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原載《與傅聰談音樂》修訂本，一九八一年春節； 本文節選自《傅聰：望七了！》傅敏／著；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年11月
轉自：鳳凰網讀書、學術自由譚
不要把《家書》當作《聖經》來讀
郭宇寬：傅聰先生，很多人瞭解您，往往是通過《傅雷家書》。
傅聰：我已經聽很多人說，我父親的信寫得那麼好，當年之所以寫下這些家信，就是準備發表的。我覺得非常荒謬，怎麼會這麼去理解呢？父親是個譯筆非常好的譯者，文筆非常好的作家，但不能因此而說他是為發表而寫的。
我父親是很剛正的一個人，他正式發表的東西都很嚴謹，很理性，當然也有讚美貝多芬那種熱情如火的文字，但絕少婆婆媽媽，舐犢情深，正式文字裡絕對沒有。而給我的信裡，他任真情流露，不加剋制。假如他是準備發表的，用字會有分寸得多。
所以我要藉此機會特別聲明：家書得以與公眾見面，完全是歷史的偶然。 其中大部分書信，我弟弟一九七九年來倫敦，也是第一次看到，他愛不忍釋，如對親人······
傅雷、朱梅馥夫婦
郭宇寬：很多人心目中，印象最深的是您被傅雷先生耳提面命受過非常嚴格的教育。
傅聰：我覺得大家好像都忘了老夫現在也六十八歲了，人家老是問我家書的事情，好像我還是個小孩子似的。不過，我自己感覺我還是像個小孩子似的。
郭宇寬：很多人在自己的父親去世以後，往往回過頭來後悔當初沒聽父親的話。您現在也經過了人生很長的歷程，回過頭來看看，是不是也有這種感覺？ 傅聰：我們是在同一條路上走的，就像爸爸信裡說的那樣，“兒子變了朋友，世界上有什麼事可以和這種幸福相比的？”真的是這樣。最近我看到當年他寫給香港的一個朋友的信，裡頭有一段專門分析我的文字，哎呀，爸爸真是瞭解我，對我看得是一目瞭然，看到了骨子裡頭。郭宇寬：對於《傅雷家書》，很多父母是當作《聖經》來讀的。 傅聰：這很危險，非常危險，我非常不贊成。 我跟你講個故事。有個廖衝，我很喜歡這個女孩子，性格非常純潔直爽，像個男孩子似的，音樂上也很有才能。她跟所有的人一樣，很喜歡讀家書，也被這本書感動，可是，她看了家書，對我說：“這樣的父親怎受得了啊！”郭宇寬：對家書，除了受感動以外，我也感覺出來傅雷先生非常可愛的一面：他多次提醒您，一定要多寫信，多給他回信。可以感到您父親有非常愛護子女之情，但是有一點嘮叨。
傅聰：那個時候他非常孤獨，內心非常痛苦，有很多話只能夠跟我交流，所以渴望我多給他回信。但那時我的音樂會很多，工作很忙，覺得最重要的是要做到父親期望予我的對藝術的忠誠。這一點我是永遠覺得很慚愧，很內疚。
1954年，傅聰在波蘭準備演出
聽眾：傅聰先生，我在蘇立群寫的《傅雷別傳》裡看到，您七八歲開始學鋼琴的時候，父親經常在樓上聽到您練琴不對勁，就會下樓來對您嚴厲地打罵。他的信條是棍棒底下出才子，當時甚至把您捆在門外。您後來成為藝術家，是因為您後來對音樂的一種天才，一種理解，起了作用呢，還是您父親的捆綁之功？傅聰：父親並不是因為我彈琴時候的頑皮，才把我捆綁在門外。其實，男孩子淘氣，在沒有開始學鋼琴以前，就發生過多次這樣的事情。我十一歲以後，中斷了彈琴，那時候我就開始反抗父親，很激烈，甚至於要出人命的呀！至於說他的信條是棍棒底下出人才，那是無稽之談，父親從來不是那麼認為的，那是後來鄰居得出的所謂結論。到了“反右”的時候，有人就拿這個所謂的信條來批判父親。聽眾：傅聰先生，我們談論到您的時候，往往會很自然地把您跟您父親聯繫到一起。我想問一下，您父親的成功，對您來說是一種光環呢，還是一種動力，一種壓力？傅聰：怎麼說呢，兩者都是，不過壓力恐怕是無形中存在的，並不是我 aware of it （感知）。有些朋友說，“你父親對你這種期望，所以你永遠有種壓力”，我家裡人也這麼說過。他們都看到我有時候活得相當苦，活得並不那麼容易。所謂苦，也包括痛苦，或者艱苦，兩者都有，不過也不缺少歡樂。
不要以為我永遠在那兒哭哭啼啼，沒有這回事，我笑的時候比誰都笑得痛快。動力嘛，假如一個人自己本身沒有一種生命力在那兒，要靠外在的什麼東西作為一種動力，我看這也是有限的。（原載《愛樂》二零零四年一、二月號合刊）
不是父親與兒子的問題，是學問的問題
傅聰：其實我童年、少年時期，與父親的關係並不融洽。直到十七歲，父親看到我立志要學音樂，但沒有問他要一分錢，覺得我很有骨氣，很有志氣。那之前我一個人在昆明滾打了三年，人成熟了很多，基本上已經與父親有了那種朋友之間的關係。父子之間成為朋友是一個逐漸的自然而然的演變。
留學歸國的傅聰，與傅雷在琴邊暢談
梅冬：當時，您媽媽在給您的信中也說到：聰兒，你像你的父親一樣早熟。傅聰：我出國的幾年變化比較大，自信心也多一些了。一九五六年回上海，跟爸爸聊天的時候，那種特別的感覺，就是父親和兒子真的變成朋友了！我說的很多話，他都會肅然起敬，我講音樂上的道理，他覺得已經到了一個水平。對他來說，這不是父親和兒子的問題，是學問的問題，在學問面前他是絕對的謙虛。
我記得一九五六年暑假我到上海，在家裡覺睡得很少，跟家裡人有說不完的話，特別是跟我爸爸，簡直是促膝長談啊！談的是各種各樣題材，音樂、美術、哲學，真是談不完。後來我回到波蘭，爸爸給我的信上說，“談了一個多月的話，好像只跟你談了一個開場白。我跟你是永遠談不完的，正如一個人對自己的獨白是終身不會完的。你跟我兩人的思想和感情，不正是我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嗎？清清楚楚的我跟你的討論和爭論，常常就是我跟自己的討論和爭論。父子之間能有這種境界，也是人生莫大的幸福。”
梅冬：您還記得離開上海時，父親的臨別贈言嗎？ 傅聰：爸爸的臨別贈言，共實我從小就聽他說過——先做人，再做藝術家，再做音樂家，再做鋼琴家。對我來說，怎樣做人是一個很天然的事情，我從小已經有了一個很明確的信念——活下來是為了什麼？我追求的又是什麼？父親說先要做人，然後才能做藝術家。藝術家的意思是要“通”， 哲學、宗教、繪畫、文學……一切都要通，而且這做人裡頭，也包括了基本的人的精神價值。這個面很廣，不一定要在琴上練的，而是要思考，我的這種思考無時無刻不在進行。
傅雷父子家中交流，母親在打毛衣
梅冬：您可以談談《家書》對您的影響嗎？
傅聰：憑良心說，《家書》我很少看，為什麼？我不忍卒讀啊！翻翻家書，我就會淚如雨下，就整天不能自持，整天若有所思，很難再工作下去。
可是《家書》裡說的話，我從小也聽爸爸經常說，我自己說出來的話，就像爸爸在《家書》裡頭說的，我寫給他的信，就好像是他自己寫的似的。所以《家書》裡的話已經刻在我心裡很深很深。特別是父親的遺傳，我現在一想起，眼淚就忍不住了！那裡邊真是一個大寫的“人”字！父親那麼純真、簡樸、平凡，可他有真正的人的尊嚴。對父親，我記憶最深的是他受煎熬的心靈，他的孤獨，內心的掙扎，與社會的不能和諧，理想和現實的衝突。出國前我在北京的時候，他曾經用詩一般的語言給我寫信，像寫懺悔錄似的，寫大自然怎麼樣冰封，小草怎麼樣在嚴寒折磨之下長出來，應該感謝上蒼。可惜那些信都沒有了，假如還在的話，可能是所有家信裡最感人的！ 我目睹父親受苦受難，這也是我早熟的原因。我很早就看到人類靈魂的兩極，人的靈魂裡有多少又渺小又神聖、又恐怖又美好的東西啊！
莎士比亞筆下的世界我很早就在家裡看到了，哈姆萊特和李爾王的悲劇我也看到了——當然我這是舉一個例子，井不是說我家裡真的發生這樣的事情，可是家裡那種大波大浪我是從小跟它一起成長的。這些經歷不是人人都有的，這些經歷也更使我有了人生的信念。
1956年，傅雷夫婦與傅聰同遊
我當年在父親身邊的時間很短，真正學到的東西其實很少，大部分都是後來自己學的。父親開了一個頭，給我指引了一條路。但
如果你們認為我的一切都是從我爸爸那裡學來的，那就把他看得太大，也看得太小了！他不過是中國幾千年優秀傳統文化一個非常突出的代表。我覺得我離父親對我的期望還有距離，有很多地方我沒有做到，這是非常慚愧的！有些原因是天性上的，在一般生活小節上，他比我嚴謹很多。他的寫字檯永遠是一塵不染，所有東西都擺得井井有條。他做人也是嚴謹的，朋友來信一定回，如果朋友信中有什麼話令他有感觸的話，他會洋洋灑灑像寫一本書一樣地回一封信。我就依不到這一點，能打個電話就不錯了，要我寫信就太辛苦了！我在國外幾十年，尤其是父母過世之後，基本上不再寫什麼中文了！多苦啊，寫一封信要花幾天，要真是那樣，我也不用練琴了，得放棄了！那樣的話，真是愧對江東父老！所以在《傅雷家書》裡看不到我的回信，因為我不願意發表出來，我覺得那些東西太幼稚了！那個時候的我跟現在的我，雖然本質上沒有什麼區別，但是在深度和廣度上有距離。（原載《群言》二零零三年第一、二期）
傅雷——中國知識分子典型的見證
冬曉：《傅雷家書》已由三聯書店出版，您有些什麼想法，願意向讀者講些什麼嗎？傅聰：父親一過世，歐洲就有好幾個雜誌的負責人問我這批書信，因為在國外很多朋友知道爸爸給我寫了許多信，我那時的妻子也收到他不少信。有個出版社多次問我，願出高價，我都拒絕了。我覺得爸爸的這份家信是有永恆的價值，是一個很特殊的中國知識分子典型的見證，我不願意讓這些書信成為任何一種好意或惡意的勢力的工具。現在由三聯書店出版，我高興，但有時也有些doubt。冬曉：疑慮？
傅聰：這詞不好譯，不是對某個人、某件事的疑慮，而是自己思想上的東西。含義不同，難譯。
我爸爸是個赤誠的人，不僅對我，對朋友也這樣。心裡怎麼想就怎麼寫，他的內心生活全部在信中反映了出來。但這些信都是五六十年代寫的，都帶著當時的時代氣氛和他的心境、情緒。
雖然他一直坐在書齋裡，但從信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跟當時的社會生活血肉相連。不過有些想法，我想如果他還活著的話，可能會很不同。
傅雷在書房裡
冬曉： 那是反映了當時條件下，一個知識分子的思想和感情。 傅聰：這些信的價值正在於此。剛才說我還有些doubt，就是說他在某個時期對自己做了相當多的解剖、自我批評。現在看，有一些可能還要回到原先的認識上去。如他一九五四、五五年到社會上去，看到了整個國家轟轟烈烈的建設景象，深受感動，又說看了許多解放戰爭、革命戰爭時期的小說，補了課，使他感到他以前的“不能夠只問目的不問手段”的認識是書生之見。可是我覺得，他原來的這個見解卻是對的。經過十年浩劫，甚至一九五七年以來的歷史，證明了只問目的是不行的。也許我有點杞人憂天的doubt。爸爸在國內文藝界有一定聲望，大家尊敬他，這些家書出版後，會不會對有些內容不能從本質上去了解，而只從表面上去看？冬曉：人們會理解的。在當時，他在信中反映的就是一個老知識分子對國家的那種虔誠，那種熱愛。他急於要跟上新的時代，急於要使自己融合到新的時代中去，所以他努力地跟隨形勢、否定自己，那是一種真摯的感情。
傅聰：也許我在西方待久了。我認為，一切信仰沒有經常在懷疑中錘鍊，是靠不住的，是迷信。 我覺得我們知識分子對造成現代迷信也有責任。知識分子應該像鳥，風雨欲來，鳥第一個感受到，知識分子最敏感，應該永遠走在時代前面。可是我們也參與了現代迷信，沒有盡到知識分子的責任。
爸爸說過，“主觀地熱愛一切，客觀地瞭解一切”。正因為中國人太主觀地熱愛一切，而不客觀地多作懷疑，多懷疑就不會盲目闖禍了。爸爸基本上是一個懷疑主義者，他說的“瞭解一切”，就包括懷疑。瞭解包括分析，分析就先要懷疑，先要提出問號。他在一封信裡說：“我執著真理，卻又死死抱懷疑態度。”死抱住一些眼前的真理，反而會使我們停滯，得不到更多的更進步的真理。我想我們的社會的確不應該死抱住教條不放，應該不斷地探求新的真理。
傅雷舊照
冬曉：您認為這些家書中反映的最本質的思想是什麼？ 傅聰：赤子之心。爸爸的信從頭到尾貫穿的最本質的東西就是這個。 看這些信，可以用這麼一句話概括這個人：他一生沒有一分鐘是虛度的，是行屍走肉的，他的腦永遠在思想，他的心永遠在感受。
他是一個在中國最優秀的傳統中植根非常深的知識分子（我說的是最優秀的傳統，從屈原一直到現在的傳統），同時又是五四覺醒的一代。他接受西洋的東西，絕不是表面的、生活習慣上小節的東西。現在在國外可以碰到很多生活非常洋化，西裝革履，家裡連中文也不說的人，可是這些人對西方文化根本沒有一點點真正的瞭解。而爸爸為什麼對西方文化能有真正的深刻的掌握和了解，就是因為他中國文化的根子扎得很深。
錢鍾書、楊絳在傅雷家茶會
我爸爸責己責人都很嚴，是個非常嚴謹的人。這一方面是由於他有著東方文化的根，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是從西方文化中來的，他的那種科學態度，很強的邏輯性，講原則，這些都是西方文化的優點，他是接受了這些優點的。他在翻譯《約翰·克利斯朵夫》這本書時說過，他受這本書影響很大。羅曼·羅蘭作為一個歐洲人，有這麼個理想：希望能夠把德國日耳曼民族和拉丁民族兩個民族的文化取長補短，創造一個更燦爛的文化。我爸爸一輩子追求的就是希望在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間取長補短，融合創造出一種新的更燦爛的全人類的文化。
剛才說的赤子之心，還要講回來。我爸爸這個人也有很多缺點，因為他是個活生生的、豐富的人，他的缺點優點都不是一般的，都是比較大的。如他脾氣的暴躁，一時衝動不能控制，可以使人目瞪口呆。
傅敏：可是他同時又可以是絕對冷靜，很理智，很嚴謹。
傅聰：那絕對如此，一切都很強烈，幅度很大。最主要的一點，是
爸爸這個人完全是真的。這跟知識的高低，品質的好壞沒有關係。冬曉：我第一次見您爸爸是在鄭振鐸先生那裡，那時鄭先生就說傅雷一輩子要為“赤子之心”受累。傅聰：他之所以是這麼一個很特殊的典型，說到最後，他是一個本真的中國人。中國人的特殊之點是感性第一，這感性第一說到底就是赤子之心。所以他雖然一方面那麼嚴謹，同時他又是一個大慈大悲的人，他的同情心非常博大，處處為人家著想，小處為兒子，稍大點為朋友，再大點為國家為民族著想，從他很多書信中可以看出這樣的態度。抱了這樣一種態度，再加上科學分析的能力，這樣的人就是優秀的人。社會上都是這樣的人，那這個社會就是理想世界了。
我每次回國來，常常一點點小事就馬上使我心裡暖起來，馬上就樂觀起來，因為我還是一顆中國人的心，感情也是中國人的。我覺得如果東方人能保持這種赤子之心，而又儘量學習西方人的理智
、邏輯性、科學精神，這就是我爸爸一直孜孜追求的世界文化的理想。
傅雷與次子傅敏
冬曉： 請談談傅雷先生對您做人最可貴的影響和幫助是什麼？ 傅聰：他最強調做人，沒有這一條就談不上藝術，談不上音樂，一切都談不上。我覺得整個國家也一樣，國家要好的話，人的素質要好，人的素質用簡單化的方法來說明很危險，像小孩子看戲那樣，這是好人，那是壞人。其實好人壞人的區別並沒有那麼簡單。人類社會不管發展到什麼階段，一定會有矛盾，人也有智力的、品格的種種矛盾。後天能給人的素質以影響的除了感性上的東西——如新中國剛創立時全中國有那樣一種氣氛，我想那時候全中國的人都好像忽然變得好了很多，那是感性的東西，感性的東西佔了很大部分。但單純靠這感性的東西是不夠的——一定要有理性的東西。我爸爸一輩子所追求的就是把感性的東西融合到理性裡去，就是我剛才講的信仰和懷疑的問題。 你問我爸爸對我影響最主要的是什麼？ 可以用一句話說：獨立思考。他是一個活生生的榜樣，獨立思考，從不人云亦云，絕不盲從。盲目的信仰很可怕，更可怕的是自己騙自己。
我認為爸爸是個文藝復興式的人物。歐洲的近代文明是從文藝復興開始。經過了四個多世紀的沉睡，除了經濟基礎，經濟結構，整個制度從封建走向資本主義的萌芽以外，還有很重要的一條是人的覺醒。那時歐洲資本主義還非常弱，但人已開始不安於人云亦云，不光是追求對宇宙提出問題，也開始考慮人活著為了什麼。我覺得我們也應該考慮這個。爸爸的信從頭至尾講的也就是這些。有了這個基礎，一切從這個基礎上產生的進步才可能鞏固，才是真正的進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