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7日，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前副總統拜登的支持者們在紐約街頭遊行慶祝勝選。 （新華社/圖）
“特朗普入主白宮三年多，還未提出他的外交政策。”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近日在《華盛頓郵報》撰文批評說，“現在是時候給它命名了，就叫‘退出主義’。”
從2016年美國大選至今，特朗普政府都在奉行“美國優先”為主旨的外交政策，帶領美國從至少13個國際組織或條約等國際機制中退出，他威脅過要退出的“群”則更多。
外界預測，隨著當選總統拜登的上臺，這種“退群”局面或將會發生逆轉。2020年11月24日，拜登在特拉華州威爾明頓市介紹外交政策與國家安全團隊時表示，“美國回來了”，並準備再度在全球發揮“領導作用”。他還承諾，就任後將摒棄特朗普政府“美國優先”的單邊主義政策。
“美國回來了，多邊主義回來了，外交回來了。”由拜登任命的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琳達·托馬斯·格林菲爾德（Linda Thomas-Greenfield）也公開表示。
“處處留下殘骸”
在2016年競選期間，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就曾多次對國際組織和相關條約進行公開抨擊。
“所有過時的、不必要的、對美國工人不好的或和美國國家利益相悖的規定都將被完全廢除。”特朗普認為，北約組織是“落伍的”“若解體，就解體”，《巴黎氣候協定》是“對美國企業不利的”“將美國的能源使用權交給外國官僚控制”；聯合國更是“一場政治遊戲”“沒有解決過任何問題”。
在2017年1月的就職演說上，特朗普再一次痛訴多邊合作讓美國走上錯誤的道路，“幾十年來，我們以犧牲美國工業為代價，讓外國工業富裕了起來……我們讓別的國家富裕起來，卻讓自己的財富、力量和自信都逐漸消失。從此刻開始，美國優先。”
上臺後，特朗普推行“美國優先論”的第一步就是“退群”。2017年1月23日，他正式進入白宮辦公的第一天，就簽署行政令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
該協定的簽署國包括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亞等12個國家，它們的經濟體量大約佔全球GDP的40%。在奧巴馬政府時期，《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被視為美國鞏固其跟亞太地區盟友關係的重要黏合劑。特朗普則將其視為“糟糕的協定”，不僅傷害美國製造業，還會帶來“潛在災難”。
三年多來，特朗普以“使他國受益，對美國不公”為由退出了《巴黎氣候協定》和世界衛生組織，並威脅退出萬國郵政聯盟、《美韓自由貿易協定》《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世界貿易組織等；他還以“存在反以色列偏見”為由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並停止資助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特朗普還以伊朗不履約和以色列反對為由退出《伊核協議》、以俄羅斯不履約為由退出美俄《中導條約》和《開放天空條約》。
特朗普看似果斷利索的“退群”舉動之後，卻沒有出臺任何替代的解決方案，以至於反“伊斯蘭國”恐怖組織前特使佈雷特·麥古爾克（Brett McGurk）諷刺說，“如果說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有什麼一致性的話，那就是處處留下殘骸。”
“從原則上來說，因為協議有缺陷或以締約方違反協議為由合理地退出某項協議的解釋是可以被接受的，”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表示，“但所有協議都難免不完美……至少到目前為止，鮮有證據表明退出這些協議會迎來更好的選項。相反，作為一種外交政策，這種做法正在危害美國的繁榮、安全和影響力。”
特朗普認為，“退群”使盟友不得不重新評估美國的可靠性，進而使其獲得更大的自主權。
“美國當然有權從各種宏大的戰略承諾中退出，但這是以降低全球影響力為代價的，”美國《大西洋月刊》文章分析認為，“特朗普無休止地展現單邊主義，只會加速削弱美國的實力。”
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前(2020年4月20日)，一項針對12個州的民調顯示，大約56%的受訪者認為特朗普的外交政策讓美國在全球範圍內更加不被尊重。
“退群”思想溯源
特朗普的思維方式和執政理念不同於美國傳統的政治精英，他的“退群”成癮被認為與他出身商人的經歷有關。
“特朗普總統在房地產行業擁有較長的從業經驗，只有雙邊關係才會讓他感到舒適。”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斯科特·米勒（Scott Miller）進一步解釋說，“多數房地產談判都是在買方和賣方之間進行……他（執政後）將美國看作是一種資產，不願這種資產在多邊場景下遭到稀釋。”
查理·拉德曼（Charlie Laderman）和布蘭登·西姆斯（Brandan Simms）也試圖從特朗普的人生軌跡中尋找答案，二人在所著的《唐納德·特朗普：一種世界觀的形成》中寫道，“在特朗普出生的1946年，美國的力量前所未有的強大。”
“在特朗普的腦海裡，有很多固定思維都來自於上世紀50年代。”美國駐英國前大使金·達洛奇（Kim Darroch）也認為，“這其中包括對美國獨霸時代的憧憬：煤礦的工作是滿負荷的，生產的是人人都會買的美國產品。在某種程度上，‘讓美國再次偉大’（特朗普的競選宣言）就是要重現美國當時的黃金時代。”
1987年，特朗普還是一名房地產開發商，他在《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和《波士頓環球報》等美國主流媒體上購買整版廣告，呼籲美國政府“應該停止為那些有能力保護自己的國家出錢。幾十年來，日本和其他國家一直在佔美國的便宜”。
2016年競選前，特朗普在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採訪時又抱怨說，美國正在為別的國家埋單，本國經濟卻因此被削弱，“如果美國是一家公司，它早就破產了。每年，美國為日本、沙特等國的防務花費兩千億美元。”
上臺後，特朗普對於多邊主義的厭惡和排斥變本加厲。
“特朗普主義就是想和世界脫離，但又不願意接受隨之而來的權力損失。他想讓美國成為帝國，但又不承擔殖民統治所帶來的麻煩。”美國《大西洋月刊》評論說，“這些矛盾在特朗普執政時期處處可見，它產生的結果就是偶爾的勝利、出人意料的後果、大量的破壞和無聊的戰略停滯。”
從孤立主義、單邊主義到“美國優先”
從美國外交史來看，“退群”並不是特朗普的專利。冷戰時期，里根總統也曾以維護海洋霸權利益為由拒絕簽署《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還曾以腐敗和親蘇立場為由宣佈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2001年至2009年，共和黨總統小布什在其任期內更是連退三“群”，包括拒絕簽訂《京都議定書》、退出《美蘇反彈道導彈條約》和《國際刑事法院規約》。
催動特朗普做出“退群”決定的“美國優先論”思想更不是他的獨創。“美國優先論”可追溯到19世紀80年代，是共和黨人當時提出的競選口號。此後，“美國優先論”開始與孤立主義如影隨形，它在安全政策上主張不干涉原則，在經濟上則倡導最大程度地限制與外國的交流合作。
時隔百餘年後，美國政治評論員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又一次將“美國優先”作為2000年大選的競選口號。那一年，同樣在參加總統競選的特朗普則攻擊布坎南為“希特勒的愛慕者”。頗具諷刺意味的是，特朗普在2016年的大選中重新拾起布坎南的“美國優先論”，並將其作為外交政策的靈魂。
不過，特朗普的“美國第一”並不能簡單地等同於孤立主義，他的政策更接近單邊主義。英國倫敦大學美國文學系教授莎拉·丘奇維爾（Sarah Churchwell）認為，“他代表了某些美國人的思維方式，那種思維方式根植於深遠的歷史。”
二戰後，美國建立了以多邊合作國際機制為基礎的霸權秩序。其間，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貿組織、北約等國際機制應運而生，成為美國治理和控制國際社會的重要抓手。
“這些機構和多邊主義領導風格，對美國贏得冷戰至關重要，從而造就了一個空前的、全球相對和平與繁榮的時代。”美國駐聯合國前大使、高級政策顧問亞歷克斯·帕斯卡爾（Alex Pascal）直言不諱。
多年來，奉行多邊主義一直是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共識。2012年，美國《外交事務》雜誌的民調錶明，兩黨的支持者對多邊主義持認可的態度，但也有一定的分歧：共和黨人更重視主權的價值，而民主黨人則更關注如何通過多邊合作來解決個體存在的脆弱性。
“在特朗普執政下，這一共識出現了破裂。”布魯金斯協會國際秩序和戰略項目高級研究員托馬斯·萊特（Thomas Wright）認為，“特朗普總統不斷質疑盟友，懷疑其在亞歐和中東前線的軍事存在是否有效，並對民主國家間的合作表現得不屑一顧……到目前為止，他的觀點並沒有得到多數共和黨人的認同。”
2020年9月17日，芝加哥全球事務理事會就兩黨支持者的對外政策進行民調，大約有70%的受訪者認為美國應該積極參與世界事務。其中，民主黨人贊成國際主義、外交及合作，強烈主張通過國際社會的共同努力來解決全球問題；共和黨人則傾向於獨立自主，不願支持國際組織參與解決問題。
返“群”在即？
從孤立主義到“美國優先”，從單邊主義到多邊主義，美國外交再一次走到歷史的十字路口。
“在外交政策的制定以及與各國交流方面，拜登是最熟悉外交的美國總統。”萊斯大學研究總統制方面的學者道格拉斯·布林克力（Douglas Brinkley）認為，“沒有人像拜登這樣有著豐富的外交經驗。”
從1972年首次當選參議員到2009年被任命為副總統，拜登還兩次擔任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不僅親歷了數十年來重大國際事件，至少還與全球50多個國家的150名領導人會面。
2020年11月24日，拜登首次公開他的6位內閣成員。其中，兩人將會負責拜登政府的外交工作，他們是被提名為國務卿的託尼·布林肯（Tony Blinken）以及被提名為國家安全顧問的傑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
二人都是美國外交領域的“老手”，均在奧巴馬政府擔任過高級職務。布林肯和拜登的合作可追溯到20年前，沙利文則在2015年的伊核協議談判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並在拜登擔任副總統的奧巴馬政府中擔任國家安全顧問。
“這個團隊反映了一個現象，即美國回來了，準備領導而不是抽離這個世界。我們將再次坐在首席位置，準備對抗我們的對手並且不排斥盟友，準備捍衛我們的價值觀。”拜登在當天的組閣亮相中信誓旦旦。
受到拜登提名的國務卿布林肯也強調，“美國無法單獨解決全球面對的問題，我們必須同其他國家合作。”
“特朗普持續不斷地對國內外的規範和制度發起攻擊。如今，美國要做的首先是要服別人，它可以再次領導世界。”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艾倫·大衛·米勒（Aaron David Miller）和理查德·索克利斯基（Richard Sokolsky）在美國公共廣播公司網站上撰文提出質疑，“但美國如何能夠領導一個它不再統治的世界？”
文章還寫道，過去的四年裡，美國不再是那個世界霸主，美國的民主已經被玷汙；對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不力處理損害了美國能力的聲譽，“退群毀約”更是讓人們對美國的信任支離破碎。與此同時，世界的形勢也發生了巨大改變，亞太地區的美國盟友都在走自己的道路，歐洲盟友也在尋求著更大的戰略自主權。
“美國最親密的盟友會跟拜登合作，歡送特朗普的‘反覆無常主義’，”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托馬斯·萊特對未來的預判仍難掩糾結，“但盟友們對事情的走向總會有揮之不去的疑慮。”
“簡單來說，美國在許多問題上已經失去特別地位了，它可以提出問題卻無法解決問題。”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兩位研究員提醒道，“美國的外交政策設計者需要以審慎、智慧和謙遜的態度行事。最重要的是，不要只看到他們想要的世界，而是要看到世界的實際情況。”
美國當選總統拜登近日還發誓，要在上任百天內儘可能多地修復損失，尤其要撤銷特朗普簽署的一系列“退群毀約”的行政命令。
最近，美國前國務卿約翰·福布斯·克里（John Forbes Kerry）被拜登委任為氣候變化特使。克里對《紐約客》雜誌表示，上任之後，拜登準備立刻重返《巴黎氣候協定》，與世界衛生組織重新談判以形成應對大流行更有力的舉措，並計劃延長與俄羅斯僅存的軍控條約《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拜登政府還希望和英法德及中俄在《伊核協議》上加強合作。
從拜登的外交團隊及其主張來看，新一屆美國政府將在外交上重返多邊主義。英國《衛報》評論認為，重返多邊主義之路並不容易，儘管特朗普留下來的一些宿怨比較容易解決，但最棘手的問題將是來自美國國內的壓力，尤其是若共和黨保住了對參議院的控制權，它可能會阻撓拜登的外交政策。
南方週末記者 施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