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社會在其近三百年的歲月滄桑中，歷史地完成了其審美理想的發展與嬗變：發展是指它將中國古代前期一向追求的壯美（陽剛之美）理想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嬗變是指它將這一發展到極致的“壯美”範疇，及時地轉變為一個新的“優美”（陰柔之美）範疇，從而為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美學思考與藝術追求，提供了一個詩學領域博採眾長、兼收幷蓄的文化範本。無論是先秦儒學或漢儒，其中心內容都是強調在人與社會的關係中，來確定人的行為規範和價值尺度，從而引導出面向客觀世界和現實人生的強烈的入世態度。在人的本質力量對象化的過程中，強調主體的能動性和創造性，反映到具體的審美活動中，這種儒家精神又必然表現為在“
中和之美”中偏重於陽剛之美的傾向。
唐代前期的陳子昂、楊真卿、杜甫、韓愈等人，就是在這種文化哲學的基礎上進行審美創造活動的。他們的作品，或慷慨悲歌、或沉鬱頓挫、或氣勢開張、或汪洋恣肆，無不一一從特定角度把壯美理想推向新的高峰。自董仲舒之後，儒家學說作為官方哲學已深深浸透到漢民族的政治體制、倫理規範和日常觀念會之中，即使在佛道兩教極盛的時代，也未能從根本上使之動搖。然而，漢儒的思想體系因政治干預的嚴重不能解決社會的信仰問題，所以自魏晉以降一直受到佛道兩教的嚴峻挑戰，以致儒教放棄獨尊地位，不得不經常與佛道兩教平分秋色。自南北朝以來，儒家只能以政治利益、倫理規範等社會效用為依據，來抵抗佛道兩家的進攻，直到中唐韓愈也拿不出什麼新武器。
因此儒學要恢復和鞏固其統治地位，必須進行改造，特別是彌補信仰方面的不足，而這一改造的結果就是後來的宋明理學。正是由於宋明理學重視個體靈魂的自我寫照（即心性哲學），因而便在客觀上彌補了漢儒的不足，具有了準宗教的性質；漢儒與宋儒的區別，不僅表現在社會功能方面，而且表現在審美理想方面，由於漢儒強調“經世致用”、“修齊治平”，用以實現自我價值及其社會功用，因此在審美上更傾向於鮮明強烈的陽剛之美；而宋儒注重的是“窮理正心”、“格物致和”，以領悟生命的存在和意義，所以在審美上側重於含蓄淡泊的陰柔之美。從中唐到宋初，正是漢代儒學向宋明理學轉化的過渡環節。
唐初孔穎達的《五經正義》雖然結束了儒學的內部紛爭，卻也束縛了儒學本身的發展，由是便在大一統的局面下實現了儒道釋三教的合流，這就在客觀上為政治的開明和藝術的繁榮提供了新的歷史文化土壤。中唐的啖助、趙國、陸淳等人開創了“舍傳求經”的新學風，於是宣告了漢儒體系的破產；這樣，在儒教和道教跌入低谷的同時，佛教便登上了它的歷史高峰，這顯然同唐代社會敢於吸收、敢於開放的文化性格有關。而唐代詩歌的高度繁盛正是這一文化性格的體現。中唐以後，禪宗異軍突起，代替了其他宗派，幾乎壟斷了整個佛教，而禪宗精神對唐代中、晚期審美理想的嬗變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
與佛教在世界觀上的轉變同步，當人們把外在的追求變為內心的領悟時，盛唐金壁輝煌的佛教壁畫開始衰落，代之而起的則是中唐的山水畫和晚唐的花鳥畫；與佛教在方法論上的轉變同步，當人們不再侷限於文字的表面意義，而要在語言之外尋求韻味時，那種盡情渲染和大膽誇張便不復是最佳的藝術語言了。時代引導人們去追求一種淡泊、含蓄而又回味無窮的韻致。於是，禪宗“不立文字”的主張就變成了皎然的“兩重意以上，皆文外之字”，司空圖的“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張藻的’外師造化，中得心源”；張彥遠的“玄化忘言，神工獨運”了。
與此同時，意境闊大，氣度非凡的唐詩，開始向筆觸細膩、情感纏綿的宋詞過渡；色彩濃豔、格調鮮明的唐三彩開始向清幽雋永、精緻古雅的宋瓷過渡；骨力勁健、法度森嚴的唐書開始向筆簡意繁、妙趣橫生的宋書過渡……總之，佛教對藝術的引導，是由壯美轉向優美、由陽剛轉向陰柔。歷來都分唐詩為初、盛、中、晚，這種分期在一定意義上仍有其合理的根據，那便是初、盛表現的是陽剛之美，中、晚則表現為陰柔之美，就不同時期的側重而言，李白和杜甫正是上述二者的典型代表。李白張揚了盛唐那種生命昂奮、向外奔放的精神意態，杜甫則表達了盛唐以後那種生命沉潛、向內收斂的情調旨趣。
但是初、盛、中、晚的分期，千萬不可絕對化。這一點清代許多詩人就已經充分認識了，尤其是袁枚，更激烈地反對把這種分期當作絕對不變的標準。有人認為中國的陽剛之美，也就類同於西方的崇高之美，如果按照這種理解，“崇高”便構成了李白詩歌的主體風格，但這種：主體風格既是個人風格又是時代風格。李白詩歌的宏大氣魄與西方之崇高，在審美感受上是十分相近的。康德把崇高分為兩種，一種是數學的崇高，特點在於對象體積的宏偉；另一種是力學的崇高，特點在於對象力量的巨大。這兩種崇高在李白的詩歌中則合而為一，因為李白詩歌的風格在很大程度上，既是體積的誇張，又是力量的禮讚。
杜甫詩歌有前後期之分，前期的主體風格也是崇高，但後期的主體風格則是優美，而杜甫之所以兼集二者於一身，同樣是個人風格與時代風格的統一。在我國文學史和詩歌美學史上，不僅存在過李、杜優劣之爭，而且存在過唐、宋優劣之爭。其實，李、杜和唐、宋的分殊，不過是兩種文化性格和兩種審美形態的差異。如果說唐代詩詞在文化精神上是一種動態的、進行時的、創造者的性格，在審美範式上是一種感性生命升騰和理性生命沉潛相交融的特定形態；那麼，朱代詩詞在文化精神上便是一種靜態的、完成時的、守護者的性格，在審美範式上則是知性生命思省和理性生命凝鑄相交織的特定形態。唐代詩歌的哲學文化背景，本身就提供了對上述論斷的支持和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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