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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雪豆
都說藝術源於生活，作為第九藝術的遊戲也同樣如此。
在《人中之龍 7》的主線故事中，以“伊勢佐木異人町”為據點的中日韓三大勢力明爭暗鬥，縱橫捭闔的故事可以說給玩家們留下了相當深刻的印象——以趙天佑所帶領名為“橫濱流氓”的中國勢力，與勝熙所帶領名為“蛛巢”的韓國勢力 ，在這個熙熙攘攘的街道中跟日本勢力“星龍會”形成了三分天下的局面。
△ 趙天佑登場的時候可以說是非常心狠手辣了
對內部而言，三大勢力把持著橫濱勢力之間的絕對平衡；而對外界而言，這三個團體所組成的“異人三”形成了牢固的“肉身之壁”，無法輕易地被其他勢力所攻破。
《人中之龍》的系列故事裡其實並不缺少對中國黑道的描述。在前幾作中，桐生一馬也曾經接到過從中國黑道中救下日本人的支線任務。那些揮舞著青龍刀、打得一手形意拳、操著滿口蹩腳中文的中國黑道小角色，讓很多中國玩家感到啞然失笑之外，實際上在現實裡卻有著對應的原型。
△ “殺他個回馬槍”
自古以來一直強調“血統論”、“武士道精神”的日本，充滿任俠精神的黑道卻混入了來自外國的血液，想來也會覺得有點不可思議。而現實中的日本黑社會，面對中國出身的暴力團體，也多少會覺得有些棘手。
那麼，在日本的中國極道勢力，到底是源自何處，而現在又是一種怎樣的狀態呢？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中日韓三個國家可以說是互相掐架的老對手了——早在明代就有過被幕府侵略的李氏朝鮮求助大明，打了七年的“萬曆朝鮮之役”。而二戰時期的“滿蒙開拓團”與“日韓合併”等關乎到民族衝突的事件，至今對日本仍然有著不可磨滅的影響。在這樣的背景下，大量的人員流動使日本國內的人口構成產生了奇妙的變化。
△ 滿蒙開拓團
早在日俄戰爭的時候，日本便已開始覬覦中國東北（即滿洲）和內蒙古的資源以及利益。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關東軍正式侵略中國東北，在1934年成立了偽滿洲國。作為日本的傀儡國，從日本向東北的移民計劃也自然順理成章地提上了日程。
到了1936年，日本廣田內閣決議了“滿洲移民開拓推進計劃” —— 想要通過不斷實施移民政策，一是為日本南下作戰提供有利的跳板，二來是想借此改變東北的民族構成，使日本人在東北地區的人口占有優勢，妄圖徹底佔領中國國土。
△ 當年日本國內“滿蒙開拓團”的徵招廣告
直到1945年二戰末期蘇聯正式對日宣戰後，整個“滿蒙開拓團”也還有27萬（一說32萬）日本僑民被關東軍丟棄在東北。但是由於日本政府在此時為了匆忙應對對蘇聯的作戰，而徵召了所有十八歲到四十五歲的男性，留下了老弱婦孺，也並未對其施以任何保護措施。戰爭爆發後，這些開拓團被迫向大連、丹東方面撤退，而未能及時撤退的人們，便成為了遺留在中國大陸的日本僑民。
大部分女性僑民在之後為了生存而融入了當地人的家庭，也有一些未滿成人的日本孩童被當地人收養，成為了遺孤。
△ 遺華日僑
在日本戰敗後，中國與日本便開始不斷展開日僑遣返的活動，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後，遣返遺華日僑的活動更是被提到了重要日程之上。最終大部分的遺華日僑得以順利回到日本，並順利取回了日本國籍以及永駐權。根據厚生勞動省的調查，截至去年8月，回到日本國內的遺華日僑達到了20911人。
但，這些得以回到日本的日本人，卻並沒有受到社會的接納和認可。
這些遺華日僑長期在中國生活，已經無法再融入日本社會——在思想和價值觀方面長期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不少日僑在回國之後不懂日語，無法與日本人交流；再加上對日本社會的不理解，生活方面自然而然被日本社會所孤立起來。這些孤立使遺華日僑無法正常工作，只能靠政府的救濟金生活。
這些遺華日僑與他們的孩子（遺華孤兒），只能靠杯水車薪的收入活在社會的最底層。
△ 到現在，這些遺孤們仍然在向日本政府爭取賠償
而受盡了欺負的遺華孤兒的後代，也因為同病相憐走到了一起，最終形成了對抗日本社會的團體。
其中最為出名的團體，也是目前可以考證的最早的“中國”極道組織——“怒羅權”。
△ 被稱為Dragon的怒羅權成員們
怒羅權誕生在1988年的“常盤寮”——一個位於東京葛西，接納遺孤後代的設施。而當時在葛西中學就讀的遺孤後代約有60人。
80年代正是日本不良風氣興起的時候。作為不會講日語的遺孤後代而言，被罵“笨蛋”，被欺負是一件家常便飯的事情。在這段日子裡，那些受盡了日本人欺負的孩子們由於語言與血脈的關係，變得更加團結。
△ 現在常盤寮已不復存在，原址被改建為了“江戶川區立障害者支援ハウス”
最終，為了保護自己，十二名遺孤後代結成了“怒羅權”，對那些曾經欺凌過他們的日本人做出反擊。
“怒羅權”這個名字，是很典型的暴走族喜歡使用的“將外文用奇怪的漢字拼寫而成”的寫法——但比起“夜露死苦”和“愛羅武勇”，怒、羅、權三字卻被這些遺華孤兒們賦予了更深一層的含義。
在2017年出版的《Daily新潮》中曾經有這樣的解釋：
“怒”指的是對日本人欺負所迸發出的“憤怒”，
“羅”指的是將強敵打倒的“羅漢”，
“權”指的則是維護自身應得的“權利”。
連起來的意思是“將對日本人的憤怒，化作成打倒他們的力量，爭取自己的權利”（一說是指“對日本人的憤怒、團結、權利”）。而這三字合起來的發音，則正是龍的日文發音“ドラゴン”（Dragon）。
“怒羅權”喊出了遺華孤兒們的心聲，也成為了他們暴力抗爭的起點。
△ 怒羅權葛西總部當時的照片
但按照上面的構成來說，“怒羅權”只是遺孤後代所建立的暴力團體，為何會最終變成“中國極道”的代表組織呢？實際上，在日本經濟泡沫的年代，日本的經濟騰飛成為了很多人出海的第一選擇。有想通過留學來一展宏圖的人，也有單純想謀求財路的人。
而在其中，一些通過留學或者其他手段來到日本的東北出身的人，因為生活習慣以及語言的緣故，便自然而然地與這些同樣是出身自東北的遺孤後代形成了近似血緣般的關係，進而形成了更加紛繁複雜的團體。對於這種團體，日本警方稱其為“東北幫”（東北グループ），而“怒羅權”也是由遺孤後代與這些東北人，還有一部分日本人所組成。
△ 怒羅權大部分出身自東北，也有一些日本本地人
怒羅權對外宣稱並沒有組織頭領，大家人人平等。起先，“怒羅權”並非以黑道團體的形象，而是以時下最為昌盛的“暴走族”的形式出現在一般民眾的面前。
在日本法律中，對於“暴力團”，也就是黑道組織是有非常明確的定義的。而怒羅權並沒有被規劃在暴力團的範疇裡，而是被稱之為“半聯合”——指那些不屬於暴力團卻會不斷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的集團。同樣被稱為“半聯合”組織的，還有已經退出歷史舞臺的“關東聯合”。
△ 90年代的關東聯合
在沒有“暴力團約束法”的前提下，這些怒羅權的成員大部分是擁有日本國籍或者永駐權的人，也自然很少會發生強制遣返的事情。這種野火燒不盡的做派使得警察對怒羅權的管束非常棘手，無法抑制團體的快速成長。
而正因為無法用法律來管束，怒羅權的所作所為也就變的越來越跋扈。對暴走族而言，摩托車自然是必不可少的一環，沒有錢的怒羅權就開始以盜竊錢財、偷竊車輛開始了違法犯罪的生涯。
△ 當時怒羅權外出的模樣
89年怒羅權的八名成員“遠征”浦安與當地暴走族展開亂鬥，殺害一名敵對暴走族成員的事件使團體名聲大噪，史稱“浦安事件”：
1989年5月28日凌時任怒羅權核心人物之一的汪楠，帶領遺孤後代4人和日本籍女子3人乘坐改造後的摩托車來到千葉縣浦安市的保齡球場附近，結果反遭對方五十多名成員的襲擊。他們一到現場就被50多名手持鐵管、金屬球棒的暴走族“市川幽靈”成員團團包圍。怒羅權其中一名17歲的中國籍成員手下用匕首反擊，結果導致對方成員四名重傷，一名死亡。
起初本想以“正當防衛”來為自己脫罪，但該成員卻最後還是被法院判以故意殺人罪。怒羅權認為這樣的判決是在有意針對他們。以此為契機，他們視警察為敵人，繼而走上了“武鬥派”的路線。而這個判決，也成為了日後他們襲擊江東警察署，向警車投擲燃燒瓶的原因之一。
△ 前怒羅權創始人之一的汪楠，現致力於“為囚犯提供書籍”的公益活動
彼時的怒羅權卻不僅只針對警察，在浦安事件一年後，怒羅權將抗爭怒火延展到了真正的黑幫團體上。
汪楠在之後的個人回憶錄中曾經講述：在“浦安事件”發生一年後，因為一次偶然的事件，一位認真工作的前輩在烤肉店吃飯的時候與當地黑道團體起了爭執，被黑道圍毆致死。怒羅權的成員因此開始對黑道團體抱有了敵對心理。
為了為死去的夥伴報仇，怒羅權開始襲擊黑道組織的事務所。這種睚眥必報，血債血償的做法令一些日本黑道膽戰心驚。在整個90年代裡，怒羅權的成員們高舉著寫有“怒羅權”和“Chinese Dragon”的五星紅旗，不斷襲擊著暴走族、黑道和持有武器的警察。
同時，由於他們會攜帶刀子棍棒等武器上街遊走、襲擊其他敵對的暴走族，也被稱為“菜刀軍團”。
專門報道犯罪團伙的記者田代篤曾經這樣形容怒羅權：
怒羅權從來都會正面抗爭警察與暴力團體，自然那些黑道也不會放在眼裡。曾經發生過成員們手持匕首，青龍刀，將暴力團成員的耳朵切下來的故事。像這樣以武力為背景來向飲食店收取保護費的他們，也開始逐漸擴大起來。
這樣看來，遊戲中的中國黑道那些揮著青龍刀的做法，也確實是真的。
說到給日本人帶來中國黑道刻板印象的武器“青龍刀”，也曾經發生過一個非常有名的事件——日本媒體稱之為“青龍刀事件”。
“青龍刀事件”是指在1994年8月10日晚8點左右，在歌舞伎町的標誌性建築“風林會館”旁邊小路中，中華料理店“快活林”發生的一起殺人事件。當時闖入的五名中國男人，用銳器殺害了店長和員工共兩人，並將一名客人砍成重傷。因兇手所使用的兇器為中國傳統兵器“青龍刀”故得名。
△ 源自於中國的武器，青龍刀
一時間人人自危，整個歌舞伎町變成了“恐怖街道”。然而在這起“青龍刀事件”的背後，隱藏著的卻是以歌舞伎町為據點的上海幫與北京幫兩個黑道團體之間的鬥爭。
從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開始，中國與日本之間的交流也變得多了起來。1983年，日本政府發表了“接受10萬中國留學生”的計劃。但是計劃的實施，卻引來了許多假借留學生之名東渡日本的中國黑幫勢力。他們在歌舞伎町聚集起來，形成了與遺孤後代不同的中國黑道組織。
△ 事發地附近的風林會館，也是華商的地產
而根據出身地的不同，這些組織也被冠以出身地的名號。其中在日人數最多、比例最大的也正是上海過來的人。這些組織爭奪外賣配送的權利，開設麻將賭博，紛紛試圖在歌舞伎町站穩自己的腳跟。
此時，早些年在歌舞伎町通過賣淫等違法行為而確立地位的臺灣人逐漸失勢，歌舞伎町正式成為中國幫派所爭奪的場所。90年代後，上海幫、北京幫、福建幫之間的對立逐漸激化，在“青龍刀事件”發生前的幾個月，福建幫襲擊了上海人所經營的夜總會，而在之後，針對上海人和廣東人的襲擊事件也開始呈現頻發之勢。有傳言指出這一連串的反擊是北京幫通過僱傭福建幫，意圖削弱上海幫的勢力而造成的襲擊。
由於通過蛇頭秘密潛入到日本的福建人，因其沒有合法身份而無法在日本找到正式的工作，所以一部分福建的黑幫團體被當做“僱傭兵”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於是這場“青龍刀事件”，也被順理成章地認為是上海幫對北京幫的反擊。
△ 90年代的歌舞伎町
直到1999年主張收緊對華政策的石原慎太郎上臺後，伴隨中國黑道幫派勢力的衰退，幫派與幫派之間的明爭暗鬥才漸漸停息了下來。但作為代表事件中的“青龍刀”，卻給日本民眾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也成為了很多影視劇作品中描寫“中國黑道”的必備道具之一。（例如成龍大哥主演的《新宿事件》中就有青龍刀的出現）
讓我們說回怒羅權的故事。怒羅權的暴力抗爭路線理念，得到了當時對警察頗為不滿的不良少年們的認可。90年代，怒羅權基本掌握了東京地方的暴走族勢力，並擴散到了周邊的王子和府中地區。整個組織在全盛時期竟達到了800人之多。
而在這些成員之中，以其為跳板隨後轉入到真正的黑道組織的也大有人在。上文提到怒羅權中十二位創始成員之一中的汪楠，便是原住吉會的成員；而2018年被逮捕的時任怒羅權領袖，被稱為“怒羅權狂犬”的馬場義明，也兼任住吉會的職務。
△ 因違反銃刀法，馬場義明於2018年被逮捕
伴隨著組織的發展，怒羅權已經由完成了“暴走族→半聯合→黑道組織”發展的路線。目前組織已經有橫濱，大阪，福岡等分組。而他們所從事的也自然與日本的黑道勢力別無二致：偷竊、搶奪、毒品販售、假結婚、匯款詐騙、收取保護費等等。
怒羅權也跟其他日本黑道之間有密切聯繫，例如上文提到的住吉會就曾經讓怒羅權作為其手下分銷毒品的組織。
與日本的黑道團體不同，日本的黑道受制於黑道道義，做事情要兼顧組織顏面，相對來說也會畏首畏尾。然而像怒羅權一樣的華人黑幫卻沒有這樣的條條框框，只有兄弟義氣和血脈相連，做起事情來也更加心狠手辣。
2011年12月，怒羅權幹部姜海峰因在繁華街低端用小刀刺傷兩名男性而被逮捕。
2012年3月，因為毆打阻止其入店的經營者，葛西警察署逮捕怒羅權成員加藤剛。
2012年12月，警視廳犯罪科逮捕了四名原怒羅權成員，該四人曾經在2011年12月襲擊了山口組的20名幹部。
2014年7月，怒羅權成員之一曹劍平，在池袋的咖啡店用槍射殺自己的妻子並遭到警方逮捕。
2017年9月，警方逮捕6名囚禁女投資家、並施以暴行的怒羅權成員。
……
而18年蔣勁夫家暴日本女友事件，據說後來也是被家暴女方找了來了怒羅權索賠10億日元的賠償金。
△ 除此之外，怒羅權也有很多其他的犯罪記錄
在小野登志郎所著的《怒羅權 ~新宿歌舞伎町黑道的最新檔案~》一書中，曾經有過這樣的描述：
怒羅權曾經警告過日本黑道組織：在日華人的保護費必須由怒羅權徵收，別想打他們地盤的主意。
有著中國血統的怒羅權，組織內部構成與國內的黑社會團體有著相似性。作為“東北幫”的主要力量，怒羅權內部也有數個團體。根據朝日新聞的報道來看，在怒羅權內部中最大的勢力被稱為“大偉組”（大偉グループ），約有250人。另外還有“王子怒羅權”的領袖雷金山所領導的“金山組”（金山グループ），約150人。
△ 雷金山於2017年因故意傷害罪被逮捕
對怒羅權而言，雖說表面上並沒有領袖，但實際上在背後卻有著被稱為“大偉”和“小偉”兩個兄弟般的人物存在。
“大偉”是一位遺孤後代，本名劉威，日本名叫佐藤威夫。“小偉”本名不詳，一般認為是其弟弟。
大偉在國內上小學的時候曾經被同學喊過“小日本鬼子，滾回日本去”。在日本被當做中國人，在中國被當作日本人，箇中滋味誰人知？20歲後，他跟隨母親來到了日本，並隨後開始了經商之路，也因為跟怒羅權的接觸，最終成為了掌握怒羅權“權力”的一人。
根據原日本警視廳幹部的描述，大偉在歌舞伎町經營著一家約有100人的風俗店，也會販賣盜竊商品和違法改造的柏青哥ROM，勢力遍及錦系町，葛西與上野。
△ 違法改造薄青哥的Rom，就是改造賭博機
後來因為持有毒品，大偉於2005年被逮捕，而根據朝日新聞在2009年的報道稱，出獄後的大偉已經於2008年回到北京發展，“大偉組”的實權也交由了其他人管理。
至於大偉的回國是否是敗於怒羅權的權力鬥爭現以無法考證，但作為對整個東京華人圈頗有影響力的人物，大偉的存在也確實讓當時的怒羅權實力大漲。
值得一提的是，大偉還資助了2000名留學生的學業。
△ 圖文無關
90年代末到21世紀初的新宿的歌舞伎町，福建幫、上海幫以及遺華孤兒成為了盤踞這片土地的一抹異色。但對於這些暗處的團體而言，真正的大本營則是中國大使館所位於的“六本木”——六本木居住著與中國政府有關的人員，以及實力雄厚的華僑。對於中國的黑道，這些人也是密不可分的存在。
一位駐日華僑曾經表示：“失去了六本木，就等於失去了代表中國組織的位置，不但會影響顏面，也會影響自己的生意。”
△ 位於六本木的中國駐日本大使館
怒羅權嚴重威脅著日本國內的治安，成為了日本警視廳的心腹大患。2013年，伴隨著前一年“六本木夜總會襲擊事件”（關東聯合在夜總會店內與他人發生口角致人暴力死亡）的發生，日本警察局終於制定了“準暴力團”的範疇。
準暴力團的定義是“並沒有明確的上下級關係，但是所屬成員以及前成員會經常性在繁華街等地帶進行不法暴力行為，與暴力團行為別無二致的集團”。早就考慮被取締的怒羅權也被相應的劃分到其中，成為了警方正式打擊的對象。
△ 2013年朝日新聞對“準暴力團”的報道
伴隨警視廳取締力度加大，日本的黑道勢力遭受了重大的打擊，而怒羅權也因為被列為了整改對象，近些年的活動日漸減少。據媒體報道，現在的怒羅權面臨分裂的危險，而至於之後權利會轉交誰手，這就是另外一個話題了。
不過話說回來，即便是目前規模和行為與暴力團並無二致，怒羅權也不能被歸類為像是住吉會或是山口組一樣政府所認定的正式極道組織。
△ “日本不需要怒羅權”
後記：
盤踞在日本的其他外國犯罪團伙
除了目前仍然存在的東北幫，上文所提到的上海幫（上海グループ）與福建幫（福建グループ）也同樣是目前“中國黑道”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團體。
平成15年由日本警察廳所頒佈的《警察白皮書》中指出，“上海幫”是從東京的歌舞伎町以及大阪minami集結起來的上海人組織，組織構成呈現金字塔型結構。而“福建幫”由多個福建出身的中小幫派所聚合形成，經常與“上海幫”發生爭鬥，成為日本社會不安定的因素之一。
△ 大阪minami，是指從難波到道頓堀、千日前周邊的繁華商業街的總稱
由於“量刑低”、“日本人防範意識差”、“生活水平高”等緣故，近些年來中國的犯罪組織也呈現抬頭趨勢。然而盤踞在日本的，卻不僅只有中國黑道一方實力。在日韓國人、巴西人、越南人也同樣是在日的外國犯罪集團的重要組成部分。
越南人由於國民經濟實力問題，導致大部分的犯罪都與金錢有關——侵入住宅與偷盜佔到了大部分。而巴西與俄羅斯的犯罪團體主要集中在機動車盜竊上。
△ 在日犯罪人員國籍構成
其中韓國的黑道勢力在日本也佔有同樣重要的地位——經歷日韓合併，在日本戰後中發揮過重要作用的在日韓國人在黑社會中的勢力也不容小視。通過高利貸積攢財力，不少韓商快速進入薄青哥和房地產行業。而這些行業，也脫離不了黑道的保護。
處於關東大地震時對在日朝鮮/韓國人的屠殺行為，使在日韓國人自發組織起來形成保護自己的黑道團體。而對於同樣是遺孤後代的他們，在身份上也有著同樣的困惑。有很大一部分在日韓國人加入了山口組等暴力團體，也有一些成為了抗爭日本黑道勢力的“先鋒”。
對於這些“先鋒”，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深入瞭解“金嬉老事件”，在此就不再贅述了。
金嬉老事件：1968年2月，在日韓國人金嬉老在靜岡縣清水市開槍打死了兩名黑社會成員，之後又在該縣寸又峽溫泉的旅館內劫持了13名人質。這一事件引起社會上的強烈反響，在韓國還被拍成電影。金嬉老獲假釋後赴釜山市定居。韓國媒體稱他為“與日本的民族歧視做鬥爭的英雄”。
△ 在日韓國人中的傳奇人物，金嬉老
在令和元年公佈的《警察白皮書》中可以看出，雖然外國人在日犯罪人數的幅度大幅減少，但由於近些年跨國犯罪手段頻出，給日本警察的辦案工作增加了很多麻煩，其中中國，越南，韓國的犯罪人員佔比仍居前列。
△ 日本外國犯罪人增長趨勢放緩
對於在日外國人的犯罪，日本政府將會繼續打擊下去，然而對於這些遺留孤兒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又能在何處訴說呢？
△ 怒羅權的故事，是否還會繼續下去？
參考資料：
非合法ビジネス、日本人取り込む：第７部〈犯罪底流〉 ——朝日新聞
怒羅権(Dragon) 新宿歌舞伎町マフィア最新ファイル —— 小野 登志郎(文春文庫)
進化する中國系犯罪集団: 日本のカネを強奪する「龍グレ」の正體を追う —— 一橋文哉
『平成15年警察白書 』「第1章 組織犯罪との闘い（3）來日外國人等によって構成された犯罪組織」—— 警察庁 (2003年)
怒羅権 —— フリー百科事典『ウィキペディア（Wikipedia）』
中國マフィア抗爭「青龍刀事件」—— 日刊大眾
設計/視覺 _文特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