

像趙丹一樣的家庭悲劇並非孤例,由於戰爭的動盪、生活的艱辛,根據《大公報》的報道,在抗戰最為艱難的1943年、1944年,重慶地區的離婚率也達到了最高峰,無數家庭和婚姻,在戰爭的摧殘下最終崩潰瓦解。

你殉國以後,有多少人還記得你?

▲趙丹與葉露茜的婚姻,最終在亂世中隕滅。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的“停戰詔書”最終傳來,消息傳到重慶時剛好是夜晚,“馬上,這個消息從一部電話傳到另一部電話,從一個朋友傳到另一個朋友。突然,整個城市爆發出一片歡呼聲和爆竹聲。起初,爆竹聲還是分散地、零星地響著,但還不到一個小時,整個城市就變成了一座巨響和狂歡的火山。”

就在這熱烈慶祝的時刻,內遷四川的武漢大學女生齊邦媛,也參與了這場重慶全城的勝利大遊行,“人們丟掉平日的拘謹矜持,在街頭互相擁抱,又跳又笑,聲嘶力竭地唱‘山川壯麗、國旗飛舞’這樣的愛國歌,說是萬人空巷還不夠,黃昏不久,盛大的火炬遊行燃亮了所有的街道。”

齊邦媛,也跟當時所有的重慶人民一樣,盡情享受著八年抗戰之後的勝利狂歡,而可惜的是,她的愛人、中國空軍飛行員

張大飛,卻在抗戰勝利前夕的1945年5月18日,在河南信陽與日軍的決戰中壯烈殉國。

你殉國以後,有多少人還記得你?

▲齊邦媛的愛人、以身殉國的中國空軍飛行員張大飛。

在那個勝利之夜,齊邦媛起先興高采烈地參與了勝利大遊行,然而,當她經過重慶南開中學校門口時,她馬上回想起了,當初張大飛到學校看望她、他們一起相戀相知的情景:

“我想到張大飛自操場上向我走來,這一瞬間,我突然感到萬聲俱滅,再也不能忍受推擠的人群····我一面跑,一面哭,火把早已燒盡熄了。進了家,看到滿臉驚訝的媽媽,我說,‘我受不了這樣的狂歡!’在昏天黑地的慟哭中,我度過了勝利夜。”

因為,在那一場舉重若輕的勝利背後,又有多少人會記得,那些破碎的、沒有墓碑的愛情和生命?

是的,沒有多少人會記得,在那些宏大敘事背後,這個民族的個體,所曾經蒙受的哀痛與苦難。

誰還會記得,誰又會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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