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哲學起源，認為生命循環是沒有盡頭的，我們的生老病死，世間萬物的興衰榮辱不過都是“道”的往返。在這種樸素唯物主義的思潮之中，我們的老祖宗，並不認為時間是個單獨的存在，甚至在古早的時候，連時間一去不復回的概念都沒有，逝去的只是我們的個體，而蒼天萬物則是永恆。
沒有時間觀，落實到世俗之中就是對時間的線性發展沒有概念，也不在乎。在我們的文化潛意識中，世界是無窮無盡的，我們只不過是到這世上走一遭，活一回，很久以前和很久以後的世界並沒有什麼兩樣，史前和未來對於大道而言也沒有什麼區別。
這也是為什麼佛教的輪迴理論和道教的下一世投胎理論最為契合中國人想法的原因——當然，他們其實也是入鄉隨俗，為了契合中國古人心態，為了傳教（弘法），對自己的宗教理論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是之謂“入世”。
因為不同於西方人對時間的理解，中國古人的紀年方式有自己的特色。既然時間不是單獨的存在，那麼我們要如何記住呢？當然是以發生的那些大歷史事件（眾所周知）來作為相對應的標誌。而這些事件連續不斷地發生，就好像改年號——這也是大事——通過一些大事的發生來循環變化年號，方便我們記憶時間和發生的事情。
我們一聽那個年號，就知道發生了什麼大事。
在秦漢以前的紀年方式有兩種。
太歲紀年法
一種就是星曆。以木星運轉規律來參照的“太歲紀年法”。木星公轉一週大致是十二個月，再配以十個“歲陽”，形成六十個“單元”，並分別命名（星紀 、玄枵、諏訾、降婁……），用以作為年份的名稱，此為紀年。
這套方法是以六十年一循環的，因此每六十年就把原來的名詞按次序再來一遍。可是這六十個名詞彼此之間看不出關係，實在是太難記憶和核對了，彼此之間的順序非專業星相、曆法家無法弄清，這就失去了紀年的意義，畢竟紀年是為了讓大家都明白時日。
歲星由西向東的運行，和人們所熟悉的十二辰的方向正好相反，所以歲星紀年法在實際生活中應用起來很不方便。為此，古代的天文學家便設想出一個假歲星叫“太歲”，讓它和真歲星背道而馳，這樣就和十二辰的方向順序相一致，並用它來紀年。那麼用十二地支和十個“歲陽”（天干）兩兩相配，既簡單好記，又有規律，而且依然是六十年一個輪迴，我們稱之為“一甲子”——第一個就是天干“甲”與“子”相配，算是一個輪迴的開始。
六十年對於壽命不高的古人來說，把自己這輩子幹的事年份記住，是綽綽有餘的。不過史官們在修史書的時候，幾百年一轉眼就過去，六十年對於歷史來說，不過是一瞬間，而甲子紀年在史書中不斷重複，勢必也會造成時間概念的混淆，那麼怎麼辦呢？
王號紀年法
聰明的古人就想出了另外一種紀年方法——王號紀年。
如周朝歷史就以天子周文王、周武王多少年來記載。諸侯國記錄本國曆史，則以本國國君為起點來記錄，如魯莊公多少年，這樣就非常方便。當然出於對中央王廷的尊重，使用周王某年來紀年的情況也有。
從《春秋》、《戰國策》等典籍來看，人們日常交談中，涉及到歷史時間問題的時候，還往往配以當時的歷史大事件來強調說明。比如某年的大地震，某年的大洪水，某年的彗星貫日。如“魯某公某年，彗星貫日次年”。這種歷史事件的添加無非就是為了更準確地確定時間節點。在早期的紀年方式中，大多是這兩種方式，並且配合歷史大事件。
我們在閱讀這些古籍的時候，有時候就需要自行對照，或者參照最流行的思維導圖，訂正書上這個年份在線性公元紀年法上的時間。如《史記·秦始皇本紀》：
二十六年，齊王建與其相後勝發兵守其西界，不通秦。秦使將軍王賁從燕南攻齊，得齊王建。
這個二十六年，因為是秦始皇本紀，那自然是從嬴政出生算起，也就是公元前247年之後的二十六年，即前221年。這一年，齊王建終於清醒過來，與秦斷交，屯兵國界之西，但是為時已晚，王賁從燕國南部（二十五年滅燕）攻入齊國，統一六國。
年號紀年法
到了漢朝，干支紀年法被普遍採用。那麼在平安無事的時候，可能就會使用“庚子”年之類的說法了，這種紀年法一直沿用到清末、民國初，如我們熟知的“戊戌六君子”，“戊戌”就是紀年，“戊戌變法”即指在1898年“戊戌年”歷時103天失敗的維新變法。
而在這種紀年法被大幅採用的同時，漢代還增加了一種用“年號”來紀年的方法。這實際上就是為某一年取個名字，然後再為這一年之後的時間進行編號。那麼為什麼要取年號呢？實際上還是對歷史重大事件或者天地異象進行記錄，也就是前面的王號紀年加上重大事件的混合體。
比如公元712年，李亨退位，讓位於太子李隆基。這是大事，自然要記錄，所以改元為“先天”，所以這一年就是“先天元年”，而713年就是“先天二年”。而在這一年，又發生了一件大事，李隆基除掉了干政勢力，賜死了太平公主，真正掌握了皇權。這一天對於大唐李家來說，殊為不易，在皇家看來是開啟了武周之後的新紀元。
所以公元713年又被定為“開元元年”，同樣也是“先天二年”，我們看到這個年號，就知道這是唐玄宗李隆基真正掌握實權，開啟“開元盛世”的第一年。
年號紀年法就已經接近我們如今使用的公元紀年法，有了線性時間發展的味道在裡面。但是不同於如今的地方在於，這個年號是會變的，也就是說雖然在年號內是線性的，但是在歷史上還是一個個年號的循環。在古人心中這是認可的，因為這意味著一個時代的結束和開始。
如今還在使用年號紀年法的國家中，最典型的就是日本，去年改年號“令和”，今年就是“令和二年”。
國號紀年法
這種方法從秦始皇就開始了。“秦始皇”，就是秦朝第一代，“秦二世”，就是秦朝第二代，其實這是一種類似於公元紀年的完全線性紀年法，可惜秦二世不爭氣，沒有把嬴政設想的鐵桶江山千秋萬代地傳承下來。假如秦朝一直傳承下來，那我們的紀年法方可能就和西曆線性紀年法是一樣的。比如今天，就是“秦始皇二千二百四十一年”，是年，新冠病毒猖獗。
不過這只是一種假設，隨著秦王朝的終結，新王朝的建立，每個王朝都不認可前朝，所以這種國號紀年法非常小眾，並不被普遍認可。
其實我們現在還有個省份，在用這種紀年法，如“民國某某年”。
上面這些紀年法，都是我們祖先使用過的，但是相對於西曆的以公元為原點的純線性紀年法，雖然各有特點，但西曆的優勢是很明顯的。我們在上溯歷史的時候，要標稱朝代、年號、編年，如“清康熙十二年”，我們能大概知道這是康熙登基後十二年，如果熟知歷史的話，還會知道這一年，吳三桂起兵，三藩之亂爆發。
西曆紀年法
可是這到底是是哪一年呢？我們還需要查驗，才知道這是1673年，八年後吳三桂兵敗。也就是說今天的我們在讀史書的時候必須要把腦筋轉一個彎。如果不轉這個彎，我們很難清楚康熙十二年到底是什麼時候的事情。轉換成線性的1673年，那麼自然就知道，這也不過三百多年前的事情嘛。
研究歷史，其實就是尋找古今的變化和規律，那麼這種對時代的線性認知就非常重要。
其實西曆在明朝就已經傳入我國，但是直到民國才作為國號紀年法的補充方法。新中國建立之後，直接採用西曆紀年法，以固有的農曆來輔助。
我們也要清楚一點，農曆也不是線性紀年，而是循環紀年。因此，並不存在“2020年四月初八”（今天）的說法，而應該說“庚子年四月初八”，或者就是“2020年四月三十日”。
同時，西曆還有比咱們使用的循環曆法要好的一點，那就是可以預見未來。這個預見未來，是指可以固定目標，比如說“2025年，我們要完成全民富裕的目標”，那麼我們就知道只有五年了，我們要努力幹。而如果使用日本現在還在用的年號紀年法，那麼在到了那一天，這個年號是否還存在呢？無疑也會造成記錄歷史的麻煩。
既簡潔、又明瞭、還可以線性延伸，這就是為什麼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使用西曆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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