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是不是由於疫情的緣故，有關抑鬱症導致青年人自殺的新聞最近集中被報道，某種程度上這很可能引發“鬧鈴效應”——怎樣快速地討厭一首歌？把它設成鬧鈴——如果今後由於這種集中報道，人們對抑鬱症都見怪不怪了，那才真像一場後現代寓（feng）言（ci）。
有兩種東西能加速一種社會心態的傳播：疫情和現代化。如果說加繆的《鼠疫》描述了前者，那貝克特的《等待戈多》便可看做後者。
從狄更斯、易卜生，到貝克特、薩特，他們無不在世界的現代轉型中，將社會心態的嬗變貫穿於作品。工業社會的人比農業社會的人有著更多期待和選擇，更重要的，人的自我意識開始覺醒，總覺得應該追尋屬於自己的人生。但世界並不許諾任何人的規劃，因此絕大多數的“追尋”最終都變成了“等待”——等待成了另一種尋找。
在劇烈而濃縮的現代化歷程中，人的精神世界袒露在一個“有選擇，但沒選項”的紛亂環境，一個“缺乏養分”的功利社會，讓人弄不清自己到底在等待什麼。
《等待戈多》劇照
這是一個繽紛的，給予人選擇和憧憬的世界，然而不管你做了什麼，你跟別人沒有任何不同。所有選項本質上並沒有帶來個人想要的“人生”，加繆把這種狀態稱作“辛酸”。
“抑鬱”作為一種社會心態，它意味著徒留尋找的渴望，卻不能再出發。《三姐妹》中的三姐妹抱怨邊遠小鎮的無聊，一直說著要到莫斯科去。然而莫斯科並不是那個莫斯科，只是一個幻想的、卻不能承擔幻想的地方。
“北上廣”是否又能承擔的了我們的幻想呢？
我們是否成了“等待戈多”的一代人？等待的結果是選擇的虛無，存在主義稱其為“荒誕”。現代社會，自我意識驅使人追求自由，認為選擇決定人生，於是他站在自己麻木的過往面前感到噁心；然而在充滿不確定的世界面前，他發現一切都不是必然，選擇什麼似乎也失去了重要性，此時人就面對了荒誕。
我們當前流行的話語體系宣揚相信個人的力量，這就非常類似於西方宣佈“上帝已死”，但世界突如其來的不確定卻讓這種“人定勝天”的心態面對了荒誕，讓人回到“有限性”的現實中來。當我們發現自己的有限，勵志觀念將導致挫敗感。
貝克特
這時我們就面臨兩種情形：一種是哲學上的清醒和社會現實的扭結，既感到選擇之輕與無謂，亦發現選項的本質雷同，實際上的無可選擇。另一種則如現代戲劇先驅斯特林堡所描述的：在原生家庭中經歷了自由選擇的朱麗小姐，投入社會卻發現仍然處於一個前現代的世界，多數人仍然嚴守生活的必然定律，於是這個在意識上超前的貴族小姐就瘋狂了、焦灼了。這就是我們時代的斷層。
一個擁有了面對荒誕的清醒的人，就是在等待戈多。所謂抑鬱，就是陷入了任何選擇的無謂、無可滿足和無可安慰。弗洛伊德認為人有“生本能”和“死本能”，那麼等待也可以分為對外和對內。當個人選擇無法為人生找到出口，他便轉為等待。對外等待時代的改變——但這個不是自己能控制的，相當於這個出口也被封住，那就只剩下對內的等待，那個永恆而實在的依靠，即個體的死亡。
每個抑鬱人士都活在平靜的絕望中。
因抑鬱症去世的羅賓·威廉姆斯
《等待戈多》中的兩個流浪漢，找各種事情做，發明各種事情做，打發無聊的時間，就像充斥我們時代的娛樂，然而都方生方死，不留印痕。
我們在求學中觀望，在生活中觀望，在一個不經心的工作中觀望，總在期待“下一個”，等待那個幻想中的“彼岸”，然而在觀望等待時，我們是否已經浸入其中？
也許等待不該再指向未來，或是不要再依賴未來，“為了準備而準備”的人生是焦慮的，“成為自己”才是活在當下的希望，相信一個有限的自己仍能做出合適的選擇，畢竟，人生能遇到的最美好的事，就是“合適“。
“希望“是一個輪迴，相信則是智慧的開始，也是從看到荒誕的清醒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