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有知恥之心，用事實說話，這也是醜聞當事人最後的臉面。可從鮑某發的一系列微博中，沒看到這些。說了很多，就是對“有沒有與不足14歲的女孩發生關係”這個關鍵事實閃爍其辭。公道自在人心，網民不是傻子，那句話其實說得一點兒也不錯，不可能在所有時間裡欺騙所有人——但這話不該從鮑某嘴裡說出來，而是在各方說出事實後，作為公平旁觀者的公道評論。這道理如此珍貴，醜聞當事人不配說這樣道理。
曹林｜文
“高管性侵養女案”的跌宕情節突破了公眾想象力，更突破想象力的是，醜聞當事人鮑某竟在微博發起十問，指責女方撒謊，稱“女方及其同夥編造的慘劇過於駭人”“精心捏造和炒作”“把司法機關當成訛詐工具”，譴責“多數人暴力”，並教訓網民如何剋制激動和保持冷靜，還引用了林肯那句“你不可能在所有時間裡欺騙所有人”的名言。很多網民都說，寫得我以為是一個未滿14歲的少女把人高馬大精通法律的鮑高管給性侵了。林肯的話在這種語境中被這樣的人以這種方式說出來，真有點倒胃口。
不客氣地說，醜聞當事人最後一點可能殘存的臉，都被鮑某丟盡了。沒有人反對鮑某自辯，但關鍵是怎麼辯，說出了什麼事實。鮑高管忘記自己作為一個醜聞當事人的身份了吧？是的，法律未作判決之前，都不能說這是一個性侵者或強姦犯，不能聽信一方的指控，但起碼可以說是一個醜聞當事人吧？而且從既有事實來看，是一個受到嚴重指控、有很大作惡可能的醜聞當事人。一個醜聞當事人的義務是什麼？可以謙卑地等待審判，可以保持沉默，當然，也可以為自己辯護，甚至可以推翻所有指控。但這所有一切，要基於事實，用事實去回應，用事實去辯護和洗刷，用無可辯駁的事實去洗刷汙名。越臭的醜聞，作為被指控的當事人，需要拿出越硬的事實，才是醜聞當事人該有的樣子。
有知恥之心，用事實說話，這也是醜聞當事人最後的臉面。可從鮑某發的一系列微博中，沒看到這些。說了很多，談兩人的關係，談生活的細節，談某張照片上的膠帶，談有沒有說過“說出實情就殺了你媽媽”這句話，就是對“有沒有與不足14歲的女孩發生關係”這個關鍵事實閃爍其辭，用“初次見面時看上去跟成年人無異”“至今也沒讓我看過她的身份證”“如果見面時她說已滿18週歲我根本不會吃驚”之類模糊修辭迴避關鍵事實。
“你可能在某個時刻欺騙所有人，也可能在所有時刻欺騙某些人，但不可能在所有時刻欺騙所有人”、“這種誣告＋瘋炒的模式如任其發展而競相效仿，勢必對國家的網絡環境、社會環境、法律環境都會造成巨大破壞”、“把網絡媒體當成了要挾的平臺，把司法機關當成了訛詐的工具，煽動網民的對立情緒，企圖利用網絡霸凌來混淆真相”。——看看這些話，哪像一個醜聞當事人說的，分明就是一個站在道德高地聲討誣告炒作和網絡暴力的評論員啊。為什麼要搶評論員的飯碗？一個醜聞當事人，應該做的是針對質疑拿出事實，而且是與質疑針鋒相對的堅硬事實，人家質疑東那就回應東，再由輿論和公眾判斷誰真誰假誰是誰非。
比如，如果醜聞當事人鮑某拿出了某個不可辯駁的事實，推翻了女方的指控，然後媒體和網友評論說“有些人把司法機關當成了訛詐的工具”“謊言畢竟是謊言，不可能在所有時刻欺騙所有人”，當事人拿出事實，然後公眾作出判斷，這才合正義之道。套用一句話，你不能既當球員又當裁判員，不能既當被告又當法官，你也不能既當“醜聞當事人”又當“醜聞評論員”。作為醜聞當事人，惟一能讓自己贏回臉面的就是說出事實，至於評論和是非，應該交由輿論和法官。
醜聞當事人鮑某當然有自辯的權利，他受到嚴重的指控仍能自由發言，說明他這個權利未受影響。但知恥的醜聞當事人該做的是，說出事實，然後等待公眾的評論。
現在有一種很不好的風氣，就是“醜聞當事人”爭當“醜聞評論員”，身陷質疑，面對醜聞指控，不是老老實實地拿事實出來回應，而是在回應中夾帶種種評論，既當“發佈人”又當“評論員”。比如前段時間某地醫院被質疑裁員多名抗疫醫護，讓輿論感覺寒心。該醫院的回應也是這個樣子，迴避關鍵事實，然後大段大段地發表評論，矛頭指向媒體和輿論，說什麼“這樣不實的報道會被幕後黑手利用”“利用疫情煽動不明真相的民眾”“很可能引發國際輿論事件”。如果你說出事實，證偽了媒體報道，輿論和網民自然會作出公正的評論，為什麼那麼著急地自說自評？自評絲毫提升不了公信，只會降低可信度。
看最新消息，不知出於何種考慮，鮑某已經將這兩天發的自辯微博轉為“外人不可見”，也許是抗不住如潮的罵聲。無論如何，作為受到嚴重指控的醜聞當事人，還是少作“醜聞評論員”，多就關鍵指控作有針對性的回應。公道自在人心，網民不是傻子，那句話其實說得一點兒也不錯，不可能在所有時間裡欺騙所有人——但這話不該從鮑某嘴裡說出來，而是在各方說出事實後，作為公平旁觀者的公道評論。這道理如此珍貴，醜聞當事人不配說這樣道理。事實勝於雄辯，事實是本身最好的社論，事實才是最有力的評論，尤其是對醜聞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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