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全球的足坛都因疫情平静如水，但唯独恒大连上热搜。昨天，恒大球员于汉超因变造机动车号牌被广州市交警部门处于罚款5000元、行政拘留15日、驾驶证记12分的行政处罚。随后，广州恒大俱乐部官宣开除于汉超，这名出自东北路小学的大连籍球员在帮助恒大取得5次中超冠军和1次亚冠冠军后，将因自己在场外的低级失误无法再为恒大披挂上阵。
总体上看，恒大对于于汉超的处罚是合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六条明确指出，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予以收缴，扣留该机动车，处15日以下拘留，并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从处罚结果来看，于汉超受到了顶格处罚。而根据恒大俱乐部在2019年颁布的“三九”队规，于汉超的违法行为显然属于第三部分第9条的范围内。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章第三十九条第2款的规定，对于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可以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即对劳动者进行“过失性辞退”。于汉超的行为和他受到的处罚，适用依据正确、处罚也是适当的。我们不能因为于汉超是大连籍球员、曾经为大连队效力过，就撇开法律为他说情、回避他的错误行为。
提到足球运动员违法，于汉超不是第一个，他现在的恒大队友张修维、曾经在辽足时的队友张鹭，都在这个黑名单上，但于汉超在俱乐部层面得到的处罚显然是最重的。从法律层面上讲，张修维和张鹭都是犯罪行为，如果也按照恒大的处理方式，那么他们也将被直接开除，但在权健及天海俱乐部，没有所谓的“三九”队规，他们就可以不被“一棍子打死”，这就出现了不同俱乐部处理球员违法行为结果相差甚远。而在同一俱乐部内，以恒大为例，前些日子归化球员费尔南多因拒不执行俱乐部和主教练安排，“严重”违反“三九”队规，但领到的只是通报批评和罚款，这就出现了在同一俱乐部内同样是“严重”违反队规，但处罚结果不一致的现象。这两种现象反映出的是一个行业的整体认知和管理水平，如果这种差异化一直存在，那么于汉超一定不会是最后一个犯错的球员。
当然，于汉超不能因此被恒大开除就觉得冤，因为冠军俱乐部对于球员来讲，既是放大镜，也是显微镜。从于汉超自己的经历来看，无论是在辽足还是后来在阿尔滨，于汉超不可谓不努力，甚至对于球队的担当要远大于现在，但只有在冠军俱乐部，于汉超的努力转化为了成绩的认可和更大范围球迷的拥护。但这也意味着即使你不穿着那件胸前挂满星的衣服出门，你的一举一动也受到群众的注意。无数的眼睛不仅看到了你爱心送考、给病人捐款，也能看到你给字母E变了身。
实际上，于汉超经历的也是所有职业球员群体都要面对的生活，在呼吁舆论不过分拔高、不刻意诋毁、不捧杀棒杀、不落井下石的时候，职业球员群体也需要有自律和担当，不能在拿高工资时是职业球员，而到平时生活里需要给小球员、小球迷打个样时就秒变普通老百姓。面对层出不穷的足球运动员违法事件，我们最应思考的是如何用代价更小的制度性管理行为去补上球员在合规性思维上的缺失。尤其是在经历这次疫情后，我们更应该把守规矩当成一种高级的行为，而不是把可以不守规矩当成一种与众不同的、独特的权利。这适用于在场上奔跑的十一个人，也适用于在场下呐喊的每一个人。
对于大连球迷来说，于汉超犯了这样的错误是很遗憾的。毕竟大连足球早已不是当年人才辈出的时候，能够培养出一个像于汉超这样在场上有能力，勤恳低调而又能为球队担当的球员是不容易的。我们还依稀记得当年身穿蓝色战袍的他，在天河体育场长途奔袭兜射远角为阿尔滨队扳平比分的时候，眼神里透出的那种韧劲和不放弃，而这也是恰是刚刚完成手术又遭遇坎坷的于汉超在现在最需要的精神。人总是在不断的犯错误中失去，而在刻骨铭心的失去中进行着成长，这是我们在无数次付出巨大代价后印证了的一个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