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一提起長安，許多中國人的民族自豪感就油然而生，長安地理位置優越，易守難攻，坐擁八百里秦川，秦國在遷都咸陽之後，國勢愈加強盛，最終為統一天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秦末的楚漢之爭，項羽最終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放棄了定都長安，使得劉邦趁機佔據關中，使之成為穩固的大後方，最終成就了西漢王朝的霸業。在最終取得反對王莽統治的勝利後，自認為繼承西漢基業的光武帝劉秀，卻最終選擇定都洛陽，放棄了長安。那麼，劉秀出於怎樣的考量，最終放棄了據有山川之利、定都歷史悠久的長安，選擇位居中原腹地的洛陽？仔細分析一下，大致有四大因素決定了劉秀的這一歷史性抉擇。
長安的地理位置優越性決定了劉邦棄洛陽定都長安
都城是一個帝國的政治中樞和統治中心，是立國根本，它的選取得是否妥當，關係到帝國的長治久安。定都，絕非是一個簡單的都城選址問題，它受諸多因素影響，主要體現在人心向背、統治秩序穩定和各類資源的分配等。
在取得四年楚漢戰爭勝利之後，公元前202年2月，劉邦在定陶登基稱帝，接下來面臨的第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定都何處。隨後，劉邦來到了洛陽，並住進了南宮。此時不論是劉邦還是諸位功臣大都打算定都洛陽，畢竟這曾是東周王朝的都城，有王者之氣。就在此時，一個小人物——婁敬的出現，改變了這一切。婁敬是齊國人，曾在西北邊陲隴西從軍，剛好路過洛陽，聽說劉邦有定都洛陽的打算，便通過自己的同鄉關係見到了劉邦，並從歷史、地理、軍事、民心等方面陳述了不宜建都洛陽的原因，又論證了建都長安的重要意義。劉邦頗為心動，但因為定都事關重大，就召集群臣商議，由於劉邦的功臣集團大都是豐沛集團人士，不願意背井離鄉去關中之地，更願意留在離家鄉更近的洛陽，“正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這就使得劉邦猶豫不決。張良私下勸諫劉邦，從洛陽和長安的地理位置出發，同意婁敬的觀點。最終，劉邦採納了定都關中的建議，於當年八月正式定都長安。
夫關中左餚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婁敬說是也。
四因素決定了劉秀定都洛陽而非長安
西漢末年，王莽代漢建立新朝，由於王莽推行的“復古改制”嚴重脫離實際，水土不服，不僅改制最終失敗，而且喪失了地主官僚階層和普通百姓的聯合摒棄，“赤眉起義”成為點燃對王莽政權不滿的導火索，特別是在王莽政權覆滅後，天下重新陷入紛爭，天下割據政權並起，稱孤道寡之人多達十多人。
光武帝劉秀
在這樣的亂世中，雖然劉秀是漢室宗親出身，但到了他這一代，家境早已沒落，趁著赤眉起義造就的亂世，起步一般的劉秀，最終憑藉自己的膽識和匡扶漢室的策略，在家鄉南陽豪族和河北地方豪強力量的支持下，於公元25年，定都洛陽稱帝，建立了東漢政權，並以此為根據地，開始了長達十多年的統一戰爭，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在消滅割據巴蜀之地的公孫述勢力後，劉秀終於統一天下。但是，儘管劉秀始終宣稱自己是漢室的繼承者，甚至不惜追認西漢諸位皇帝為法統上的祖先，但是，卻始終沒有效仿漢高祖劉邦那樣把都城從洛陽遷回長安。這一抉擇絕非偶然，其背後有著地理戰略形勢、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考慮：
其一，從地理戰略形勢來看，與長安相比，東漢初期的洛陽更加有利。雖然東漢初期的關中之地與秦末時期地理客觀條件沒有發生太大變化，但地理戰略形勢卻已大相徑庭。前面已經提及，當年漢高祖劉邦之所以採納婁敬和張良的建議，主要是看中關中之地優越的地理位置，只要扼守住函谷關天險，就足以進可東出平定天下，退可以自保。但是，
地理戰略的優勢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在秦末時期，秦國佔據的關中之地北部和西部有效控制了北地、隴西等郡，消除了北部和西部的戰略威脅，南面的巴蜀之地也在秦國的掌握之中，直接的威脅僅來自於函谷關以東，地理戰略位置的優越性不言而喻。然而到了東漢初期，在劉秀暫時定都洛陽之際，關中之地仍然在更始政權和赤眉軍的掌握下，即使是劉盆子獻出長安之後，關中之地仍然處於四戰之地。關中西部是割據隴西，擁兵數萬的隗囂，其佔領的隴西高地可以居高臨下攻擊關中地區，隗囂曾多次出兵關中，使得長安長期處於戰爭狀態。秋，囂將步騎三萬侵安定，至陰盤，馮異率諸將拒之。又令別將下院，攻祭遵於講，兵並無利，乃引還。--《後漢書卷一三·隗囂傳》
昆陽之戰
綠林赤眉起義
佔據河西走廊五郡的竇融家族勢力強勁，雖然沒有爭奪天下的打算，但是時刻準備趁亂牟利；佔據巴蜀之地和漢中地區的公孫述勢力更加強大，“北據漢中，杜褒、斜之險；東守巴郡，拒扞關之口；……見利則出兵而略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下漢水以窺秦地，南順江流以震荊、楊（揚）”，自南面對關中形成嚴重威脅。
反觀洛陽，其“左據成皋，右阻澠池。前鄉嵩高，後介大河。建滎陽，扶河東。南北千里以為關，而入敖倉。地方百里者八九，足以自娛”，是進可攻退可守的戰略要地。再加上劉秀稱帝的主要依靠力量來自於家鄉南陽和河北地區的豪強勢力，這就使得佔據洛陽的劉秀在南北兩方向獲得了安全保障，只需重點對東。西方向的割據勢力下手，地理戰略位置的優勢遠勝於長安。
其二，從經濟層面看，東漢初年的關中地區，歷經持續戰亂，民生凋敝，無力承載都城聚集的大量人口帶來的錢糧等後勤供應。在赤眉起義之前，關中地區確實是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之一，足以支撐數百萬人口的物資消耗。但是，受多年戰亂影響，關中地區遭受了嚴重的破壞。赤眉軍、綠林軍和王莽的新朝軍隊在關中地區反覆拉鋸，爭奪長安。這就導致了關中地區的人口大量流失，農業發展嚴重退步。
《漢書·地理志》記載，西漢時期京兆郡和河上郡的人口加起來已經有一百五十萬了。“元始二年，（京兆郡）戶十九萬五千七百二，口六十八萬二千四百六十八，”“（河上郡）戶二十三萬五千一百一，口九十一萬七千八百二十二。但是，到了東漢初期，據《後漢書·郡縣誌》記載，
京兆尹戶五萬三千，口二十八萬五千四，河上郡戶三萬七千九，口十四萬五千一百九十五。僅相當於原來的一半多一點。赤眉軍控制的更始政權之所以被迫投降劉秀，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在於數十萬赤眉軍已經無力從關中之地獲得足夠的糧草供應。反觀洛陽，由於遠離戰亂中心，經濟損失不大，洛陽地處大平原，人口稠密，農業發達，經濟基礎較好。這就使得洛陽相比於被戰亂破壞的長安更加的具有吸引力。據史料記載，永和五年，三川郡戶二十萬八千四百八十六，口百一萬八百二十七。再加上洛陽離關東糧食主產區更近，可以利用黃河水運，糧食運輸更加便利。此外，都城還需要供養皇室大臣及其家屬，以及一直數量可觀的維持都城安全的軍隊，這些不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口數量龐大，需要大量財力糧食保障供給。因此，在東漢初期，長安已經喪失了成為都城的基本資格，洛陽則成為了不二選擇。
其三，從軍事層面看，劉秀賴以起家的軍事根基在河北地區，平定各路割據勢力必須緊密依靠基本盤，遠離根據地的長安並不是合適的都城選擇。 眾所周知，劉秀的發跡來源於其在河北地區的作為，當年更始帝派遣劉秀前往河北，使得劉秀獲得了獨立經營個人勢力的機會。
光武於是復北征燕、代。詢移書屬縣，講兵肄射，伐洪園之竹，為矢百餘萬，養馬二千匹，收租四百萬斛，轉以給軍。
他趁機籠絡當地豪強，獲得了幽州十郡精銳騎兵“突騎”。尤其是“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再加上河北地區地處燕趙之地，與遊牧少數民族混居，民風彪悍，尚武氣息濃厚，是良好的兵源補給地。這就使得河北地區成為劉秀爭奪天下的重要根據地。而長安地處關中之地，難以有效掌控河北之地，若授權與他人，又難免有尾大不掉的擔憂。而洛陽距河北之地不遠，可以更有效地掌控河北之地。
其四，從政治層面看，定都洛陽可以更好地籠絡南陽和河北地區豪族勢力。地方豪強勢力是爭奪天下的主要依靠力量，必須著重加以籠絡。東漢初期的天下爭奪戰，不再像秦末那樣“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草根創業格局。秦末時期，更多是出身底層沒有什麼背景的人憑藉膽識能力揭竿而起，共同完成了推翻秦朝統治的大業。最終勝出的劉邦不過出身於泗水亭長這樣一個基層公務員，他賴以起家的豐沛功臣集團大都出身低微，除了蕭何出身秦朝基層官吏外，其餘人等大都是販夫走卒出身。可以說，秦末時期的爭奪天下是草根階層的盛宴。
經過了西漢兩百年的階層固化，地方豪強早已尾大不掉，成為威脅皇權的重要力量。劉秀與他哥哥劉縯最初在南陽起兵，靠的就是家鄉南陽的豪族勢力。後來有機會能在河北建立根據地，一是靠的是上谷、漁陽等郡的豪族支持，以此獲得了精銳的幽州突騎；二是依靠與大姓郭氏的聯姻得到了包括真定王劉揚在內的河北豪族的支持。從地理位置上看，洛陽恰好位於南陽和河北地區之間，劉秀坐鎮洛陽，可以北控河北豪強，南制南陽地方勢力，這樣一來使得自己的大後方更加穩固，可以更有心力東征西伐其他割據勢力。
東漢洛陽城
東漢疆域圖
此外，打天下容易坐天下難，治理天下更加需要依靠和制衡來自南陽和河北地區的豪族的力量。遷都遠離南陽和河北地區的長安，對有效控制這些豪族勢力更加不利。
更重要的是，考慮到維繫自己的勢力，再加上安土重遷，這些豪強勢力並不願意作為統治中心的都城遠離自己的大本營，甚至會對劉秀流露出來的遷都長安的想法加以抵制。 在經歷了十多年的統一戰爭後，關中地區逐漸恢復了元氣。考慮到長安是西漢王朝正統的象徵，再加上當年劉邦也曾從洛陽遷都至長安，劉秀一度考慮遷都長安。
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劉秀西巡長安，在祭祀了西漢諸位皇帝之後，劉秀詳細考察了關中地區的風土人情，甚至修復了原本毀壞的西漢宮室建築。這無疑是透露出遷都的蛛絲馬跡。這就引來關東地區地方豪強的猜忌和憂慮，《後漢書》記載：“是時山東翕然狐疑，意聖朝之西都，懼關門之反拒也。 “因為在他們看來，這些舉動透露出劉秀似乎有遷都長安、並以函谷關來控制東方的意圖。這顯然不符合關東豪強的切身利益，由於豪強勢力強大，再加上他們之間時常抱團取暖，為了保證皇權的穩固，劉秀不得不採取妥協和謹慎的態度對待關東地方豪強勢力，這也就是後世常說的劉秀的治國之道——“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結語
在群雄並起的新朝末年，被後世戲稱為天選之子的光武帝劉秀，一方面憑藉自身的漢室宗親身份，另一方面依靠自己的柔性手段，得到了南陽和河北地區豪強勢力的大力支持，最終定都於洛陽，放棄了定都長安的打算。這一打算背後有著地理戰略形勢、政治、軍事和經濟等四大方面因素的考量。毫無疑問，還於西漢舊都長安是彰顯自身正統性的一種重要手段，但是，素以“柔道”治國理念著稱的劉秀更看重穩固政權的實際作用。在平定天下階段，定都長安這樣的政治資本只是表象，最終還是需要“以武止戈”，因此緊密依靠關東豪強勢力定都洛陽更加有利於統一天下。到了天下統一階段，劉秀雖有意還都長安，但是此舉遭到了王朝主要的支持力量——關東地區的豪強勢力的反對和猜忌，如果強行遷都長安，無疑會遭到朝廷內部的分裂，甚至為日後叛亂和離心離德埋下種子，權衡利弊之下，劉秀最終默默地放棄還都長安的想法，繼續將都城定於洛陽。直到東漢末年，涼州軍閥董卓為確保就近掌控漢獻帝，焚燬洛陽及其周邊二百里的宮殿建築，脅迫漢獻帝和大臣們遷都長安，這才以悲慘的方式圓了劉秀還都長安的夙願。
參考資料：《史記》、《後漢書》、《資治通鑑》等
