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明王朝277年的历史中，一共出过16位皇帝。
这16个大哥里的13个都没得善终，用现在的话就是“非正常死亡”。
有吃乱七八糟的“假药”药死的；有媳妇太多累死的；有身心焦虑愁死的；有得而复失气死的；还有自家干仗丢了找不着的，其中最短的当老大才一个月那“驾”就“崩”了......
这么一看，这个人人向往的位子还真是不太好坐，似乎应该被归入“危险性岗位”的行列了。
但啥事儿都有例外，也有活来活去特滋润的。
譬如有一位老兄这“龙椅”一坐就坐了48年。当然人家起点高上位早，10岁起就在上边呆着了。
明神宗朱翊钧
他叫朱翊钧，也就是历史上很有点儿名气的万历皇帝。死后又得了个“小名”儿（谥号）叫神宗。
我历史知识特浅薄，认识这位老兄比较晚，还得缘于读了黄仁宇先生流传很广的一本书——《万历十五年》。
02
万历年在明史上非常重要，史学家们基本认为它是明王朝由盛转衰的分界点。
看看也是，老朱以后只有3个小朱这“龙庭”就换人儿了，由东北来的少数民族兄弟接着干了。
后世对万历大哥的评价不太高。
领导干部都要讲政绩的，这老朱同志最绝的是，他整整30年没上班（朝会）！
那叫“不亲郊庙（
不去给祖宗磕头），不御朝讲（不给下属训话），不览奏章（不批阅公文），不补缺官（不提拔干部）”。总之大臣们根本见不到最高领导，有事都是公文往来。后来级别低的来也没回音儿，有工作只能跟内阁总理（宰辅）私下磋商。 明神宗与群臣
他的不上班跟后世他那个特爱干木匠活儿的孙子（明熹宗朱由校）还不同。那孩子是厌倦政治而沉醉投身于木匠事业，万历是虽居深宫但洞察万事紧握皇权。
他在不跟大臣们照面儿的情况下指挥调度、组织了3次大的战役（“三大征”），彻底打服了当时刚知道穿衣服认字有点儿人五人六的日本，应该说是中华帝国的最后一次辉煌。
“三大征”时期的明代地图
03
万历当政的48年，前20年还是很负责任的。
他10岁即位，内阁总理（宰辅）高拱、副总理（次辅）张居正、高仪都是著名的能臣。
国内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内外和谐，当时的明王朝是地球上最富庶、强大的国家。有老外都是虚心来学习的，全充满崇敬张个大嘴像个大傻子。还真没听说谁胆儿肥了敢打中国的主意。
张居正是万历的老师。这位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以政治家的铁腕把明王朝带到了一个高峰。
他对小万历非常严格，严格到了不容瑕疵的程度。他以对大明的忠诚，刻画和塑造着这个终究要当“老大”的少年君主的道德体系。
但张总理不是贤者。他是改革家，但也是阴谋家。
他的变法之路上高举的大旗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打击政敌，不容异见。也受贿也拿红包也把不该搬的东西往家搬。
这种道德上的不对称在他死后被政敌们当做了罪状，也彻底地颠覆了他在万历心中的形象，自然奠定了他死后的悲剧性结局。
万历后来对张老师及其家族近似疯狂的“反攻倒算”，既有朝廷政敌们落井下石的因素，也是一掌朝纲后的万历压抑多年的对张居正畏惧心理的宣泄和爆发。
张居正故居
04
纵观万历的一生，其实就是跟他的臣子们“较劲”的一生。
明朝的政治制度在各王朝中相对是开明的，它的完善的“文官体制”和“君臣共为”的宗旨，已经带有了一些“君主立宪”的色彩。
譬如皇权虽然至上，但皇帝的意见内阁可以驳回。朱大哥想依着自个儿的意思立太子，可大臣们强烈反对他就是立不成。他干嘛不上班？看这帮家伙长气！可又没办法制度在这儿。
还不仅如此。明朝的公务员不但经常撅老大面子，甚至还可以骂老大。
万历兄有个毛病：财迷。据说是历史上贼爱敛钱的皇帝。他把太监派到各地替国税地税收税，收完了不入国库装进他自家腰包。监察官员们便给他提意见，尖锐得一针见血。
最高法院（大理寺）一个叫雒于仁的副科级干部（评事），写了一篇题为《酒色财气四箴疏》的奏折，说这位国家元首“酗酒、恋色、贪财、尚气”。我读过这篇原文，话说得之难揍儿换我得去拼命。
万历也火儿了。把总理申时行叫来让他狠狠收拾这雒科长。谁料被老申婉言拒绝。申总理给他讲了一番道理后，朱老大最后也没啥可说的只得作罢。这雒于仁只得了个“双开”的处分回了家。
这种事要换在清朝，诛你九族是轻的闹不好得二十族，在公厕拉屎挨着蹲坑儿的没准儿都得沾包。
这以后老朱就更不上朝了。
让大臣们逼急了他就说本来我就胀肚（"胃膈胀满"）迷浑（"头目眩晕"），雒于仁那小子又胡说八道，“以至肝火复发，至今未愈”。听见吗这得算公伤有足够理由休息。
没想到，老朱的常年泡病号竟解决了一个当前很多国家的政府都解决不了的大问题：机构膨胀精简冗员。
万历年间没有冗员只有缺员。
人都有生老病死，自然规律在无情地予以淘汰。可旧的去了老朱不批新的，今年不批明年后年还不批。年复一年过去，各层机构不断“瘦身”，“苗条”得都要折了。
仅以万历三十年（1602年 ）为例，北京、南京（明代是两套班子）缺了3个部长（尚书）、10个副部长（侍郎）。当时全国13个省，省级党政军高级干部当年缺33人。
有的县没了县令，邻县的县太爷就得把工作兼起来。中低级公务员也一样。有的同志好不容易被组织上提拔了可好多年到不了任，原来下调令的部门空了没人给走程序。
负责到全国考核干部的监察御史严重缺员，只好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儿。据说有兄弟在基层走了8年了回不了家，一问分管的区域才走了一半儿。这要上点儿岁数身子骨又单薄的搞不好得因公殉职在路上。
照说像万历这样的“无为而治”这国家肯定该完了，不散架也得乱套。你想他孙子崇祯一天才睡两小时觉不敢吃不敢花把身子都扑上了也没挽回大明朝亡国的命运，他这样还能有好儿？......
05
说来您可能不信，万历年间恰恰是整个明代经济最繁荣、思想最解放、社会最稳定、科学最先进、国力最雄厚的不可多见的“黄金时代”。
在当时的世界，它的大国风范和国际声望无与伦比。
它正处在东西方文明交遇、碰撞和融合的时期。来自欧洲大陆的西方文明正试图撞开神秘的东方大门，有博大胸怀的中华古国以友好、平等的姿态，欢迎着来自远方的一切。
万历年间，到处可见金发碧眼的欧洲传教士，他们深入到城市和乡村，他们所带来的思想和学说引起了本土知识阶层的关注，一个“西学集团”正在渐渐形成。
欧洲的传教士
它是一个封建统治日渐减弱、市民力量不断壮大、社会变革缓缓孕育的年代。万历年间，皇权已不是神圣不可侵犯。民主主义的源流已被悄然开启，“天子”的权威在受到冲击和挑战。
它是一个资本主义萌芽成长最快、最有生机和活力的年代。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和流动，宽松自由的经济环境，各种生产要素在试验中组合与集结，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正在酝酿中呼之欲出。
它是一个思想解放、言论自由、学派繁荣，新思想、新观念、新文化得到迅猛传播的年代。万历年间，观点、见解各异的书院纷纷建立，各种流派、学说百家争鸣。以大思想家李贽为代表的知识精英群体独树一帜，名扬天下。
它是一个科技多点开花、艺术蓬勃发展、市井文学灿烂的立体多彩的年代。方以智、李时珍、徐光启、宋应星、徐霞客等大科学家相拥出现，为历代罕见，展示了走在世界前列的华夏科技文明；徐渭、董其昌等大书画家，世界级戏剧家汤显祖等，都为这个年代添上了瑰丽凝重的一笔。
明代大城市的繁华情景
当时生活在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他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中，以一个不抱偏见的外国人的视角，描绘了万历年间的政治生活和社会风貌。
他看到的是一个物价低廉、生活富裕、人民安居乐业的国家；看到的是开明、宽容，有着良好学识和修养的知识分子群体；看到的是自由、平等、活跃的政治氛围；看到的是和平、宽广、开放的大国胸怀。
在当时很多西方人的书籍中，表露的都是对这个东方古国的极高的赞赏甚至崇敬，他们带着学习的态度给予我们5000年的灿烂文化以诚挚的尊敬。
明代画家仇英所绘《南都繁会图》局部
06
可这一切后来戛然而止。
二百年后，西方人的笔下再度谈到中国都充满了鄙视性的描述。
那会儿明朝早就亡了，已经到了很多人眼里的“康乾盛世”。
当时的法国著名学者阿兰·佩雷菲特在他《停滞的帝国》一书中，以大量的细节描述了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出访中国的经过，并尖锐地揭示了透过这个事件的表象背后所隐藏着的深刻的意义。
1793年，带着英王乔治三世给乾隆皇帝的亲笔信，抱着以建立“兄弟般的情谊（信中英王乔治之语）”为主旨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踏上了这个“天下惟一的文明国家”的神秘的土地。
建立友好关系、开通两国贸易，满怀希望而来的马戛尔尼的使命却被以“世界中心”自居、对变化中的国际格局茫然不知的清政府彻底误解。
在两种文明的撞击这个历史性机遇面前，傲慢、自大、无知的清王朝没有回应。
这次“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向“天下惟一的文明国家”的招手，变成了一场“聋子之间的对话”。
一扇本来平等的大门哐然关闭。
佩雷菲特在这本书中对曾经“几乎所有领域都先进”的中国最后变成“停滞的帝国 ”非常痛心。对有的国家如何“觉醒”，有的国家却“沉睡不醒”甚至“醒了又睡”作了深刻的分析。对清王朝的闭锁、衰败、贫困、愚昧给予了无情的批判。
这些，就发生在所谓的“康乾盛世”。
在那美丽的“泡沫”破灭之后，古老中国的壁垒终于被坚船利炮轰开，开始了它屈辱痛苦的涅槃。
不堪回首的大清
07
我无意把万历与康、乾做什么比较。毕竟常年不上班的万历谈不上什么敬业。我是为晚明所出现的各种极富生命力的喜人气象而惋惜。
如果不是后来的党争和阉政，如果不是天灾、流寇和关外女真的崛起，中国，很可能是另外一种命运。
从这点说，万历难辞其咎。
所以有史家论：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历史是不能改写了，但以史为镜，可以告诉我们很多。
“生命的真意义，要在历史上获得，而历史的规律性，有时在短时间尚不能看清，而需要在长时间内大开眼界，才看得出来。”
黄仁宇先生（《万历十五年》的作者）的话说得真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