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世界變了。
近日，美國白宮國家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庫德洛呼籲，所有在中國的美國企業全部撤離，由美國政府承擔全部“搬家費”。
這只是美國政要的建議，並非政策。
日本政府推行了“改革供應鏈”項目，提供2435億日元（約合158億人民幣）項目經費，資助日本製造企業撤回與撤離（未指明中國），實現供應鏈多元化佈局。
當地時間4月14日，特朗普在白宮記者會上宣佈美國將暫停資助世界衛生組織，他指責世界衛生組織沒有及時分享疫情信息，沒有及時宣佈“全球大流行”。
大疫之下，各國臨時“閉關鎖國”，設法組建本土產業鏈，迴歸經濟主權，世界正在“逆全球化”。同時，國家鬥爭白熱化，政治權威、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崛起，意識形態鬥爭激烈，“甩鍋”比賽替代了東京奧運會，美國趁機“去中國化”。
很多人感覺到，過去的全球化秩序正在解體，2020年成為“歷史的分水嶺”。
全球化秩序存在哪些問題？又是如何崩潰的？疫情之後的世界將如何演變？到底是逆全球化，還是去中國化，亦或是重構更高級別的全球化模式？
本文深入全球化的內在矛盾，透視全球化秩序變遷，思考中國的前途。
本文目錄：
一、脆弱性與反脆弱：經濟全球化與民族國家之矛盾
二、舊秩序與大變革：全球化秩序與個體利益之矛盾
三、破壞者與重構者：全球化治理與既得勢力之矛盾
（正文8000字，閱讀時間30'，可先閱讀再分享）
01 脆弱性與反脆弱：經濟全球化與民族國家之矛盾
新冠疫情，印證了全球化，同時也正在壓垮全球化秩序。
全球化的過程，是一個國家主權不斷向外讓渡的過程。從貿易全球化，到金融全球化、要素全球化，再到生活全球化，全球化程度越高，國家主權越弱。
可見，經濟全球化與民族國家之間存在天然的矛盾。
理想的全球化是沒有國界的全球化，是個人、家庭、企業及社會組織之間網絡密佈的信息、商品、資本、科技及情感交流。
但是，由於交易費用的存在，全球化並不是均衡的，更不是人人受益的。當今世界，人們還無法脫離國家而存在。
在全球化時代，國家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這是一個嚴肅的命題。
在當今的全球化世界中，經濟全球化與民族國家存在兩組矛盾：
一、經濟全球化與政府權力之矛盾
1951年，法國、聯邦德國、意大利、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六國在巴黎簽署了《歐洲煤鋼聯營條約》，決定建立煤鋼的共同市場。
歐洲煤鋼共同體是世界第一個“超國家”機構。加入這個機構，意味著國家煤鋼開採與支配主權無法獨立自主。
如今，歐洲基本實現了一體化，歐元區成員國已讓渡了關稅、貨幣及部分財政、外交、國防主權。
全球化對國家主權的打擊，首當其衝是對政府權力的削弱與制約。
在加入全球化前，政府壟斷了國家權力，擴張多少貨幣，發行多少政府債券，政府說了算。加入全球化後，各國政府的權力被削減，政府之間相互競爭與合作。如此，一些國家的政府會主動排斥全球化，或僅將全球化作為一種工具。
在非洲、中東、亞洲、南美等一些國家，政府並不願意過度參與到經濟全球化。即便全球化能夠改善國民的生活，這些政府也可能拒絕全球化。相反，他們傾向於喚起國家主權、民族意識，以避免手中的國家權力受制約。
如此一來，各國全球化程度差異巨大，全球化與民族國家的矛盾更加突出。
例如，歐洲譴責巴西放任亞馬遜雨林火災蔓延，巴西總統則認為這是巴西主權，他國無權指手畫腳。歐洲人渴望“地球之肺”的新鮮空氣，巴西政府考慮的是當地農民的生計，默許火燒雨林開墾農田。
七國集團表示，願意籌措2000萬歐元幫助亞馬遜滅火。巴西總統對此嗤之以鼻，並稱西方援助是“帝國主義侵犯主權，另有所圖”。
又如，關於疫情信息問題，各國政府爭議巨大。疫情信息，是不是國家主權？如果世界是隔絕的，俄羅斯是否公開信息，與他國無關。但在全球化時代，疫情信息定然超越國家主權，作為全球共享的信息。任何國家政府都不能以國家主權之名隱瞞疫情信息。
再如，關於疫情的防控模式，各國爭議同樣巨大。疫情能否有效防控，取決於防控最差的國家。如果防疫最差的國家政府不作為、亂作為，他國能否對其“指手畫腳”？這個國家的政府能否以他國干涉國家主權之名反擊？
當今的世界，“一人得病，全球遭殃”，疫情全球化對國家主權構成了挑戰。
二、全球化風險與國家治理弱化之矛盾
全球化主要是由自由市場推動的，但是自由市場伴隨著各種外部性風險，比如空氣汙染、難民問題、種族融合、金融危機、病毒“世界大流行”。
如何應對全球化風險？
全球化程度高的國家，其國家主權及政府行政權力被弱化，這弱點在疫情面前被放大化。
疫情來襲，這些國家政府無法立即封城、宵禁、停產。在歐洲，德國、法國、意大利等任何一個國家若採取這種模式，對他國的經濟打擊難以想象。但是，一旦一個國家被攻陷，若不採取有效措施，對他國來說同樣是災難。
全球化導致的國家治理弱化，難以應對全球化風險。全球化程度高的國家如美國、歐洲，被病毒傳染的風險更大。這就是全球化的脆弱性。這並不是支持反全球化、逆全球化。
國家治理弱化的部分應該由國際組織填補，但是國際組織的全球化治理退化，給病毒留下了一個巨大的漏洞。
如今的國際組織脆弱不堪，世界貿易組織缺乏應對疫情的預案，世界衛生組織在這次疫情中的表現備受爭議。
歐盟算是比較成功的國際化組織，但是依然在這次疫情中暴露了缺陷。意大利防控失利主要原因是醫療資源不足。意大利長期受債務危機困擾，政府沒有足夠的資金擴充公共醫療資源。意大利政府的財政赤字受歐盟約束，財政擴張受制於歐元區貨幣擴張。這是歐盟強貨幣與弱中央財政的治理問題。
為了規避疫情全球化風險，各國開始退縮到國家主權、經濟主權的界限之內，政府趁機強化行政權力。歐美很多自由主義學者擔心，疫情過後是否會帶來大政府主義，生活在“皮下監視”之中。
當前，各國出臺了臨時防禦法案或行政令，防控模式及執法程度差異巨大。這可能引發國家主權及公民權衝突。
比如，新加坡對防疫違法嚴懲不貸，若他國公民遭遇新加坡政府制裁，是否涉嫌侵犯他國公民權？尼日利亞商人在廣州的防疫衝突事件，上升到外交層面。非洲國家的種族及民族意識頗為敏感。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曾指出經濟全球化與民族國家的矛盾：“這個世界的政治組織和經濟組織不同步。國際經濟體系已經全球化，而世界政治結構還是以民族國家為基礎。”【1】（世界秩序，基辛格）
全球化經貿關係，是由無數個市場契約構成的，是建立在理性之上的。但是，民族國家中的意識形態、民族主義、群體非理性及國家力量，對全球化並不友好。
理論上，全球化對所有國家都有利。現實中，全球化大多數衝突均源自外部性。
全球化對後發國家有利，因為信息、知識及通用技術具有外部性，後發國家可獲得大量現成的知識及技術轉移。但是，一些後發國家可能會藉助這一外部性，引發知識產權爭端。更可怕的是，這種行為被偽裝為“後發國家趕超發達國家”的經濟學理論。
全球化對發達國家也有利，因為發達國家的貨幣具有外部性。但是，一些發達國家往往利用其貨幣作為“世界貨幣”的壟斷優勢，向全球攫取鑄幣稅。
實際上，在全球化時代，國家應該從民族國家演變為契約國家。
國家存在的價值，是幫助國民與他國簽署共同契約，以降低全球化交易的費用。具體職責包括共建全球化秩序及組織，協商關稅及競爭規則，打擊國際犯罪，等等。
02 舊秩序與大變革：全球化秩序與個體利益之矛盾
雖然經濟全球化與民族國家存在天然的矛盾，但是二者相愛相殺，全球化不會崩潰，會吸納更多“民族性”，民族國家亦會在全球化中逐漸轉型。
但是，全球化秩序會崩潰。
當前的全球化秩序，始於二戰後，在八九十年代充分發展，在2008年金融危機中開始崩潰。中美貿易戰是全球化秩序矛盾的焦點，新冠疫情或許是壓垮全球化秩序的最後一根稻草。
這個維持了70多年的全球化秩序，由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機構維繫，是人類大規模協作的豐碑，給世界帶來了長久的和平與繁榮。
比如，承認民族自決權，結束了殖民統治。《聯合國憲章》將“發展國際間以尊重人民平等權利及自決原則為根據的友好關係”確立為聯合國的宗旨之一。
不過，維持這一全球化秩序的壓艙石是貿易全球化（注意：本文討論的全球化秩序主要指全球化經貿秩序及國際貨幣體系）。
朝貢體系、政治聯姻、軍事同盟均無法持續維繫國家關係，唯有網絡密佈的經貿關係才是兩國關係的壓艙石。
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金融化、信息化及跨國公司三股勢力掀起了全球化大潮，新興國家加入其中，全球化一日千里，貿易規模迅速膨脹。
如今，經貿這塊壓艙石如此厚重，全球化秩序為何依然岌岌可危？
主要原因是經濟全球化本身存在兩大難以克服的矛盾：
一、貿易全球化與法定貨幣之矛盾
當今貿易全球化秩序是以美元為基石的秩序。但是，這一秩序存在一個致命的問題，那就是特里芬難題。
所謂特里芬難題，即美元作為全球最大的國際結算貨幣、儲備貨幣，定然需要不斷地向海外輸出美元，如此會導致美國長期逆差；長期逆差又難以維持美元的幣值穩定。簡單來說，美國無法同時做到既出口美元，又出口商品。
歐洲國家抓住這一弱點，用大量的美元向美國兌換黃金，導致美國黃金虧空，爆發美元貶值危機。最終尼克松總統在1971年宣佈美元與黃金脫鉤，導致佈雷頓森林體系崩盤，國際匯率動盪不安，重創全球化秩序。
後來，世界進入信用貨幣和浮動匯率時代，美元無需咬緊並剛兌黃金，美聯儲獲得了更大的靈活性。但是，特里芬難題依然存在。
在出口美元與出口商品間，美國選擇出口美元。最近40年，美國保持相對強勢，貿易逆差持續擴大，本土製造業出現空心化。由於美元不再是剛性兌付，他國無法像佈雷頓森林體系一樣直接兌換黃金導致美元貶值。
但是，實體產業空心化會慢慢侵蝕美元的信用基礎。為了維持美元的信用，美國不得不在軍事、金融、國際政治及公共用品建設上持續增加籌碼。如此，美國政府發行大規模的國債，他國用美元購買其國債，將美元迴流到美國本土。
但是，大規模的國債其實是在透支國家信用，最終亦無法支撐美元。所以，如今的全球化秩序依然無法逃脫特里芬難題。
特里芬難題的本質是，美元作為美國的主權貨幣，又是“世界貨幣”。依靠主權國家貨幣來充當國際清償能力的貨幣體系，定然因“特里芬難題”而走向崩潰。而且，目前還沒有出現成熟的替代方案。
這體現了貿易全球化與貨幣主權化之間的矛盾。特里芬難題如鯁在喉，是全球化秩序崩潰的內在動因。
二、資本全球化與勞動本土化之矛盾
現行的全球化秩序中，還存在一組尖銳的矛盾：資本全球化與勞動本土化。
資本是天然的生產要素，但是勞動者不是天然的生產要素。資本為逐利而生，無國界；但勞動者，首先是一個社會人，然後才是勞動者（經濟人），而且是有國籍的勞動者。
在全球化時代，資本與勞動自由度差異形成了一道財富裂痕：資本可以在全球自由配置，在全球獲取利潤。但是，勞動者由於受到國籍等限制，無法在全球自由流動。
比如，美國的企業因本土工資高，將資本、設備、工廠轉移到工資更低的中國，然後賺取利潤。但是，美國和中國的工人卻無法在全球自由流通。中國的工人，無法到美國就業賺取高工資；美國鐵鏽地帶的工人也無法到中國來就業，只能處於失業狀態。
一旦這個國家的產業及工廠都遷移到海外，而這些工人又無法到他國就業，那麼他們將面臨失業。工人重新培訓再就業的門檻往往很高，轉業的成本阻礙了勞動力在不同行業間流通。
反過來，埃克森美孚、蘋果、摩根大通、高盛等跨國公司在全球獲利豐厚。
英國經濟學家斯拉法“用商品生產商品”的經濟邏輯推測：“經濟增長的結果，將是工資在國民收入中所佔的比重下降，工資與利潤之比朝著不利於工資的方向變化。”【2】（《用商品生產商品》，斯拉法）
如今全球貿易基本以比較優勢為基礎。有人感嘆中國勞動力價格上漲，比較優勢正在消失。其實，長期維持一種比較優勢是有問題的，說明這兩個國家存在限制要素流通的因素。
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有一個前提是兩國之間要素不流通。中國一直維持低薪酬，說明工人無法自由流通到國外謀取高薪酬。誠然資本的全球流通，可以平抑中美勞動力市場的價格。但是，勞動力的限制性流通，極大地扭曲了兩國的工資價格。
這兩組矛盾會造成什麼樣的後果？
這兩組矛盾共同導致經濟結構失衡、貧富差距擴大，即華爾街紙醉金迷與鐵鏽地帶芳草萋萋。
特里芬難題和資本全球化，有利於美國金融產業發展。跨國公司在美國享受廉價的美元，在中國享受廉價的勞動力，同時還享受各國低廉友好的資本稅。
而特里芬難題和勞動本土化，導致美國製造業空心化、工人失業及中產階級萎縮。美國的貧富差距正是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伴隨著全球化的發展而迅速擴大。
自1997年以來，美國製造業就業人數下滑了大約30%，美國製造業中產受到沉重的打擊。
1973年至2017年，全球化加速的40年中，美國生產率在提高了77%的同時，工薪階層工資僅有12.4%的增長。
1980年，美國收入前40%的家庭的平均收入是收入後60%的家庭的平均收入的4倍。到2016年底，兩者的收入之比增加到了10倍。
世界銀行繪製的“大象曲線”說明，過去四十年，銀行家、跨國公司股東等全球財富佔比前1%的富人，其財富迅速增加，而原全球財富佔比10-25%的中產則快速萎縮。
可見，這種全球化秩序是一個高美元、高赤字、高債務、結構失衡、貧富懸殊的國際秩序。這一秩序的獲益者是建制派、華爾街及跨國公司，受害者是美國製造界、藍領工人及中產家庭。它體現了全球化秩序與個體利益之矛盾。
這一秩序最終引爆了2008年金融危機。
美聯儲長期以“不對稱操作”為金融界輸送美元，持續積累金融風險。小布什政府時期，為了緩和社會矛盾，讓中產階級及藍領家庭能夠買得起房，鼓勵次級貸款，最終引發了次貸危機。
金融危機後，全球化秩序逐漸走向崩潰。
基辛格說：“每一種國際秩序遲早都要面對挑戰其凝聚力的兩種傾向的影響：要麼重新界定合法性，要麼均勢發生重大變化。當支撐各種國際安排的價值觀被根本改變時，就會出現第一種傾向。”【1】（世界秩序，基辛格）
金融危機後，歐美國家民粹主義崛起，美國藍領工人試圖藉助選票政治來改變生活處境。底層民眾呼籲平等、公正的價值觀，開始顛覆過去的全球化秩序。
奧巴馬政府試圖通過擴大轉移支付，推動醫保改革，來改善低收入者的處境。特朗普的做法比奧巴馬極端得多，他一邊擴大轉移支付，另一邊試圖徹底打破原有的全球化秩序。
特朗普在2016年競選時說：
“長久以來華盛頓的一小群人攫取了利益果實，代價卻由人民承受。華盛頓欣欣向榮，人民卻沒享到財富。政客們塞滿了腰包，工作機會卻越來越少，無數工廠關門。建制派保護的是他們自己，而不是我們國家的公民。”
但是，特朗普打破的這個秩序，不僅僅是美國的秩序，更是全球化秩序。大洋彼岸搞鬥爭，掀了桌子，衝擊到了中國。
這就有了中美貿易戰。（詳見智本社課程《中美貿易戰》）
疫情，加速了這一秩序的崩潰，加劇了中美關係的對立。
逆全球化，去中國化，背後的實質是舊秩序的崩塌。
03 破壞者與重構者：全球化治理與既得勢力之矛盾
特朗普，到底是全球化秩序的破壞者，還是重構者？
這是一個需要刨去意識形態認真思考的問題。
特朗普上臺3年多在全球“大開殺戒”，到處“退群”、“開戰”，故意讓世界貿易組織總裁機構停擺，切斷世界衛生組織的資助，把舊秩序砸得稀巴爛。
舊秩序的既得利益者，如建制派、銀行家、精英階層及國際政客，對其恨之入骨；舊秩序的失意者，又渴望特朗普能夠帶來改變。
2008年後，全球化大回潮，特朗普加速了舊秩序的崩塌，動搖了國際經貿關係這一壓艙石。
大疫之下，各國正在臨時構建本土供應鏈，美日政府試圖趁機吸引工廠回國。
我們擔心，經濟全球化的穩定力量正在削弱，日漸萎縮的貿易規模及惡化的經貿關係，正在一步步逼近兩國硬脫鉤的零界點。
1909年，歐洲有一本暢銷書《大錯覺》說：“歐洲國家的經濟相互依存，彼此之間發生戰爭是無用的，因此也不可能發生戰爭。”
五年後，歐洲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
後來，《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馬斯·弗裡德曼幾年前說：“在全球化時代，任何兩個擁有麥當勞的國家都不可能彼此開戰。”
過去40年，中美經貿迅速發展，美國是中國第一大貿易國，中國是美國重要的貿易國和投資國，兩國經濟總量之和佔全球的40%。
很多人由此判斷，中美兩國不可能硬脫鉤。不過，兩國龐大的貿易規模掩蓋了兩國經貿關係的脆弱性。
過去40年，中國以貿易全球化為主，金融全球化與要素全球化落後。中美關係主要是淺層次的貿易關係，兩國要素流動程度很低，金融、科技、制度及高級商務等深層次的合作相對較少。
前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黃奇帆指出，“中國近200萬億的金融資產中，外資金融機構只佔1.8%。與之相比的是，在同樣近200萬億的工業、商貿資產中，外資企業資產佔到了30%。”【3】
換言之，中美經貿關係僅僅是淺層次的貿易，中國很少他國不可替代的商品及技術貿易。
工信部部長苗圩曾說：
“中國製造”不像我們想象那麼強大，西方工業也沒有衰退到依賴中國。我們的製造業還沒有升級，但製造業者卻已開始撤離。
如果美國政府真提供“搬家費”，這些工廠會撤離嗎？
有些人很自信，認為中國的勞動力及供應鏈優勢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取代。有些人則表示擔憂。
未來，中美兩國經貿關係到底怎麼走，取決於兩組矛盾：
一、中國：舊秩序與改革開放之矛盾。
經濟學告訴我們，人是在邊際上做選擇的。當前，中美關係不會因為某一個人、某一件事突然脫鉤，但是每一件事都在增加邊際成本及邊際收益。當邊際成本等於邊際收益，關係便出現質變。
假如美國政府真會出“搬家費”，這相當於增加了美國企業回遷的邊際收益，加大了回遷的籌碼。
反過來，中國政府該拿出怎樣的籌碼，增加美國企業留在中國的邊際收益？
現在有兩個問題值得反思：
一是超國民待遇。
特斯拉為何在中美貿易戰中來華投資？貿易戰開始時，馬斯克指責中國汽車產業門檻太高，外資投資必須與國企合資，還得國企控股。
之後，中國給特斯拉一路開“綠燈”，要貸款給貸款，要地給地，要政策給政策，並且允許特斯拉以獨資的方式在華經營。特拉斯從投產到下線，用時不到一年，馬斯克來上海時興奮地跳起了舞。
過去幾十年，中國用優惠政策吸引外資。如今超國民待遇留外資、吸引外資，正在引發社會的關注。很多人意識到，外商與中國商人應該享有同等待遇。
所以，政府需要通過改革讓利，構建公平的營商環境，以吸引、留住各類資本，包括外資與中國私人資本。中國的改革需要從過去的“特區”及特殊政策，轉向全方位的、公平性的制度建設。李克強總理說：“沒有更大力度的改革開放，外貿外資是穩不住的。”
二是意識形態鬥爭。
自貿易戰以來，尤其是大疫之下，國內民族主義、極左思潮洶湧。舊秩序的既得利益者則利用這種思潮展開意識形態鬥爭，以阻礙進一步改革開放。
如今在中美兩國之間，意識形態已成為全球化交易費用的一部分。網絡上每一波極端民族主義意識形態鬥爭，都增加了中國吸引、留住美國資本及國內資本的邊際成本，加速各類資本離開中國，加大中國與美國硬脫鉤的風險。
這種行為不僅是不理智的，更是危險的。
新冠疫情客觀上推遲了中美第二輪經貿談判，給中國留下了更多調整的時間。但是，這個窗口期又因意識形態鬥爭正在快速關閉。中國需要警惕意識形態鬥爭替代改革開放。
疫情期間，李克強總理說：“下一步要實現恢復性增長，還得靠更大力度的市場化改革，靠更大力度的對外開放”，“越是遇到困難，就越是要擴大改革開放。”
二、美國：舊秩序與底層勢力之矛盾。
特朗普，可以確定為舊秩序的破壞者，但是不是新秩序的建立者？
打破舊秩序容易，建立新秩序困難。
新秩序是一個怎麼樣的秩序？
就經貿秩序而言，特朗普試圖聯合北美、歐洲及日本建立“三零”（零關稅、零補貼、零壁壘）貿易區。如果“三零”貿易秩序建立，這將是對過去失衡的全球化秩序的顛覆。
新秩序能否建立，取決於新舊秩序的力量對抗。目前，舊秩序中存在較強的兩股力量：
一是世界貿易組織。
世界貿易組織是建立和維護過去全球化秩序的經貿機構，如果三零秩序建立，意味著世貿組織被拋棄。中國如果沒能加入三零秩序，意味著將面臨“二次入世”。
當然，歐美日也是兩條腿走路，構建三零貿易區的同時，也在推動世貿組織的改革。歐美日三方對WTO的改革已經達成了基本共識。
具體怎麼改？改革包括修改發展中國家的界定、反補貼問題等，基本也是朝著三零方向走。
就在中美簽署第一階段經貿協定的同時，美國、歐盟和日本向世貿組織提交了一份改革方案，即《補貼和反補貼措施協定》。
這個方案針對的是世貿組織的反補貼改革，對國家補貼行為做了嚴格的限制。比如說，補貼透明化，禁止對他國產生負面效應的補貼，對國有企業的補貼做了更加嚴格的限制，還包括遏止強制技術轉讓，等等。
2020年2月10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宣佈取消包括中國在內的25個經濟體的WTO發展中國家優惠待遇。這可能是美國重塑全球貿易規則的標誌性事件。
若歐美日選擇在世界貿易組織的框架內，通過改革規則來修正現有經貿秩序，那麼世界貿易組織的地位依然還在，中國的壓力相對小一些。
不管是三零規則，還是世貿組織的改革，全球化經貿秩序的重構或改革，已是大勢所趨。
二是民主黨候選人拜登。
2020年11月美國總統大選，將決定全球經貿秩序的走向。
民主黨候選人拜登是建制派的典型代表。若拜登勝選，“三零”貿易秩序大概率破產。拜登可能會選擇在世界貿易組織框架內適當改革，並捍衛舊秩序的既得利益者。
雖然對華強硬已是美國兩黨的共識，但如果舊秩序不徹底顛覆，中美關係會得到緩解，中國面對的國際環境壓力會小一些，同時倒逼改革的壓力也會小一些。
如果特朗普連任，那麼下一任的主要任務應該是建立新的國際秩序，包括三零貿易區。
至於能否建成，目前難以預測，但可以做個難度排序：
對於歐美日來說，實現“零關稅、零補貼、零壁壘”並不算太難。“三零”規則有助緩解全球化經濟失衡，縮小美國的貿易逆差，加快要素自由流通，降低全球化交易費用。
若中國沒能加入這一體系，或面臨“二次入世”風險。中美之間不大可能硬脫鉤，但會“軟脫鉤”。中國與歐美日依然有經貿往來，但不在一個體系內（如入世之前），或形成“中國+東南亞及新興國家（橋樑）+歐美日體系”的世界經貿格局。
不過，“三零”秩序只是經貿秩序，還需改革國際貨幣體系。如果國際貨幣體系不改革，特里芬難題依然存在，舊秩序的頑疾無法根除，美國的資產泡沫及債務問題依然突出。
而貨幣體系才是舊秩序問題的根源所在。特朗普的執政政策是建立在財政貨幣化融資基礎上的，特朗普既沒有動力，也沒有權力去改變這一體系。反過來，特朗普大幅度擴張財政，滿足對選民承諾，只會加重債務危機。
舊秩序正在崩塌，新秩序任重道遠，中國當以改革入圍。
基辛格在疫情期間發文：“我們生活在一個新紀元。各國領導人面臨的歷史性挑戰是，在應對危機的同時建設未來。失敗可能會引火燒身。”
參考文獻
【1】世界秩序，基辛格，中信出版社；
【2】用商品生產商品，斯拉法，商務印書館；
【3】金融開放仍有瓶頸，黃奇帆，中國企業家雜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