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接著學習《詩經》，在上一講中我們知道了:
詩歌的本質是“宗教性與神性”，其原始功能更接近於巫術，好的詩歌能夠通過某種吟唱語言影響到大多數的人情緒，無論是悲傷和高昂，都可以被詩歌所控制。詩歌居然有如此強大的魔力，那麼古代的聖賢、哲人又是如何看待詩歌的呢？
詩禮傳家
事實上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的先賢聖者，對詩歌的態度是保持高度一致的。中國的代表是孔子，西方的代表是柏拉圖，他們認為：詩歌都要保存有益的，摒棄有害的。只是兩者的表現形式不同。
對《詩經》孔子到底有沒有刪減過，現在真不太好說，但是肯定進行過整理和編訂；柏拉圖對詩歌的態度則要嚴苛得多，這是由古希臘和古中國的詩歌差異造成的。《荷馬史詩》作為長篇敘事詩，在中國我們可以理解為是一種帶有韻律的評書。評書的內容必須要有故事性和角色刻畫，越熱鬧、越懸疑也就越好，這樣的作品不免大眾化和低俗化，柏拉圖痛恨詩歌與詩人也正是從這個角度出發的“反三俗”。
中國的《詩經》就完全不同了，雖然有少量的敘事詩，但是表現得都很隱晦，最多也只是“郎情妻意、勾勾搭搭、欲言還休”而已。
說到底，無論是孔子還是柏拉圖，都很默契地將詩歌定義為：輔助教化的工具。因為詩歌語言的力量是一把雙刃劍，一面可以宣揚道德，一面卻可以讓人墮落。中國古代經常有“詩禮傳家”的傳統，而這個“詩”絕不是我們今天看到的《唐詩三百首》、《宋詞三百首》等等，在中國人最原始的傳統裡到底什麼樣的詩歌是好詩呢？
毫無情調的好詩
在今天，無論是詩歌界還是教育界都很推崇李白、杜甫那樣：“烹羊宰牛且為樂，會須一飲三百杯”、“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的詩歌，更是將李白和杜甫分別認作是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的兩大巔峰，我們作為現代人也很喜歡李白的大氣磅礴和杜甫那樣的鐫刻事實。
但是在“詩禮傳家”的古代書香門地是絕不會希望自己的孩子痴迷於李白、杜甫、蘇軾、王維、納蘭性德等人。“詩”在古人眼裡最大的作用不在於放縱，而是他的反面：約束。所以在中國很長的一段歷史時期裡，好詩都缺乏最基本的情調。
我們可以來看一首宋朝大儒朱熹極度推崇的五言律詩，它的作者是大名鼎鼎的包拯，全詩如下：
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秀幹終成棟，精鋼不做鉤。倉充鼠雀喜，草盡兔狐愁。史冊有遺訓，毋貽來者羞。
據朱熹講，包青天在作這首詩的時候還只是一介布衣，但是依舊充滿了道德情懷與崇高理想，所以這樣的詩才配得上“詩禮傳家”。這個認知與我們今天大不一樣，我們看這首詩怎麼看，怎麼都像是一句一句的道德、勵志座右銘堆砌在一起，毫無美感和情調可言，藝術形式平庸，毫無文采。
這是因為我們今天的人按照古人的標準來說，大部分都中了“文學毒”。
《顏氏家訓》與“文學毒”
北齊顏之推曾經著作過《顏氏家訓》，在文中他用危言聳聽的口吻，再三強調了的“文學毒”的危害。顏之推作為大文學家，他敏銳的發現文學創作最能宣洩一個人的情感，能夠輕易讓人沉浸在低迷或者膨脹的狀態，久而久之人的性格會變得萎靡或者浮誇，做事情流於表面，非常輕率。
顏之推的發現，就我個人的發現而言是值得肯定的。文藝可以算是人類最後一把保護傘，在現實受創之後，很多人都會通過文字來舔舐自己的傷口，網絡上流行的那些名句，或者朋友圈那些靡靡之音都是最好的證明。
孔子與柏拉圖正是有了這樣的發現，所以試圖將詩歌的方向往另外一個方向拉扯一些，就算不能全部消滅，那麼就用一套道德體系將他框住也好，不過這套繩索明顯是靠不住的，人為的道德會隨著時間的流變與世界的發展隨變化，所以“詩歌”最終還是朝著它該走的道路前行了。
那些所謂的“好詩”也必將沉落在文字的汪洋大海之中，這是人類千萬年進化的共同選擇，人們對於感性的需求遠遠超過理性。
好了，關於“在古代先賢聖者的眼裡什麼才算好詩歌？”的內容就到此結束吧，今天的內容您只需記住兩點：第一、在古代中西方兩位先賢聖者對詩歌的態度是高度一致的：保留有益的，摒棄有害的；第二、在古人眼裡真正的好詩應該是能夠起到教化作用的文字，與我們今天的審美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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