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創立後，1300年間誕生了上百萬舉人和十餘萬進士，其中的佼佼者以
狀元最具代表性。狀元雖以文采見長，當中不少人在其他領域也頗具造詣：論繪畫，有“文人畫開山鼻祖”王維；論書法，有“楷書四大家“之一的柳公權；論史學成就，有《唐會要》作者王溥……多棲發展讓他們在芸芸士子中顯得尤為鶴立雞群，但若要在裡面挑出最與眾不同的那一個，前面這些人也許都要讓位於清朝狀元吳其濬（音同“俊”）。與很多仕途不暢的狀元不同，吳其濬歷任禮部、兵部、戶部等多箇中央部門的核心要職，也擔任過各地總督，是真正意義上的國之重臣。更了不起的是，比起只專精個別領域的其他狀元，他在礦物學、水利、農學、醫藥學等領域均有傑出貢獻。在他成就最為突出的植物學領域，其影響力甚至遍及世界，包括法國、德國、日本在內的多國植物學家都從其著作中得到過啟發，這使得吳其濬成為中國歷史上難得一見的“多棲”狀元科學家。
吳其濬，清代著名植物學家，別號“雩婁農”，河南省固始縣城關人
一生宦跡半天下
1819年，28歲的河南固始人吳其濬在殿試中拔得頭籌，這是河南在清朝唯一的狀元。從他後來展現出來的能力來看，若無意外他將在登科後很快獲得晉升，併成長為國之棟樑。事實上他也確實做到了這一點，但卻比設想中推遲了許多年。
登科後第四年，正處於事業上升期的吳其濬因父親離世必須暫別官場，歸鄉丁憂。後來每逢期限將滿之際，他的伯父、長兄、母親也先後過世，丁憂期最終被延長到了八年。這段插曲打斷了吳其濬的晉升勢頭，但卻使他有足夠的空閒時間從事科學研究，為日後的科學成就打下堅實基礎。
吳其濬暫別官場近十年
1829年，吳其濬重新出山。闊別官場多年反而使他積攢了一身能量，從復官後擔任教習庶吉士起，其官職呈破竹之勢節節攀高，僅七年就做到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玉牒館副總裁。之後他在兵部左侍郎任上主持剿滅了叛亂；也曾作為戶部左侍郎領導過國家鑄幣工作，後來又在湖廣、江浙、雲貴、福建等地擔任過巡撫或總督，足跡遍及大半國土。
1845年，吳其濬改調山西巡撫，到任後他大力整飭鹽政，幫助國家裁減公費達一萬兩，次年病逝於任上。為了褒獎他所做的貢獻，道光帝追贈他為
太子太保，又對他的三個兒子和長孫加官進爵，吳家的風頭可謂一時無兩。
吳其濬生榮死哀，不愧為國之重臣
不世出的植物學家
歸鄉守孝之時，吳其濬並無特別的計劃去度過這段空閒時光，直到某日他在固始縣外的堤壩上散步，望見自南向北逶迤流淌的
史河兩側蒹葭蒼蒼、如雪似霜，透過蘆花間隙，河上點點風帆、田間綠麥黃菜與岸邊宛如絳霞的數十里桃花相印成趣。這副綺麗的畫卷讓他心醉不已，不禁感嘆道：“恐桃源洞未是過也！”於是他在堤上購入十多畝地修築植物園，園中“種桃八百、植柳三千、編槿為籬、種菜數畝”，園門對聯上書“荒地十畝，亦種奇花亦種菜；茅屋數間，半藏農具半藏書”。因該園位於固始城東，故得名“東墅”。
今日的史河河畔
吳其濬在東墅內種植、觀察、研究了大量植物，他意識到植物對人類生產、生活極其重要，所謂“衣則麻桑、食則麥菽、茹則蔬果、材則竹木，安身利用之資，鹹取給焉”，因此他感到“群天下不可一日無，則植物較他物為特重”。然而歷代文獻裡植物的記載總停留在闡述“藥性”之上，缺乏生活應用方面的記載，而且不少古書所載的植物“或名同而實異，或實是而名非”，與實際情況相去甚遠。這些都使吳其濬感到很有必要編寫一本內容詳實、準確又不囿於藥用價值的植物學著作。
出於“為微生請命”的想法，吳其濬毅然投入編書工作中。隨後幾十年，無論復職回朝還是在外任職他都筆耕不輟，並利用到各地任職的機會，不斷收錄當地特有的植物類型，甚至直至他過世前都還在更新書稿。1848年，好友陸應谷將這些稿件編成書、刊印出版，於是被譽為中國古代植物學研究新高峰的
《植物名實圖考》終於面世了。書中收錄的植物分12大類、1714種，分佈區域更多達19省，論內容之廣泛性、豐富性都遠超李時珍的《本草綱目》。更重要的是，《本草綱目》中存在一部分因道聽途說或抄錄古書導致錯謬的資料，而《圖考》裡的植物則幾乎都是吳其濬本人親自採摘、種植所得，保證了資料的準確性。該書另一大特點是配有數量眾多的植物圖譜，其繪製的精美程度甚至可以讓植物學家僅依靠圖譜就能分辨植物的科或種，以至於後來《本草綱目》新出版時都要把原版插圖替換成《圖考》裡的圖譜。
《植物名實圖考》
《植物名實圖考》在如今國內的植物學領域享有盛名，但它出版後的經歷其實也是“牆裡開花牆外香”的典型。
該書出版後在國內的名氣一直較為低迷。後來，住在北京的德國專家布瑞施耐德在1870年出版的《中國植物學文獻評論》一書中對它大加讚賞；日本學者也將它引入日本國內，在日本植物學界掀起一股搶購熱潮，國內的植物學界才開始注意起本書。在以後的日子裡，這本書對鍾觀光、夏緯瑛、吳韞珍在內的許多國內著名植物學家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吳其濬書法亦有造詣，上圖為他的《水墨花箋對聯》：半庭香雪花間屋，四壁雲煙畫裡詩
跳脫窠臼的新型治水方略
東墅坐落於史河河畔，園中“綠意鬖髿，覆及半墅”，園外“紅雨春霏，厚積畦壟”。然而在吳其濬守孝期間，此等美景卻曾因洪水而淪為澤國。作為常年氾濫的淮河的支流，史河常在雨季爆發洪澇災害，吳其濬有感於此，決定溯河而上，深入到大別山腹地探明水患頻發的原因，力圖從中覓得根治之法，以解萬民之苦。在實地考察後，他總結心得寫成了《治淮上游論》一文。
歷代參與治理淮河的水利專家都闡述過自己的治水方法，其中最具影響力的當屬明代潘季馴。基於“夫治水之道，未有不先下游者”的觀點，他提出了
“束水攻沙法”：即在淮河下游修築堤壩，引淮河水入黃河沖刷泥沙，達到清淤疏流的目的。可是在《治淮上游論》中，吳其濬卻當頭駁斥了這種歷來備受推崇的方法，他一針見血地指出“治河必先治淮，而治淮必先治淮之上游”。
潘季馴巡河後，決定採用“束水攻沙法”治理河道
文中，他深入淺出地分析了淮河的河道特徵、水系分佈和周邊的地理環境，指出淮河屢屢氾濫的癥結在於“束水攻沙”的失敗。淮河全長近千里，潘季馴只著眼於下游河段，完全是捨本逐末；加之黃河泥沙量巨大，“引淮入黃”雖有一時成效，卻無異於飲鴆止渴，時日一長反而使黃河更容易倒灌入淮；而且無論是“築堤”還是“引流”，都沒跳出古人“疏”和“堵”的窠臼，試圖以兩種方法治遍天下水患的觀念早已落後於時代。
隨後他提出利用上游地段“皆四面有山”的優勢，“因勢建壩，增堤稍高”，將河水引入洪澤湖以及周邊小湖，“淮水大則閉閘，不使助淮為暴”，“水小則啟閘，使與淮流並注”，最終“其事可成，其利甚溥”。這種治水方法既非“疏”也非“堵”，而是前人未曾用過的“蓄”，吳其濬認為“蓄水”能夠靈活調節河流水量，表示此法
“縱使無益於河而大有益於民”。可惜的是，清政府並未採納這種治水方略。新中國成立後，中央大力整治淮河水患問題，其主要方法便是在上游河段修築蓄水庫，用以攔洪和灌溉，這與吳其濬的想法倒是不謀而合。此後，淮河的泛濫情況得到顯著改善，由此可見吳其濬的治河思想確實具有先進性。
50年代治淮工程示意圖，可以看到在淮河上游位置修建了多個水庫用以蓄水，這與吳其濬的想法如出一轍
礦物專家
1843年，吳其濬調任雲南巡撫後僅一年足跡便踏遍全省各地，這既是為了編寫《植物名實圖考》，更主要的目的是要考察雲南的礦產資源和礦廠工作的情況。
17、18世紀以來，中國商品經濟發展迅猛，國家對銅錢的需求大漲，弄清產銅大省雲南的礦產情況關乎全國貨幣穩定。加上當時雲南採礦業問題頻發，國家因對外賠款致使大量白銀外流等新情況的出現，這些都促使吳其濬產生了勘察雲南礦業的念頭。一年後，被稱為中國第一部礦業工具和礦廠經營管理的專著——《滇南礦廠圖略》誕生了。
《滇南礦廠圖略》
吳其濬前後也有人寫過雲南礦產的著作，但其完備性無一能比肩《滇南礦廠圖略》，因為該書既記載了礦產的分佈情況，還詳細介紹了找礦、採礦、冶煉等各項工序的操作，更創造性地加入了幾十幅繪製精美的插圖，其中包含各類工具、採礦工藝的展示，也有云南省、府、州境內的礦物分佈圖，極大方便了後人研究雲南礦產情況。
此外，書中用大量篇幅記錄了礦業的管理情況以及衍生出的風俗：在“丁”、“役”、“規”三篇中，吳其濬深入論述了礦廠的物資、生產、行政、財物應採用的管理模式，使之達到制度化、規模化；在“禁”、“患”、“語忌”、“物忌”四篇裡，則介紹了採礦相關的風俗、禁忌，如“豐”與“封”同音而禁止在礦內說“豐”字；“
祭”一篇則對山神、財神的祭拜傳統做了詳細記錄。得益於充足的史料和精美的插圖，讀者通過此書可以清晰地瞭解雲南的礦物分佈情況，也可以更方便地研究清朝中後期礦業生產作業的模式。有一個諷刺的例子能夠說明吳其濬這本書的價值，那就是19世紀中葉這本書被法國人翻譯為法語出版，成為他們掠奪雲南礦產資源的指南。
雲南香格里拉縣子尼銅礦
肉身難覓，英魂猶在
固始縣汪棚鄉大皮店村中一片墳冢的邊緣處佇立著一座水泥砌成的圓形墓，吳其濬曾長眠於此，而如今墓中棺槨卻已空空如也。
吳其濬初下葬時，墓園佔地多達五畝，蒼松翠柏和各類石像環繞期間，院牆上也都鑲嵌著刻滿詩詞和祭文的石碑，而且還有專人守墓。太平天國運動爆發後，太平軍開墳掘墓盜走屍首，族人從此只能以空墳祭奠吳其濬。後來，中國戰亂不斷，各種運動層出不窮，最終原本輝煌至極的墓園僅剩孤墳一座。吳其濬如若泉下有知，倒也不必太過煩惱，屍骨無存、墓園被毀又當如何，他生前留下取得的成就和留下的那些著作足可使他不朽，其勇於探索科學的精神還將在未來影響無數後人。
吳其濬墓
吳其濬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