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泽读通鉴》，原创首发！
我为什么推荐大家读《资治通鉴》呢？这要从我读到的一个故事谈起。
汉武帝时期有一个丞相叫石庆，担任太仆时候，有一次为武帝驾车外出，武帝问有几匹马拉车，石庆举起马鞭一一点数马匹后，举起手来回答：“有六匹马。”
常理看，六匹马还需要数吗？为什么这个故事给人启迪就在于此。六匹马都要数，可见石庆的恭谨程度，而就是这样的恭谨，石庆在石奋的儿子中还是最为随便的。
石奋是什么样的人呢？《资治通鉴》讲“万石君（指石奋）无文学，而恭谨无与比。”联系自身，我反思自己在恭谨二字上做的差得太远了。有时候给领导材料还有错别字，有时候领导交代的事办得也不够细致，有的时候还往往随随便便讲一些话，恭和谨做的都不够。
在石庆的身上，我就觉察到了自己的差距，态度上要做到恭，这个恭不仅仅是对领导的恭，对领导的恭是容易做到的，但能不能做到对群众也恭，对身边人也恭，能不能做到时时刻刻的恭，这就需要不断地规范自己。
读《资治通鉴》，很多故事你要细品体会，就能感受到为人处世之道。《资治通鉴》虽然是讲历史，但距离我们并不远，与我们的人生经历，生活阅历联系的很紧密。历史的叙述离不开人的演绎，我们读历史时，就要与人性，与人的命运，与人对问题的思考和做法相联系。
清代史学家、经学家、考据学家王鸣盛讲过一段著名的话，评价《资治通鉴》是“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也”。对这部书评价非常高。伟大领袖毛主席读《资治通鉴》，读了17遍，小平同志对这部书也是爱不释手。
那么，《资治通鉴》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我的感受《资治通鉴》是历史书，但首先是政治书，更准确的讲是政治教科书。
《资治通鉴》主要编撰者司马光是历史学家，但他首先是政治家。这本书不是历史学家为了单纯记述历史而写，而是政治家为政治服务而写历史，准确地说为皇帝治国理政，为解决现实问题而问计于历史的政治教科书。
《资治通鉴》的读者对象很明确就是给皇帝编的，刚开始是只有皇帝可以看的，后来演变为一切想要得知历代政治得失，治乱兴衰起因原委，把握执政历史规律的人都喜欢读的书。所以，我们不能仅仅用历史的眼光看待这本书，而应当以政治家的眼光来读通鉴。
《资治通鉴》最早不叫这个书名，而叫《论次历代君臣事迹》。宋神宗即位后，改书名为《资治通鉴》，而且赐序，亲自给做了一篇序言，这是很了不起事情。现在我们出书不管好坏都愿意找领导给我们书写序，领导官职越大仿佛这书越好越值钱，你看看通鉴，皇帝给做的序，皇帝给起的名。
宋神宗讲《资治通鉴》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因此叫《资治通鉴》。司马光也讲“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资治”即帮助统治者治国理政的意思，“通”即通过北宋以前各朝的历史，“鉴”是照镜子，意即警戒和教训。书的中心内容是政治军事事件，主线是治乱兴衰，成败得失、经验教训、重要事件、重要言论贯穿其中。
我们看通鉴中，绝少有关于文学、艺术、宗教、经济的内容。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这么出名的文学家，你在通鉴中找不到他们的名字，而在《唐史》中对李白、杜甫的记载是大篇幅的。这就是通鉴与历史书的区别。
清代史学家钱大昕讲“读十七史，不可不兼读《通鉴》。《通鉴》之取材，多有出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诸史之异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旧，惟《通鉴》可以当之。” 钱大昕告诉我们，《资治通鉴》的材料来源是十分丰富的，司马光及其编纂团队用19 年时间完成这部巨著，参考了三百多部典籍，而且有很多典籍平常人是看不到的，司马光编撰通鉴属于官修，是皇帝敕封的，在崇文院建立编书机构，特批他随时可以借阅龙图阁、天章阁、秘阁及三馆的皇家典藏的，这些典籍不是一般的学者能够看见的，而且很多典籍到后世已经失传了。比如，通鉴中引用裴子野的《宋略》有十次之多，而且把《宋略》的话移过来直接做通鉴的论。但可惜就是这样一份珍贵文献，我们今天已经看不到了，失传了。如果当时不修通鉴，我们可能连这十处关键地方也是不知道的。这是《资治通鉴》一大贡献。
由于司马光能够掌握大量官修的史料，特别是档案，所以《通鉴》的史料后多于前，就是说越到后面史料越丰富，论史料的加之后胜于前。按照史料价值，唐、五代第一，最重要；魏晋南北朝第二；战国至三国第三。
司马光的高明并不仅仅占有大量史料，而且能把史料风格统一一致。我们说过，编辑《通鉴》前已有十七史，而且多数是取材于十七史。那这十七史编撰风格是迥异的，文章的路子是不一样的，腔调都是不一样的，司马光需要取舍，需要编辑，需要校对，凡是前人讲的难懂的话，他都改成比较易懂的语言，用了很大力量来加工整理，所以《通鉴》语言并不难懂。
正是有上述这些优势优点，《资治通鉴》与《史记》一起被称为“史学双壁”。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通鉴》是“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梁启超评价《资治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称赞司马光为一代“伟人”。
元代胡三省评价《资治通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就是讲不了解历史的人注定不懂得政治，就很难做到把握历史大势、掌握事理形势、看清世事变化。《资治通鉴》一方面讲了自治之源，一方面也讲了防乱之术。
那么，有人会讲了，我又不当领导，又不去治国理政，我看通鉴有什么用呢？我说也有大用。通鉴看似写得是一个国家一个朝代怎样一步步兴起来的，又是怎样一步步衰落的。但是国家的历史要从个人反映。历史是人创造的，历史上的治乱兴衰都有人的轨迹和规律。
看通鉴中的历史人物，真是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再牛逼的人物，可能都活不过通鉴的三页，刚看他如何起家，如何得志，如何猖狂，一转眼就是衰败落寞孤寂杀头，甚至祸及满门。这里面包含的为人处世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但是我们看别人的教训是一回事，自己真正经历时往往又是另一回事。这就是杜牧讲的“秦人无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黑格尔也说过类似的话“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没有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
我们不但要读史，更要联系自身活学活用，练就遇到问题，遇到困难，遇到挫折，向历史求教的本领，在读史中通达人生，洞悉人性，有所前进，有所进步，让人生活的更加潇潇洒洒，从容不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